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 疫 /A pestilence was raging in that area
公元二世纪中后期，一场破坏性极大的瘟疫横扫罗马帝国。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连马可·奥勒略皇帝也未能幸免。帝国从此由盛转衰。进入三世纪，帝国更是噩梦连连：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社会机制全面瘫痪……更令帝国雪上加霜的是，自三世纪中后期开始，瘟疫两度复发，给帝国造成空前灾难……
[法]居勒－埃里‧德洛内
（Jules Elie Delaunay，1828-1891），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1869年作。
道德与信仰危机
残酷的瘟疫冲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理。惶恐失措的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宗教，以求灾难产生缘由并知晓应对之术。令人失望的是，当时帝国境内诸多宗教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救助行动。人们的信仰开始动摇，进而引发普遍的社会信仰危机。
尽管罗马时代很多城市中都已存在公共医疗设施，但当时医学并不发达，医生们对引发瘟疫的病菌或病毒毫无所知，自然无法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甚至许多医护人员不是在瘟疫中死去，就是逃离疫区。
令人们同样失望的还有被誉为灵魂医生的哲学家们。面对大瘟疫，他们只是一味地埋怨社会衰老、道德颓废，依旧无法给予人们合理的解释和应对之策。
由此不难看出 罗马帝国中后期危机冲击着古希腊的神学、科学、哲学的权威，大大地动摇了支撑罗马社会的精神根基。面对传统信仰的失败，社会民众与各团体迫切要求革新传统的信仰或是转向其他宗教。这就为基督教提供了“乘虚而入”的可能。
救赎与契机
相对于异教徒的无助，基督教却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令人满意的关于灾难降临的解释，甚至还勾画出了一幅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
[尼德兰]若斯‧列菲林西（Josse Lieferinxe），
《圣塞巴斯蒂安代瘟疫灾区向神祈祷》，1497年作。
对于大瘟疫爆发的原因，早期基督教辩护士们给予了这样的解释：“罗马人曾经残忍地把救世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血腥地迫害基督教徒。瘟疫就是对罗马人的错误和虚伪信仰的报应和惩罚”。这些解释看似有些荒诞不经，但在其他异教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似乎也能为哀苦无告的民众所接受。
又如马克内尔所言：“基督徒和异教徒相比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的信仰教导他们人生是有意义的，甚至在突然可怕的死亡面前也是如此。那些在战争和瘟疫劫后余生的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想念的那些亲戚朋友仍活在天堂之中。通过这种想象找到温暖的、直接的和有康复作用的安慰。基督教因此就是一种完全适合那种困苦、疾病和暴力死亡经常发生的困难时代的思想和感觉的信仰体系。”
可见基督教把个人的救赎作为首要的任务，以其富有理性和人性的教义温暖处于生死边缘的人们的心灵，并为他们勾勒出一幅今生与来世的美好图景。这让极度恐慌的受难者从基督教中看到了其它宗教信条中无法看到的希望。
救死扶伤
如果说充满仁爱的教义从心灵和精神方面慰籍了困顿不堪的人们，那么基督教积极行医布道和开展广泛的社会救助就是真正战胜异教的“法宝”。在基督教教义中，治病救人、捐赠和济贫等是主要义务。在瘟疫肆虐、死神横行的时期，这使得哀苦无告的大众对基督产生了狂热的崇拜。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迫害基督教的社会氛围中，基督教会面对可怕的瘟疫进行了无私的救助和适时地布道宣讲。
随着基督教社团实力的增强，基督教会的救助范围也不断扩大。三世纪中期，分散的基督教社团已发展为一个固定教会。教会内设立专职人员并以教会的部分收入用于扶助贫弱孤寡、埋葬病死的陌生人和穷人等。
基督徒照顾大众
瘟疫期间，基督徒们以殉道之精神游走于异教人群之间，奋不顾身地行医布道、照顾病弱、安葬死者、并为之祷告。很多基督徒为了看护病人染上了瘟疫，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仁爱和善良的价值观迅速地植入普遍缺乏社会服务的帝国社区内。
后 记
大瘟疫时代，基督教则以超越利己的教义和救助贫弱的行动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皈依者日益增多。随着新教徒人数的增多和教会势力的壮大，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政策逐渐由曾经的镇压转向宽容直至利用。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联名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帝国与基督教关系的主旋律转变为和解与合作。380年，提奥多西与戈雷西恩联合发布敕令，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392年，狄奥多西规定，禁止异教崇拜，违者将与叛逆与渎神同罪。基督教在整个帝国的信仰界获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最后的审判》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壁画
至此，历经三百多年风雨坎坷的基督教终于从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教派发展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当初少数人的信仰终于化作了一个庞大帝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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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G.F.穆尔《基督教史纲》，郭舜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姬庆红《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文案：李佳滨 | 编辑：廖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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