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蒙批判（一）

启蒙一词，在西语的字面上，意思是人自己把光照带到暗处的东西上去。用康德的话说，叫人自己把理性之光带入现实之中来，因而实行理性批判，结论是鼓励人们勇于并大胆使用自己的理性，人为自己立法（自律），从而过真正有道德的生活，即人应该自由地追求与实现自己的自由，不断走向实现“人类永久和平”亦即共产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

这样一个近现代“启蒙思想”，源自古希腊后期斯多葛派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学说，即无论在宝座上还是在枷锁中，人都是（思维）自由的。这就以一条思维自由原则，在黑格尔看来便走出了“主奴意识”的天经地义，很伟大，可以说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开端。

这一自由原则与我们古代像《史记》中陈胜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历史性主奴意识的单一重复循环（后来的所谓历史周期律），近现代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的心理安慰式的自我欺骗，以及更直接的“佛老思想”中去我无我忘我等等，思想内含是完全不同的。导源于西方这样一条“自由思维”或“自由意志”的原则，有什么用或发生什么作用呢？简言之，它导致人的自身解放，而且意识到这种解放，即人的真实自由。也就是例如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人类实践着的人本主义的现实生成；或者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当然，关于自由，我们历来也讲，如老庄式任自然的逍遥游，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如此等等。但较之西方自由思想，我们缺乏那一条首尾一贯的理性思维自由运动原则，而总是与欲望（食色）、生命（传宗接代）等“自然性原素”纠缠不清，或从无到无的不运动等等，于是“自由”就沉陷其中而不能超拔出来，获得真正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意识。因为“自由”就是对“自然”的“超越”，是超自然超经验的，自由的这种超越性只有通过并只存在于“思维”里才能做到或实现出来，反之，只沉陷在“情或欲”里，那是永远也出不来的。

因此，可以说，我们的近现当代理性启蒙一个任务分两面说：一个是借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逻格斯）来对抗或提升我们传统的“实用技术”天理科学观；一个是借用西方的民主理性精神（自由的努斯）来对抗或提升我们传统的“人情事故”伦理道德观。这样的理性启蒙批判，既不是以西化中的全盘西化，也不是以中化西的盲目乐观或固守传统的裹足不前，而应是中西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碰撞融合的一种发展运动。在这一过程里，自然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只是将会塑造出一个全新意义上的现当代健全人格，适应这个近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诚然地，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可算得上是真正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在国人的意识中真实在发生或进一步发展的事情，如果愿意反思一下的话，那就是且只能是“启蒙或曰自我启蒙”。我想，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启蒙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继不断永恒追求过程。追求什么？自我启蒙批判自身就是人的自由。我们现在知道，自由也不是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什么东西，好像人一伸手便可抓住似的，而是“一场永恒的追求活动过程本身”。至于这个过程中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追求过程中所有那你所追求的东西因为你的这样一个对于自由的追求过程才获得了它们真实的意义（把光照在暗物上），也才使得相对于自由本身（理性之光）那些被追求的东西获得它们的存在和客观性（思维规定），从而这时人们才能也应当说（逻格斯）：对于终极理想（自由努斯的理性之光）的追求本身（批判理性）也才获得它完全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即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也便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主观信仰和客观精神相统一的最内在自由力量（努斯理性之光照），在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的一切现象的概念表达（逻格斯所格之暗物）。由此，大约不难理解，启蒙的巨大威力，人的理性的崇高地位。用马克思的话说，叫做“一个本身自由的科学理论，必然转化为实践的物质力量；而在哲学上，这个实践本身也是理论的。”我想，这话说得确是十分中肯而且漂亮。这里姑且取来为我们自己的启蒙做一脚注，似乎也错不到哪里去吧。

这样理解“启蒙理性”，大约是合适的。因为它必然导向或指向人的自我解放或自由。当然，以人的“启蒙理性批判”为中项，在人的思维（逻格斯）中，联结起作为人的“自然本性”这一端和作为人的“自由本性”那一端，似乎成为必要的可能；而在人的内在能动的实践（努斯）中，现实的每个人把自己思维中将要且已经联结起来的这两端（实践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端（理想目的），又同把它现实地做出来这一端（实现过程），必然联结起来，成为现实存在（个别实体）。如此反复于“可能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中，如此，人便完成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自由发展、辩证运动的逻辑进展或展开的无限景象。这应该就是启蒙的本质意义，在自由与自然、可能与现实的关系中，这个通过启蒙理性批判不断超越自然必然性而向自我无限自由深入过程的现实可能性，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着的人本主义的现实生成来说，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自身铁的规律的自然历史必然性的超越的现实可能性，直到完成这一超越时，人类便进入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大胆设想，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人现实地置身于其中时，那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铁的规律”，应该同时也就不复存在了，亦即是说人的彻底的完成了的自由，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如何理解呢？

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客观历史发展规律，而完全在人的自由掌控或创造中，所以不是历史的终结，因而也还有矛盾，有运动，只是完全自由了，不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成了人的自由本身的逻辑运动和矛盾进展。可是这也不是说人可以彻底摆脱自然生命的欲望和本能冲动等等七情六欲而可以存在（这一个人的自然本性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而只是说在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后面，一切矛盾都是可能的。我们知道，矛盾是一切运动的根源。在逻辑上，如果以矛盾为前提可以推出任何结论，所以逻辑学家们反对“矛盾”，因为它自我取消，摧毁一切科学。但是，恰恰因为这样，如果一切“矛盾”都允许“存在”或“有可能性”的话，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人就是“自由”的了。实际上，从抽象概念上来说，一切运动的根源是矛盾，而一切矛盾的根源便是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终究至极的东西，是不能再追究的了。据此，在想像的现实中，即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中，不会再有所谓历史的铁的规律的自然必然性，而是完全自由的必然性，但仍会有自身矛盾运动的发展，即各种自由可能性的发展，人们将会更加主动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人为现实自己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而已），而历史永不会终结或毁灭。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等，便是指向未来的人的“自由”的现实性。用恩格斯的话说，只有进入共产主义，人类社会才算进入真正的历史，人自由创造的历史。而在此之前的人类社会，只不过是人类社会自然的史前史。特别有趣的是，从这样一个近现代自由精神的启蒙理性批判来说，在当代我们应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现当代的“人学”巨著。马克思本人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张满天2019年1月2日呼和浩特市北垣西街寓所草拟。今发头条部分内容有改动，题目现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