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但陕北地贫民稀，是怎么养活如此庞大党政军机关的？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延安已成为全国有志青年向往的圣地，很多外国记者，海外华侨到延安参观后，都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叹，如华侨领袖陈嘉庚；甚至当时很多到过延安国民党高官，看到延安的风清气正，欣欣向荣对比国统区贪污腐败，物价飞涨而摇头叹息，如卫立煌、张治中等。
陕北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特点，在农业社会属条件比较差的。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把延安治理成全国的模范区？又是如何发展经济的呢？
近日读《毛泽东书信选集》，从毛泽东当年就边区财政预算问题，经济问题给当时边区领导人林伯渠、谢觉哉等人的信中，能感受到当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1941年6月13日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同年8月6日，致信谢觉哉：“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研究点似在简单的亮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解决了两个问题。”
毛泽东抓经济工作和抓政治、军事工作一样，总能在千头万绪中，找到关健点。粮食属农业问题，而驮盐属商贸，毛泽东是把商贸和农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找出平衡点。
下面这封8月22日给谢觉哉的信，则把经济工作提到相当的高度：“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是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
所谓毛泽东不懂经济或不重视经济，根本就不值得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