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编者按：襄阳之战是宋元之间爆发的一次关键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的安阳滩之战开始到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吕文焕降元，襄阳之战历时6年，最终以襄阳城陷落，南宋战败而告终。对于襄阳的陷落，网络上常认为是元军投入了先进装备——回回炮。那么，情况真是如此吗？
襄阳城为南宋坚城，是南宋北抗蒙古骑兵的重要军事要冲。有学者统计，在长达六年的襄阳围城战中，南宋组织了至少14次支援襄阳城的行动，而蒙古为了隔绝襄阳内外，开始效仿南宋的筑城战术，“于要害处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得通”。这种打法同样消耗甚大，“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以至于战后对于是否继续攻宋举棋不定，左丞相许衡等谋臣上书称“宋三百余年，人心坚固，君臣辑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粮储充足，将士如云，谋臣盈廷”。可见襄阳之围对于他们的冲击之大。公元1235年春，蒙古将领阔出取道金州、光化，沿汉水东下，口温不花则出兵江淮，侵略南宋荆襄防区北部防线。很快，唐州、邓州陷落，“襄阳、随、枣、荆门、古郢、江陵诸郡相继被兵。”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坐镇襄阳城的是京湖制置使赵范，御下无方，以至于“民讼边防，一切废驰”，最终酿成襄阳南北军之乱，镇北军焚毁襄阳城郭、仓库。襄阳失陷后，蒙古并不重视此地要津的军事作用，只是匆匆将当地百姓迁往洛阳，襄阳城几乎荒废。如今我们讨论的南宋襄阳城为淳佑十一年，南宋都统高达收复襄樊后重建。与蒙古人的忽略不同，经历端平之乱后，南宋君臣对于襄阳地区的重视度有所提高，认为“江西可藉以无忧者，犹有襄州”。
的确，从地望来看，襄阳“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四通八达的交通，为襄阳城赋予了极高的战略意义，若蒙古占据此地，进可虎视东南，退则能屏蔽中原腹心。而南宋如果得到襄阳，便可保守上流，继而转进西北。南宋名将孟珙就极其重视襄樊城防，《唐宋御夷得失论》评价说“蒙古灭金图宋，锐不可当。孟珙以孤军与持荆襄、巫夔间，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襄阳城的地势同样得天独厚。襄阳城北部即是南阳盆地，北面和东面则为汉水所环绕，对岸地势虽然平坦，却有樊城拱卫，战时襄、樊两城可以互相支援。更重要的是，汉江自襄阳以南流经郢、复诸州时，其江面及江畔平原皆逐渐开阔，难以控扼汉水，失去了阻遏水军南下的作用。 正因如此，襄阳城重建时，南宋极其重视此地的防御。建造时，城墙为砖制结构，出于防御抛石机等攻城器的目的，襄阳城以平头墙代替了传统的女墙，即改齿形垛为一字垛。同时，为了便于观察和射击，平头墙上又留有呈的“品”字形状的方孔眼。修建完成后的襄阳城，东、南、西三面皆有宽如湖面的护城河。而针对“针对楼橹、雉堞委皆壮观，止其中炮台、慢道稀少，缓急敌人并力攻城，缘道远，援兵难以策应”的情况，又“增筑炮台四座，慢道十一条”。城外的外围防线同样让人却步，城南七华里有岘山设险，城西七华里有万山北临汉水，南与顺安山相接，城北与樊城隔江而望，互为奥援，而在城池周遭，另有牛角堡、古城堡等军事据点拱卫。襄樊之战前期，蒙军虽然多次挫败南宋援军，但对于这座经营多年的坚城，依旧没有任何办法。“城中粮储多，围之五年，终不下”。网络上很多人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和一件新式武器有关。根据《元史》记载，襄阳以及其双子城樊城皆是因此物而陷落：
“会有西域人亦思马因献新炮法，因以其人来军中。十年正月，为炮攻樊，破之”。“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於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亦思马因是西域回回人，原籍旭烈（今伊拉克纳杰夫），一说木发里（今伊拉克摩苏尔）。他于1271年与回回木发里人阿老瓦丁一同被召至元大都制炮（抛石机），1273年炮成，由于两人皆为回人，因此新炮被称为回回炮，又称巨石炮、襄阳炮。此时，各国对炮具的应用已经相当成熟，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载，“凡砲（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故旋风、单梢、虎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又阵中可以打其队兵，中其行伍，则不整矣”。宋代炮具主要按照梢（即抛竿）的多寡区分种类，有单梢、双梢乃至五梢、七梢炮等不同分类，一般来说，为防止抛射时折断梢杆，抛射物的重量越大，梢数越多。另有如旋风炮、虎墩炮、车行炮、手炮之类的特殊炮种。炮种虽多，但这其中即使是梢数最多的七梢炮，其抛射石弹的重量也不过是九十到一百斤。而且由于石弹较重，其攻击距离更是只有五十步，蒙军使用这种炮具，很难对砖城结构又有完备炮台设计的襄阳城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在前期长达五年的围城战中，蒙军最大的收获就是用炮摧毁了襄阳城外的牛角堡，不过其战果也就止步于此。回回炮却不一样，和传统抛石机采用拽索式结构不同，回回炮采用了更加先进的配重式设计，即：取消了抛竿尾部的拽绳，在抛竿前端设计一个扣发装置用于固定竿体，并在尾部悬垂重物。使用时，打开扣发装置，重物快速下坠，旋即另一端翘起，盛放的石弹抛射出去。拽索式投石机动辄需要上百人拖拽才能将石弹射出，最重的七梢炮甚至需要布置二百五十人方可使用，而回回炮根据炮具大小，只需几人至几十人可轻松操纵。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人力消耗，还能减少炮阵布置的空间，增加投射密度。更重要的是，与传统抛石机相比，回回炮使用的石弹重量在一百五十到三百斤之间，投射距离也有所增加，根据记载，襄阳之战时回回炮的石弹甚至能越过护城河和城墙，直接对城内目标进行攻击。除此以外，为了增加准确度，新式回回炮还在抛竿等位置标准刻度、标尺，炮手无需全凭经验，而是可以利用这些器具辅助瞄准，射击的精度同样大为提高。宋末文人郑思肖对此炮印象极为深刻：“其回回炮法，本出回回国，甚猛于常炮，至大之木，就地立阱。炮石大至数尺，坠地陷入三、四尺。欲击远，则退后增重发之，欲近，反迫前。”实事求是的说，配重式投石机的制造技术本身与旧式投石机之间并无技术代差，应用的杠杆原理也并非是宋人不知的新事物，譬如中国古代用于取水的桔槔，其原理就与此物类似。《说苑·反质》记载“（桔槔）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因此，在襄阳之战后不久，南宋就开始对回回炮进行仿制，但就像双马镫之于单马镫，曲辕犁之于直辕犁，这类新技术极易复制却又影响深远，射击精度、威力、射程均远超旧式炮具的回回炮，在襄阳之战时一经登场就打得樊城守军措手不及。樊城守军为修补城墙，只好“以栅蔽城”，蒙军则冒着如雨矢石连夜架设回回炮，发射燃烧物“焚其栅”。在这之后，“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重视回回炮的威力，在复盘襄樊之战时，我们仍需要摒弃唯武器论。樊城陷落与回回炮的攻势有关，但即使是在汉水浮桥被焚，樊城内外交通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悍将史弼依旧需要强攻十四昼夜才攻下樊城，可见回回炮也非万能。民间素来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樊城周遭地势多为平原，不利于固守。然而，“纸糊的”樊城尚且如此，本就是宋廷重点经营对象的襄阳城，在防御力上显然要比樊城更加出色。南宋时城墙多以石砖包砌城壁，宋代砖石结构的城墙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越来越成熟的攻城炮具，而内部夯土则用石灰或糯米浆调制，其强度远比人们想象中强悍。糯米浆调制时是用煮好的糯米汁掺入水与白矾，一般是一层清水一层米浆泼洒，以便米浆深入泥土，在灰土颗粒中起到润滑和强化密实度的作用，江南土质疏松，气候潮湿，本不利于夯土城墙的养护，但根据现代模拟实验，以糯米浆掺杂的糯米石灰。虽然早期强度不如纯石灰，但在潮湿环境下，其后期强度的生成要远高于普通石灰，而加入明矾之后，糯米石灰在水中养护45天的强度是不加明矾的3.6倍，原理类似于现代工业生产中在水泥中添加葡萄糖酸钠、三乙醇胺充当水泥助磨剂。和糯米浆调制类似，石灰同样是南宋时期夯土结构的主要调制方式，被称为三七灰土。如今一些民居仍有用三七灰土强化夯土地基，而河南地区，更是时不时会在拆除百年老屋时碰到这种地基，经年累月被建筑压实后，铁镐都难以凿破。为方便拆除，施工队甚至需要动用炸药破土，可见其坚固程度。按常理论，这样的城池，即使是遭遇到回回炮这种新式攻城器的打击，也不应该就此陷落。 那么，什么是襄阳城陷落的根本原因呢？有一类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襄阳城陷落，是因为南宋权臣贾似道与忽必烈有密约，所以故意对襄阳的求援置之不理。如汪元量的《醉歌》“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似乎正是因为奸相贾似道的坐视不理，才导致吕文焕等守将在绝望中投降。
这种说法的问题并不能完全错误，至少贾似道在救援襄樊时的确有措置失当的问题。从现存的记录来看，“望断援兵无信息”一说绝对有些夸张，但南宋对于襄樊的救援不利也是事实。据考证，从咸淳四年九月蒙古军围困襄阳开始，到咸淳九年二月绿文焕投降，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南宋共组织大小十四次军事救援，从沿江制置副司及殿司、两淮诸军处派出的增援共计八次，由京湖置制司主导的援襄行动只有六次。如果从人数看，差距就更加明显，京湖方面除咸淳七年来兴国率军士数万进攻百丈山营寨，和咸淳八年五月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勇入襄支援外，其余军事行动文献都没有记载其具体人数，规模恐怕不大，相比之下，两淮防区（即上文提到的沿江制置副司及殿司、两淮诸军）对于襄阳的支援力度反而更大，曾出兵十万支援襄阳。南宋自立国以来，为抵御北面女真、蒙古等强邻，将千里江面分为川陕、京湖、两淮三大防区，两淮防区翼护南宋行在临安及江浙经济区，防御长江下游；京湖防区连接两淮、川陕，主要防御长江中下游；川陕防区拱卫四川，防御长江上游。正所谓“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 无论是按照地理区划还是防区任务，当襄樊遭遇蒙古围攻时，无论是支援物资还是出兵解围，京湖防区本应该最先做出反应。这也是后世在回顾此时的战局时，会对时任京湖制置使的贾似道的用心有所怀疑的原因。不过，当时躬身入局的人可不会像后人这样有着全局视角。
我们如今能从《元史》等文献了解，蒙古已经将主攻方向由蜀中转向襄阳。但在当时，宋廷对于蒙古攻势的转移并无察觉。宋金战争时期，两国争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淮，因此川陕地区在巩固本地防务的同时，还能留有余力对京湖、两淮进行支援，但自宋蒙战争爆发后，四川屡遭遭遇兵燹，如声势浩大的钓鱼城之战，南宋虽然获胜，但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却几乎透支了当地的战争潜力，自宋理宗之后，南宋都需要抽调京湖重兵入蜀防秋，到最后，南宋设立夔路策应司，专门负责协防四川，这种支援几乎成为常态。襄樊之战时，为了防备对于蜀中的攻势，京湖地区的重兵依旧屯守鄂州及江陵地区。而蒙古为了隐蔽其真实意图，在围攻襄樊的同时，也在蜀中地区继续保持攻势。如钓鱼城和东川，都频频有警。这也导致南宋不敢从京湖地区大规模抽调部队。而更深层的原因则与当时的朝堂斗争有关。和理宗朝孟珙收复襄樊二城时不同，当时的朝野对于襄樊地区的重视已经有所下降。这是因为，自鄂州之战后，为防止蒙古从鄂州入寇京湖，南宋开始将防御中心转向鄂州、江陵一带。彼时有言论认为在襄樊屯驻部队是“虚根本而事远略”，贾似道甚至认为襄樊二城“江面单露”，之所以不肯舍弃只是因为舍不得襄樊地区积攒的资源。诚然，在当时朝野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贾似道等人对于襄樊地区的轻视，然而可惜的是，最为重视该地的大臣李曾伯已然被远调福州。正因如此，当时南宋面对被围困多年的襄樊，竟只是调两淮兵卒这一“远水”去救火。在回顾南宋末年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注意朝局对于军事战略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末代朝廷最常见的问题。李曾伯曾是京沪制置使，主张强化襄樊防御，其政见与贾似道完全相左。鄂州会战时，李曾伯旧部高达、曹世雄等将领对贾似道的指挥不予配合。足见“俱为边境阃帅”的两人早已势同水火，矛盾难以调和。
而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李曾伯改任四川宣抚使，又被改派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彻底失去了对蜀中、京湖地区的影响力，两人之间的斗争以贾似道的胜出告终。而贾似道则通过人事安排插手京湖防区事务。值得一提的是，贾似道的亲信部下吕文德之所以在襄阳设置榷场，其实是延续了贾似道主持京湖防务时的政策，而也正是此项政策，让蒙军以设置榷场为借口，在襄樊外围据点构筑堡垒，导致襄樊两城陷入重围之中，而吕文德这位宿将也因此事抱憾而终。对于贾似道其人，我们很难单纯用“奸相”一词概括其所为，但也无须为其做翻案文章，襄樊围城时的南宋支援不利与他对于襄樊的不重视脱不开关系，而为忽必烈献计攻襄并帮助蒙古训练水军的刘整，更是为了避免其清算而降蒙。这位权臣的失职，才是吕文焕苦守五年最终献城以降的根本原因。1、熊燕军《战略错位与宋蒙(元)襄樊之战—从南宋援襄诸军的构成谈起》2、曾祥波《宋末襄樊围城陷落的一个内部...于襄樊战略地位的矛盾为起点》5、胡风雨《回回炮在宋元襄樊之战的应用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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