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场战争使清政府的权威受到损失，所以地方组织力量开始谋求自己的地方权利，而英国海军也为了保证自己的特权也将周围的海盗祛除。这些人顺河流而上，进入广东广西内陆，袭击周围村庄，之前民间组织起来的对抗英国侵略者的民团，随即调转枪头，保留武器与这些海盗作战，最终使得地方局势纷繁复杂。
而南京条约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使广州的很多贸易商被迫向北迁移，从而也使得内陆初步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产生影响。很多原先依靠这些产业的民众失去了自己的收入来源，就这样东南沿海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其社会和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转折。如果说这种转折这种社会转折还不深，不重要的话，那么这种社会病态的发展给南方民众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这是任何人也不可忽略的。
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南方民众第一次看到这个统治自己的帝国被轻易的击溃。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的军舰进入内海，伴随而来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如果社会的发展和程度没有被彻底打破的话，其实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也不可能演变成后来的拜上帝会。
在此之前客家人与当地人的矛盾就不断爆发。这些客家人颇有文化，并且在科举考试中通常能获得功名，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在农业经济中很有竞争力。这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在当地人看来自己土地上的财富都被这些客家人所剥夺，令其失去家园。因此双方经常爆发争斗，这种民间私斗也造成了上万人口的伤亡。这种地方社会的极度混乱，使得一种全新的思想在当地迅速传播。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兴起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人洪秀全出生在广东北部的一个农业家庭，全家都希望他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所以1828年年仅15岁的洪秀全就成为一名童生，然而在此后的数年里，他连乡试都没有中过。但是在最基层的科举考试选举当中，这一点并不丢人，因为在帝国晚期这种现象很常见。经过多次科举考试失败的人都会产生愤愤不平的念头，抱怨社会和现有政权。但是大多数的考生最终找到的发泄方式就是信仰佛教和道教，以寻求自身心灵的解脱，因此基督教如果在当时没有出现广东的话，那么洪秀全也可能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而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
当1836年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落榜以后他遇到了一位传教士，外国传教士宣讲基督教福音，送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小册子，洪秀全并没有放在心上，将其随意的扔在家中准备第二年考取功名，最终他依然失败了，这一次令他崩溃生了一场大病。在恍惚之中，梦见了个长发老者在斥责孔子，并授他斩妖除魔的宝剑。在其病好之后，他已经分不清幻境与现实。同时他无意中有翻出一年前的劝世良言，洪秀全犹如脱胎换骨，不再渴望科举，而是逐渐变成一个激进而自信的领导者。
他坚信自己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秩序，并在1843年找准了自己发展方向，也就是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洪秀全相信这一系列的幻境都是自己的父亲上帝，为了解救人间才给他的启示，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毁灭外国妖魔，而这个外国妖魔并非当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而是最后一批野蛮入侵者，满洲人。
洪秀全的发展很快，西方的传教士也逐渐注意到他，便很快认识到洪秀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皈依者。虽然崇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是洪秀全却拥有着自己的权利，他并非全然是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并不知道教皇，也并没有看过圣经。在他所宣扬的基督教中，有着诸多中国元素，而这些元素的原型恰巧也就是洪秀全曾经读过的四书五经。如果到此为止，洪秀全没有相应的社会力量，那么他顶多也就是一个神圣的授天启者而已，但是恰恰此时的南方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是人口增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和土地之间的矛盾，其政治腐败都使得大部分的民众生活困苦。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混乱，使得各地骚乱不断，盗匪汹涌。很多没有土地的民众无家可归，又与客家人接连不断的纠纷，使得当地的很多人都希望通过灵魂的救赎得以解脱。洪秀全在此时，与他的兄弟们彼此接受洗礼，诱导并劝说走投无路的人改信宗教。1844年，他说服自己的信徒冯云山与他一同前往广西发展信徒，并于当年秋天独自返回广东。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发展了一批信徒，并归一太平基督教，正式建立拜上帝会，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宗教团体。
此时的太平基督教与诸多地方宗教没有任何不同，大多信徒都是缺乏政治主张，是远离本地人村寨的信奉者，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共同生活。而1847年，洪秀全在一次到紫荆山见面冯云山，拜上帝会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此时虽然只有2000名信徒，但是洪秀全立刻给拜上帝会众的宗教增添了一些政治基调，宣扬子天王论，并在当地人私斗不断升级之际，招徕信徒吸收了很多不同政见的人。一年以后杨秀清和萧朝贵加入其中，这时期的拜上帝会恰巧领导人危机。
由于拜上帝会的快速发展，当地政府予以警惕，并将冯云山捕获，洪秀全为救人去了广东，并没有任何进展，而紫金山的拜上帝会营地随即被杨秀清萧朝贵掌握。这两个人中，其实杨秀清经常以上帝附体的方式，加强自己在会中的权威，俨然成为基督教的新代言人，已经陷入一种宗教狂热之中，所以洪秀全并不能搬石砸脚，否定杨秀清的宗教权威，而只能被迫承认。由此拜上帝会迅速发展，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0万，而洪秀全和冯云山也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完全控制这场运动，产生了撤出的想法，也成功的劝说一批信徒跟随洪秀全离开紫荆山，转移到附近的花州。
而在1850年当地政府对洪秀全发动正面攻击，洪秀全和冯云山遭受重创，此时在紫荆山的杨秀清用上帝的名义宣扬救世主的道理，拜上帝会的两大分裂组织才再一次共同重组，地点就是金田村，洪秀全也在此正式成立太平天国（洪秀全是精神创立者，杨秀清无法完全代替）。到此时其实掌握太平天国真正权利的并非洪秀全，而是杨秀清。但是杨秀清并不能挑战洪秀全的宗教权威，这也是洪秀全即便在花州失败，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以及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原因。
洪秀全在金田村重新整合了两只队伍以后，建立了太平军。开启了自己的征途，太平军并没有进攻沿路的乡村与民众发生争斗，而是一路吸纳当地农民，当到达永安以后，宣布建制，再次挥师北上。太平军民已经50余万，声势浩大。虽然在西宁经历一场失败，不得不退出湘江流域，但这一失败并不重要，反而在当地募集到了更多新追随者。太平军原先的进攻路线是绕过西宁持续北上，并进攻长沙，但是长沙并未能攻克，随即放弃，顺江而下。
虽然太平天国基层组织严密，但是高级领导层向来面和心不和，一派认为继续北伐，直捣北京，另一派认为巩固江南地区并占领长江三角洲获得巨额财富，稳固政权。因为他们害怕满洲人的骑兵，在开阔的平地平原有更大优势。但是占领南京这个江南富庶的中心区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却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最终太平天国的领袖决定进攻南京，而具体到个人，主张进攻南京的便是洪秀全，主张北伐进攻清政府统治中心区域的便是杨秀清。
南京的占无疑也对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斗争增添了益处。两人的斗争并未因为1851年在南京建国而结束，这只是刚刚开始。杨秀清虽然在战略布局上代替了洪秀全，但是其权力依然不足以取代洪秀全，为此主张向清政府开战，同时扩大自己的宗教权利，不仅对洪秀全，而且对萧朝贵和石达开也进行权力上的压制，以加强自己天王身份。此时的洪秀全已经无法制止太平军军中的主要领袖凭借自己的能力自由称王，因为杨秀清对此认可。
由此在领导层当中杨秀清的统治爪牙众多，甚至垄断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决策，而占领南京的太平天国也因此失去了与清军抗衡的原动力，虽然杨秀清在之后派出北伐军，但是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益处，反而在1855年被清军全歼于天津之外。此时在南京的太平天国也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并非我们所熟知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争斗以及军事问题，而是太平军在建国以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太平天国建立之初，所宣扬的便是一种共产制度。下令对所有的耕地征税而且所有的耕地都分给普通民众。除了成年人自己足够的食物以外，将剩余的产品全部缴纳到圣库之中。由此大量的财富和物资既能够保证太平军的持续作战，同时也使得各种天王产生消极的想法。而在地方政府的基层建立上，太平天国是最为失败的。太平天国之前一直宣传的共产制度，在国家建立之初就衍变为了高层的共产制度。原本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运动发展到的最后却演变成支持地方恶霸的行为。
因为地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在土地上获取更多的资源和财富，帮助太平天国搜集物资。领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税收，而这些地方土地主经常挪用公款，并进入地方政府。洪秀全曾经想要建立的新社会，最终步入了旧社会的后尘，而且其程度比清政府统治时期更为严重。这导致太平天国在民间的支持度迅速下降，而与其同时进行的便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相互争斗。
最终在1856年韦昌辉向杨秀清发动进攻，将东王以及2000余名手下歼灭，石达开并未能够阻止这场屠杀，反而发现自己也是要被除掉之人。在洞悉暗杀自己的计划以后石达开连夜逃离南京整顿队伍。在洪秀全的支持之下处死韦昌辉，这场天国内部的清洗运动告一段落。虽然这一内乱让洪秀全重新并且彻底掌握这个创伤的政权，但是也由此太平天国进入了自己的转折点。
此后洪秀全的情绪更加紊乱，痛骂朝臣，将自己的军事指挥权授予陈玉成和李秀成。二者通常不知会南京，并在战场上召开战略会议。而新招募的士兵对于太平天国的原始信条也一无所知。此时太平天国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公有制，成为与清政府及其相似的封建政权。
太平天国从其兴起到发展到建国速度之快，在各地并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很多人认为这是清政府的统治陌路的原因。国家如此赢弱，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法压制。但其实与太平天国兴起的同期，清王朝面临的社会政治和外交问题似乎都不比太平天国对自己的冲击更小。与太平天国同期的小刀会，金钱会，红巾军以及在大理的穆斯林政权，都是清政府在当时要同时面对的社会叛乱，包括地方少数民族以及北方的捻军都使清王朝应接不暇。而且由于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使得众多水利工程无按时完成，黄河决口洪水肆虐，同时南方大旱。在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间有近3000万人死于各种天灾人祸。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于是在1856年清政府明确拒绝重新修订条约，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再次向清政府宣战。这一次他们的要求是开放11个通商口岸，无限制地出入内陆，外交使节在北京居住，并且获得香港附近更多土地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些在最终的条约签订以后都得以实现。但是在条约签订之前清政府一概否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亮点，王朝同样失败，并意气消沉的签署了天津条约。
这一条约要得到皇帝的批准，于是双方在原始条约上达成协议于第二年也就是1859年在，北京正式签署并承认。而一年之后清政府反悔，在国内一团乱的情况之下，依然派遣他们心目当中最伟大的将军，曾格林沁率领满洲八旗进攻西方人，并在大沽口袭击了英军。英军大派重新整顿以后，随即向北京进攻。联军已经配配备了阿姆斯特朗步枪和后庭式火炮。很快占领了天津，直接向北京进发，满洲八旗的防线全线崩溃，联军很快进入北京外围防线，毫不费力的进入首都。
英法联军看来有必要让清朝皇帝承担背信弃义的后果，他们认为全面攻击北京只会伤害到平民。但是毁掉皇帝的私家园林，能更好的惩罚这位皇帝。于是下令火烧圆明园，他们最想要报复的皇帝，并没有看到这一幕。事实上，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同时，咸丰皇帝就已经逃往长城以外的热河行宫，只留下恭亲王，安抚英法联军。而8万群龙无首的大清士兵则在北京街头滋生事端。在某一些街区，还被迫让英法联军组织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这不得不是对清政府一个最大的讽刺，最终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天津条约批准生效。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结束，而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一病不起。可以说从1840年开始道光皇帝与咸丰皇帝的这20年间，清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使得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并没有能力去抵抗和解决，在传统的政治模式当中，清政府再一次陷入了2000多年的历史循环。在我们后人看来对清政府破坏力量最大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发展迅速，并非因为太平天国之作战力量多么强大。
太平天国的发展也并非清政府的刻意无视，而是在同期所面临的危机不单单只有太平天国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对于清政府而言，镇压太平天国并不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自己的王朝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不被推翻，至少还能保证满洲人占据北京。只要这一条件还存在，满洲人在中原的统治就不会轻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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