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53年后，荷军开始新的造舰计划，并在第二次英荷海战中投入24艘更重型且火力更强的战列舰，但其战舰的火力与英舰相比，仍居下风。例如，荷舰最大的船“荷兰”号有80门炮，每次舷侧齐射时能投射总重为568磅的炮弹，但这种火力只等于英国60门炮的战舰“费尔法克斯”号，只有英军最大船只90门炮的皇家“王子”号（每次舷侧齐射总重972磅）的三分之二而已。不过，1665-1667年前后建造的英舰普遍存有设计上的问题，如1108吨皇家“凯瑟琳”号根本就是失败品，炮位和给养都还没装载，最底层的炮口离水面就只剩3英尺，这就意味着，如果再装上炮位和给养，最底层的炮门在海况恶劣时根本无法打开，不然海水会倒灌进船舱；而满载60-70门火炮以及四个月给养的荷兰军舰，最底层的炮位距离水面仍有4英尺。此战的无序自然会降低火力的效率。
A．H．泰勒少将在分析于1666年进行的四日海战时指出：“两支舰队交战时，大多是双方相对航行，并在距离敌方200多码时交火，然后双方再转向。这样的穿梭至少有十次，每次须花上三小时。英国战舰每门火炮携带了40轮射击的弹药，最后所有战舰还都剩下10轮以上的弹药。这样算来，每轮反向交战时火炮仅能射出3轮，即每门炮每小时射击一次。”当荷兰方面首次在战斗中使用线性战术时，英国一方却背离了战列线战术。战后，海军将领威廉·佩恩爵士与塞缪尔·皮普斯聊天时评论道：“我们本该排成战列线作战的，这样我们无论如何都能打败他们。荷兰人用正确的方式作战时，我们打得一团糟（英军陷入混乱，无法排成战列线）。”这些观察足以说明，纸面上理想的《战斗训令》与实际战斗的情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1666年7月25日的圣詹姆斯日海战爆发前一周，鲁伯特与乔治·蒙克发布了《增订战斗训令》，第一条是“将敌军保持在我军的下风位置”：“如果我们占据了上风位置，敌军冲着我们驶来，我们也冲着他们驶去，那么我军前卫舰队应保持上风位置。当与敌军后卫舰队拉开适当距离后便停下等待，直到我军的整条战列线赶上来并与敌军前卫也拉开同样距离，然后，我军整条战列线应转舵为与敌方一致的航向，同时保持上风位置，这样就不会受制于敌方前卫舰队的转向。如果敌军后卫舰队首先转向，那么我军前卫的先导舰应带头转向，然后整条战列线跟随转向，与敌人保持同样的航向。”这一训令不再是之前双方相对驶过的那种作战方法，而是实力大致相当的两支舰队以平行的战列线进行全面交战。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詹姆士曾尝试进行这种机动，但由于打出信号需要一定时间，战术时机最终被错过。此后，鲁伯特与乔治·蒙克的训令中也没有出现代表这一机动的信号。
▲旧式战列线战术（双方以相反航向相互驶过）
▲改良后的战列线战术（双方航向相同）
这一训令是17世纪海战战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它可以让舰队们有更长的持续开火时间，能给予敌人更严重的打击，算是17世纪时英国海军除战列线战术外最为重要的发明。它明确地告知海军指挥官该如何进行海战，被写入《永久航行与战斗条例》（第十七条），成为未来一百多年来通行的唯一一条强制性训令。严格说来，指挥官们除了选择适当时机打出信号命令舰队转向以保持与敌军航向一致外，没有其他战术选择。
《增订战斗训令》的第二条为“分割敌军舰队”：“如果敌军占据着上风位置，海面足够宽阔，我们便应尽可能采取逆风的航向，直至我们发现分割敌军舰队的机会。如果我军前卫分队找到了敌军的空档，他们便应转向插入，力求分割敌军。前卫分舰队应先通过这一缺口到敌军的另一侧，然后转弯与敌军平行，保持与敌军航向一致。中央分队应驶向被敌军被分割部分的下风处，而后卫分队作为支援，或者驶向敌军下风处，或者努力避免其他敌军驶向上风，发挥其最大作用。”
▲分割舰队战术示意图
鲁伯特亲王在四日海战就用过类似的机动。这种兵力集中的方法，更像是一种夺取上风阵位的方法。执行机动的自主权应该授予前方指挥官，而不是总司令。这种做法在实际的海战中是正常的，因为分舰队司令往往距离总司令旗舰6海里以上，由各分队指挥官自行判断比较合理；完整分割敌军的战术，这时代还未萌芽，要到更晚的时期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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