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把革命大...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但陕北地贫民稀,是怎么养活如此庞大党政军机关的?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延安已成为全国有志青年向往的圣地,很多外国记者,海外华侨到延安参观后,都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叹,如华侨领袖陈嘉庚;甚至当时很多到过延安国民党高官,看到延安的风清气正,欣欣向荣对比国统区贪污腐败,物价飞涨而摇头叹息,如卫立煌、张治中等。
陕北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特点,在农业社会属条件比较差的。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把延安治理成全国的模范区?又是如何发展经济的呢?
近日读《毛泽东书信选集》,从毛泽东当年就边区财政预算问题,经济问题给当时边区领导人林伯渠、谢觉哉等人的信中,能感受到当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1941年6月13日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同年8月6日,致信谢觉哉:“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研究点似在简单的亮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解决了两个问题。”
毛泽东抓经济工作和抓政治、军事工作一样,总能在千头万绪中,找到关健点。粮食属农业问题,而驮盐属商贸,毛泽东是把商贸和农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找出平衡点。
下面这封8月22日给谢觉哉的信,则把经济工作提到相当的高度:“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是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
所谓毛泽东不懂经济或不重视经济,根本就不值得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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