夷陵之战，刘备犯了哪几个错误，让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编者按：夷陵之战是三国时代极为惨烈的一场大战，自章武元年(221年)七月至章武二年(222年)八月，刘备为夺回荆州、替关羽报仇，亲率大军攻打东吴，最终在夷陵被陆逊所败，蜀军损失极为惨重，“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汉政权从此彻底退出了荆州争夺战，也断送了蜀汉君臣们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同时，自此战结束到蜀国灭亡前，魏蜀吴三国疆域几乎没有大的变动，因此，这一战也被认为是三国前后时期的分界。不过，虽说夷陵之战对于三国历史极为重要，但大多数人对于此战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刘备为关羽复仇怒而兴师、陆逊火烧连营这两处上。对于此战的经过并不了解，本文今天就来仔细介绍一下夷陵之战的来龙去脉。
夷陵之战本质上是吴蜀荆州争夺战的延续。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以及被编选入教材的关系，如今我们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对熟悉，但事实上，就在诸葛亮将“跨有荆益”二州当做刘备接下来战略目标的同时，曹操麾下谋士郭嘉就已经向曹操建议“当先定荆”，将荆州的战略价值放在了一个极高的优先级上。而早在郭嘉、诸葛亮两位谋士定计的七年前，鲁肃就已经为孙权密议，“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最终计划建立一个占据长江以南的割据政权。从理论上来说，东吴的这一战略的实施难度要低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毕竟相比于刘备，孙权拥有更加深厚的基本盘。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亡，鲁肃就建议孙权出兵荆州。可以说，吴蜀两国的战略目标本就蕴含有相当大的冲突。若非曹操南下，孙刘被迫联合抗曹，双方的冲突可能自刘表病亡后就会即刻爆发。但曹操的出现也只能暂时压制双方矛盾，孙刘双方依旧因荆州问题而几乎兵戎相向，赤壁之战曹军兵败后，孙刘联军围困江陵，虽说是“孙刘联军”，却仍是以吴军为主。在这种情况下，若江陵城破，江陵于情于理都势必为东吴所据。因此，为扩张势力，建安十四年，刘备以切断江陵物资来源为由，攻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值得一提的是，孙权对于刘备“巡行江南”的请求一开始持默许态度，只不过，由于四郡本就新降曹操，尚未完全归附，再加上赤壁之战的惨败让曹操的威胁感大降，面对荆州抗曹派领袖的刘备，四郡太守都未做太多抵抗就宣布投降，就连割据庐江地区的雷绪，也选择归附刘备。四郡降服的如此之快，是东吴君臣所没有想到的。建安十五年，为减轻长江防线压力，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同意了刘备借荆州南郡的要求，于是荆州江汉地区的防务由刘备所部承担。这也是演义中时常提到的“借荆州”事件。但之所以孙权同意借出南郡，孙、刘两家站在各自立场，却有不同视角。在刘备一方看来，孙权将南郡出借，是为了缓解军事压力，将他们当做抵抗曹军兵势的屏障。但在东吴一方而言，刘备此前占领武陵四郡其实是摘了东吴的桃子，成了赤壁之战最大的受益人。而南郡不同于武陵四郡，地处孙曹交战前线，如果东吴要保全南郡，就白白成为了武陵四郡的军事屏障，这才是东吴将一郡之地交割盟友的原因。“赤壁战胜,不为无功,故孙权听其自取荆州数郡,不加阻力,无异假借。遂各持一说,亦即为孙、刘日后构衅之因。——庐弼注《三国志.先主传》”由于立场不同，孙刘对于荆州南郡及南郡之南的武陵四郡归属产生了重大争议。建安十九年，刘备夺取益州，孙权遣诸葛瑾向刘备讨还荆州被拒，一年后，孙权委任荆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官吏，遭关羽驱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和赤壁之战之后的情况不同，由于此时曹操已入汉中攻袭张鲁，担心后院失火的刘备只好选择退让，“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建安二十四年夏，魏蜀爆发汉中之战，同年秋，关羽于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汉中之战和樊城之战的胜利让刘备初步达成“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同时也让曹魏与东吴深感威胁，尤其是对于东吴，如果益州、汉中、荆州南郡等地为刘备所得，东吴就再无扩张可能，更别提“竞长江所极”的战略。于是，东吴背蜀联魏，偷袭关羽，占据公安、江陵、夷陵等重镇。客观来讲，刘备、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刘备伐吴的确有为关羽报仇的因素在内，但从整体来看，夷陵之战依旧是吴蜀两势力关于荆州归属矛盾的延续，对刘备而言，失去荆州，“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军事图景便再难实现。和演绎中兴兵七十五万伐吴不同，历史上的夷陵之战蜀国的总兵力并没有如此夸张，按照《三国志》等文献记载，其总兵力在十万人上下，是吴军的两倍。然而，兵力的优势却难掩伐蜀军将领的缺乏。刘备本计划令张飞率军自阆中出发，会师江州。但张飞却由于“暴戾无恩”被部下张达等人所杀。此时，其麾下宿将中，已无一人可用：马超染病，当年即病死；黄忠死于两年前，魏延守汉中无法脱身，赵云、黄权二人反对伐吴，自然也不能委以重任。于是刘备不得不亲自挂帅，并擢用吴班、冯习等一批资历和能力稍弱的督将。章武元年七月，蜀将吴班攻占巫县、秭归两地，并在秭归依山筑城，夷陵之战爆发。但在此时，刘备犯下了一个最不该犯的一个错误：他兴兵伐吴，却让大军在秭归滞留了将近5个月，直到第二年正月，他才到达秭归。有人认为，蜀国之所以驻军秭归，是为了等待公安、江陵、夷陵等地反吴势力响应，但此时距离东吴夺取荆州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间，孙权并未虚掷，他大力加强对于归降地区的整合，恩威并施。一方面对于不肯归附的五溪蛮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对归降将吏大加重用，荆州人心已然开始归附。结果，五个月间，除了前面提到的五溪蛮外，刘备的大军没有得到当地任何的呼应。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使得蜀军丧失了作战先机，给东吴君臣组织军队、调动物资留下了极其充裕的准备时间。刘备到达秭归后，大军终于开拔。吴班、陈式率水军出峡口，顺流而下，黄权率偏师从江南道（下面简称江南道）进发，掩护江南夷陵道（下面简称江南道）的刘备主力。从这一安排来看，刘备军的主攻方向无疑是江南道。如果单从地势上来看，从江南道进军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三峡一线长江之南，水网密集，如夷水（清江）、汉洋河（渔洋河）等河流，都于此与长江汇流。东吴宜都太守、镇西将军陆逊就坐镇夷水尽头重镇陆城，本就是东吴水军重兵屯驻之地。更重要的是，江南道道路崎岖狭窄难走，并不适合大军团作战。此时，加上响应蜀军的五溪蛮军队，刘备军已经增兵至10万。选择这一地区，无疑是扬短避长。这一弱点果然被陆逊洞悉，面对刘备的大军，他约束部下宿将的请战要求，解释称：“（刘备）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和江南道相比，江南道的地势更加适合军队展开，主要以丘陵和谷地平野为主，但问题在于，沿秭归北行，即是上庸、房陵二地。江陵之变时，蜀将孟达便携两郡归魏，而两郡又与襄阳、宜城等魏国重镇相连。刘备伐吴前，虽然试图与魏停战，但曹丕的立场依旧不明，如果大军沿江南道进发，很难说是否会遭遇魏、吴两方夹击。而当地平坦的地势同样更利于北方骑兵的驰突，正是因为这些考量，刘备才放弃江南道的进军计划，而是让黄权率偏师驻守，保护伐吴大军侧翼。历史很难假设，因此，我们不知道若刘备以江南道伐吴，结果是否能够改写。但夷陵之战的结局却表明，在双方军队战斗力相对持平的情况下，地利带来的优势有时候足以左右胜负。为了达到疲敌的目的，陆逊并未在蜀军士气最胜之际与其交战，而是接连退却五六百里，将蜀军引入三峡。这一地区水流湍急，地势险要，对于后勤和部队行军休整极为不利。“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隘流汛,水有惊波之难,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驰不过百舰”。至于吴军，则依靠夷陵一带险要的地势，抵挡住了蜀军陆军的攻势，将他们牢牢困于此地。更重要的是，关羽所练就的精锐水师在江陵之战时已经损失殆尽，此时吴班、陈式所领的水军是菜鸟级的益州水师。如果是在三峡地区，依靠顺流而下的优势，吴水军即使有着训练和装备优势也难以相抗，但在夷陵，三峡的天然增益BUFF也就基本失效了。夷陵即如今的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据清《东湖县志》载：“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故名其地为夷陵”。和狭窄险要的三峡不同，江水入夷陵后陡然宽阔，水流也随之变缓。在这种流速缓慢、水面宽阔的地带作战，吴蜀两国水军的实力差距就变得难以抹平，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蜀军水陆脱节的一幕：当时蜀军前锋已经攻至夷道（夷陵下游地区），而水师却还驻军夷陵上游。没办法，如果再前一步，蜀国水师很有可能瞬间就被吴国那群同行打没了。如此一来，我们也能理解刘备为何会让吴班率水军上岸诱敌，并非是刘备不重视水军，他“舍船就步，处处结营”，是因为夷陵一带已经不再利于蜀军水师。只能依靠相对优势的陆军寻找破局点。然而可惜的是，直到最后，蜀军也未能击穿吴军的防御，士兵们因为被阻于山林半载而士气日沮。到此时，伐吴之战的成败基本上就已经注定了。最终，吴军朱然乘舟绕至蜀国前锋冯习的背后，以火攻寨。盛夏时节，曾经火烧博望坡的刘备不太可能忽略防火，因此火攻并不能直接杀伤敌人，但已经疲惫不堪的前锋在东吴军的包围下很快就溃败下来。如法炮制下，蜀军的后续部队也接连陷入混乱之中。吴军一路追亡逐北，并利用水军截断蜀军退路。此后，刘备虽然试图在马鞍山收拢残兵挽回败局，但在陆逊的围攻下，已是惊弓之鸟的蜀军很快再次崩溃，就连刘备本人，也只能趁乱突围，逃至秭归。若不是得到赵云、马忠等人的接应，才得以脱险。但此时，曾经声势浩大的十万大军也已经几乎烟消云散。而身处江北夷陵道的黄权，在刘备马鞍山兵败，归路断绝的情况下，也只能率领麾下将士北上，向魏国投降。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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