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诡道也”是最被现代人看低的军事理念，有不少宋襄公式的人认为这一观念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堕落，认为这意味着传统的贵族式战争变得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句话的进步意义并不在于此。
孙武提出这一观念时，战场上还广泛流行着很浓厚的礼制观念，“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的观念才是战场主流，这句话宣布了神权礼制观念在华夏战争中消亡。春秋时代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也是就有战争观念和新式战争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宋襄公的遭遇就是其中的典型。按照战场礼制的观点，宋襄公可是模范三好生，他遵守了“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观念。他的后人子城也继承了这种观念，宋平公之子子城和华豹弓箭PK时，华豹先出手但没有射中，他要连续射箭时，子城责之“鄙”，华豹就只能停手，按照当时的战场礼仪要求子城“开火”。结果这次子城得到了周公的祝福，一箭就干掉了老实的对手。
礼制的观念在左氏春秋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不尊重礼制的人会被认为是输了活该的卢瑟。比如崤之战前，秦军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被王孙满认为是无礼，因为完整的礼仪是“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秦军的失败就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秦军战败后，也迎接了战败之礼，“素服郊次，向师而哭”。左氏春秋在这场会战前后的记载很双标，同样不遵守战场礼仪、伏击秦军的晋军就没有受到太多指责，作者只是强调晋军主帅失掉了君臣之礼。
在春秋时期旧有的礼仪和“礼崩乐坏”并存，呈现出一幕幕战争悲喜剧。一方面大家都还承认礼制有作用，不管统帅信不信，但是他们手下的国人信，因此不得不照搬一些礼仪。按照当时的传统，做战动员前要举行祭祀土地神的礼仪，：“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要把祭祀用祭肉分给出征得国人，“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所以别奇怪，鲁国君主为何把祭祀看作是获胜资本）。然后全军还要举行“卜筮”礼，必要时还要在祖先主位前“祷战”。军队出行时经过名山大川和天子城池都要行礼，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无礼”，而“无礼”往往被认为是战败的前兆。在正式PK前，交战双方还要进行誓师、犒师礼仪。交战时统帅见了敌国的君主也必须要行礼，鄢陵之战时晋国统帅之一的郤至就向楚共王行礼，楚共王也进行了还礼。
但打仗不能光看仪式感，晋国君臣都是玩弄规则的行家里手，同样在鄢陵之战中晋军还玩了填井平灶等招数，取得了胜利。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让孔夫子等人暴怒的事很多，最典型的就是献俘，按照周礼诸侯只能向天子献俘，献俘的人还必须是诸侯或诸侯国的天子“命卿”。但诸侯国PK完毕后，经常互相献俘，周天子甚至还接受了赵、魏、韩三大家族的献俘。
在漫长的战争中，孙武等军事家终于意识到战场礼仪的无用和虚伪，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自从这句话诞生后，战场指挥官的战术选择大为增加，占卜等手段只被兵家当做是糊弄大头兵的手段（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神权在中国军事领域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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