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术层面上：
大部分情况下，为人所熟知的棋盘阵，是中队战术时期普遍实行的。因为是以中队作为最基本的战术单位，前后战线的部队轮换要以中队为基础，所以战线上保留的开口和空隙，是中队与中队之间的。
到大队时代，中队的战术地位下降，位于中队之上的步兵大队成为基本的战术单位，所有轮换都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的。
所以，大队本身保持了连贯的战线，具体来说，一个步兵大队的3个步兵中队，现在是连贯展开的，中队和中队间不再保留空隙，而为了轮换部队所需的战线上的空隙，要么可能是在大队直接保留，要么可能是压根不保留，等到需要轮换时，再逐次将各中队改变成前后梯次展开（类似于一个纵队）。
总的来说，是以集中使用和大单位，代替了分散作战和小单位。这种原则的确立原因，是因为BC3世纪开始，尤其是罗马人涉足西班牙半岛后，遭遇了与众不同的战术风格，西班牙半岛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相比此前罗马军队熟悉的萨莫奈、凯尔特、希腊/迦太基和马其顿式军队，更喜欢以松散灵活的小群战术渗透对手战线，或以步兵锥形阵达成突破，而不趋向于维持连贯绵密的战线，这种作战方式让所有与西班牙人交战的罗马军队都感到不适应。
中队战术时代，为了方便预备队运用所保留的战线空隙，反过来被西班牙人轻松地利用了。
2.组织和指挥层面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军队理论上维持着这样一个这样的编制和指挥结构执政官或是其他军队主帅——军团（这一级不常设指挥岗位，往往是临时配属）——军团内的护民官（军团内常设6个护民官，但他们没有常设的岗位，往往根据实际情况到战时才明确指挥权限）——步兵中队（下辖两个百人队，由其中一个高阶百夫长兼任中层指挥官）。
早年罗马军队规模小，不过2个军团，执政官可以直接指挥2个军团，和12个护民官建立初步的指挥链，护民官作为中层军官再负责下面的中队，理论上是行得通了。
到中队战术暴露弊端的时期，罗马人动辄能把8个甚至更多军团扔到战场上，还要加上类似编制结构的、同样数字的同盟军团，问题就开始产生了：罗马军队的指挥体系里，中层完全是空的。这种可笑的指挥结构，把罗马三线阵和中队体系带来的一切灵活性和预备队运用上的先天优势都抹杀了。
最大的问题在两个，1：军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作战上，军团没有自己的指挥班子，临时配属的军团一级指挥官（如果有的话）没法起到作用2：同上，军团和下属的30个中队间缺乏联系，护民官的军事职责不明确，缺乏中层单位，对比希腊世界，继业者军队的编制体系里，256人的“营”地位类似于步兵中队，其上还有1000或1600人最为常见的“团”，再上面才是五六千人、可能涉及到多兵种合成作战的一个基本战术兵团。
罗马人在类似团的这一级上是空缺的。从BC3世纪开始，罗马人实验性地开始以3个中队组成大队，后来大队这一级单位固定了下来。
到大队军团的改革完成，legatus军团指挥官已经成为常设岗位，步兵大队指挥官方面疑问多一些，有可能是由首席中队长兼任（由于中队的地位下降，指挥职责减轻，这种兼任或许是可能的），也可能使让护民官来担任，或者是另有专门岗位，但无论如何，军团级和军团——中队之间这一级，两级指挥关系明确下来了。BC1世纪，苏拉、卢库卢斯、凯撒的军队，遭遇骑兵优势对手的侧击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由于是多重战线的部署方式，他们很容易就能够从后备战线抽出几个步兵大队，以出色的预备队运用解决问题。
BC3世纪或者更早就几乎没有这种例子，这样的区别，基本是就是指挥体系的低效导致的。
另外，大队这一常设单位的产生，也方便指挥官把军团拆分，让部队以大队为单位进行独立的作战任务。同时期最常见和成功的两种长矛阵：单手使用2.5~2.75米级dory长矛的的hoplite古典重装步兵；双手使用5.5~6米级sarissa长矛的马其顿方阵步兵，都被证明在战场上不具备罗马人剑盾手那样卓越的综合作战能力。
前者有可观的突击能力，但密集和连贯的阵形要求，使得它的机动性和对地形的适应性完全不足以适应实战要求，最重要的，在BC3~2世纪希腊世界里骑兵地位大大上升的背景下，hoplite没有能力跟上骑兵进攻的步伐。
后者同样是极端的密集阵，尽管在静态的防御和强攻行动里能展示出极其优秀的作战能力，但即使是比重装步兵装备轻一些的它同样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而且很难执行快节奏的突击任务。
这使得马其顿这个战术体系里，进攻作战的任务往往要交给骑兵完成，但古典时代骑兵的正面战斗力有限制，当面对对方的步兵时，反而需要兼具战斗力和机动性的步兵来击败——或者至少是牵制对方的步兵，来为骑兵的侧击创造条件，从部署上说，这就需要在军阵的肋部——介于侧翼的骑兵和中央的步兵大阵之间——部署一些承担突击任务的步兵。
目前来看，希腊世界所有原生发展出的，“肋部”突击步兵，都是失败的，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长矛阵。
第一种，传统的hoplite经常被用于执行这个任务，他们的突击能力足够，但机动性难以密切与骑兵协同，严格来说伊巴密浓达时代底比斯人的侧翼重装步兵别动队，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任务，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代的持盾卫队也是类似的形式。
第二种，从BC4世纪开始出现轻型和中型的多用途步兵，为人熟知的轻盾兵也在BC3世纪开始重型化。这些单位在机动性上足够，但缺乏出色的正面作战能力，其中的代表包括BC3世纪中期非常流行的thureophoroi（椭圆盾兵/长盾兵/枪盾兵）、重型化的轻盾兵/皮盾兵peltast，这些士兵的装备往往是盾牌、标枪和短矛/短剑，往往不披甲或只披较轻的亚麻甲，尽管整体上有着相当不错的作战表现，但面对罗马人的剑盾时，还是无法匹敌。
最后的一个思路，是轻型化的马其顿方阵，比如BC3世纪晚期到BC2世纪中期，马其顿安提柯军队中的peltast，尽管套用了轻盾兵的番号，但他们并不是轻盾兵，而是以8肘尺/3.6~4.5米的短长度型sarissa双手长矛、缩小的金属凸面重型盾牌（由马其顿方阵士兵使用的74cm直径版缩小至66cm直径型号而来，仍是金属表面的重型盾牌，而非轻盾兵使用的、更小更简易的平面盾牌）为主要特征，装备上说，他们很接近于伊菲克拉底失败的改革尝试中出现的轻盾兵，巧合的是，后者也是借用轻盾兵名称的非轻盾兵。
最后一个思路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尽管机动性有所提升，但他们仍不像松散队形的剑盾手那样易于迅速机动，而且部分放弃了正面作战能力。彼得纳会战中，马其顿中央战线中可能存在中央偏右的chalkspides几个小团与右肋部的agema peltast几个千人队之间失败的协同进攻，与罗马人在右翼成功进行的骑兵—战象协同进攻一起，成为彼得纳之战中两个极其重要、但往往被历史爱好者无视的影响因素。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BC2世纪中期，仍存在的两个继业者王朝，托勒密和塞琉西，都在其军队中以类似罗马式的剑盾手取代了以上3种突击步兵的地位。塞琉西军队很明确地在BC170后由了解罗马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前人质，安条克四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在大量步兵单位——包括近卫部队银盾军的半数——在内，创建了被波利比乌斯明确称呼为仿罗马式的剑盾部队，并且在实战中，出现了以剑盾手和双手长矛方阵组成混合战线的新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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