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山东博山民营煤矿实行一种“包采制”。包采是对井下的采煤、运输工人从招雇、工资支付到工作监督都另设“半分”去负责,因此“包采制”又称“半分制”。取名“半分”,大概是包采者占有了工人工资的一半。这些“半分”在矿井附近设有窝铺,供矿工住宿。“半分”与地方政府勾结,采用封建统治方式,残酷地奴役和剥削矿工。在博山,压迫矿工最残酷的“半分”有康殿成、孙云岗、赵发财等,这些“半分”都设有窝铺,专门给外地来的矿工居住,其中康囤子的窝铺对待矿工最残酷。
康囤子,原名康殿成,乳名囤子,博山东关人。他年青时下井做过筐头,30岁后在大成煤矿当了“半分”,家私积累百万,都是从剥夺工人血汗而来。从1919年开始,他先后在西河西山根、博山梨子园、冯八峪、良庄一带设立窝铺。康囤子西山根窝铺有二百多名矿工,梨子园有一百多名,冯八峪有一百五十多名,都是他用诱、骗、抓等恶劣手段掳掠来的贫苦农民,俗称“掳伙夫”。
设在西山根的窝铺是由二十多间土房围成的一个四合院。矿工住的土房低矮简陋,四壁没有窗户,只在顶部开个天窗,作通气之用。窝铺内黑暗潮湿,四季无光,跟地牢一样。地上铺几张破席,席上只有一床和房子一样大的四四方方的大被子,被子中央穿几个孔,用木桩固定在屋中央,名曰“转心被”。矿工睡觉时,便头朝四壁,脚向被子中央环绕躺下,同被而寝。窝铺外,四周围筑有高墙,院内养有二十多名打手,对矿工进行看管,不能外出,平时上厕所都有打手跟着,防止工人逃跑。
设在冯八峪的窝铺,是在地下挖坑,四周围土,地上盖上屋顶,形成的地屋。冬天地屋生了火矿工都光着身子睡觉。屋里没有厕所,到晚上大门一关,矿工只好随地便溺,臭气熏人,令人作呕。夏天苍蝇蚊子叮咬,冬天臭虫、虱子肆虐,矿工经常染上瘟疫。1924年,有一百三十名矿工染上“木汉病”,有五十多人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由于这些矿工都是从外地掳掠来的,所以病死后连一文抚恤费也没发。
康囤子窝铺内设有赌局和妓娼,看谁挣了几个钱,便千方百计的诱骗、强迫来聚赌、嫖娼,剥夺矿工血汗钱。有的矿工不会赌,他便叫打手强行教。矿工输的分文不剩,康囤子便假惺惺的借钱给他,并记上账。只要借了康囤子的钱,便永远还不完,只得在窝铺内做牛做马,任他剥削。输了钱的矿工要把衣服剥得精光,下井时,披上一件打手交给的破袄或四个人披着一条破被子,由打手押送到井口。下了罐筒,再将破棉袄、破被子交给上井光着身子的矿工穿,一到窝铺又被剥个精光。
在井下,矿工每班干二十四小时的苦役,动不动还要遭到半分、打手的毒打。有一个农民被康囤子抓到井下当水夫,他装哑巴不愿干,康囤子就用蘸了水的绳子狠命的抽打他,打得这个“哑巴”满地打滚,直到他开口说愿干水夫才罢休。
1924年,康囤子到西河集上看上一个卖席的青年,心生歹意,便对他说:“这些席,我全买了,你给我送到井上去。”那个青年高高兴兴跟着康囤子进了窝铺,谁知一进门,一群打手蜂拥而上,剥光他的衣服,逼他下井当了伙夫(采煤工)。
1924年9月,西河斩龙剑矿井因工人挖通古洞透水被淹,一百多米深的井筒,差几米就满了。井下五十名工人,仅有十四人逃生,淹死三十六人。被淹死工人一半没有家属,有家属者所领抚恤费不过五十吊钱,工人的性命,价值还不如一头猪。康囤子有钱有势,工人家属无处申诉,只有含悲忍愤作罢。
当然,康囤子也曾经被责罚过一次。时有当地矿政局长刘某的小舅子王某,带着同乡到西河斩龙剑矿井寻找被康囤子监禁三年的一个工人,被康囤子得知,不由分说,纠集打手将王某打伤。因王某有矿政局长做靠山,势力比康囤子大。以后在县公署打官司时,县公署将康囤子痛责了四百板,罚大洋一千二百元给王某养伤。
康囤子雇着一批专门掳掠伙夫(矿工)的打手,四处为他抓骗矿工。1927年,康囤子的一个打手在博山河滩上看上了听说书的少年毕玉云,便拉着他到窝铺吃饭。然后,诱骗他到冯八峪窝铺下井。不干就打,干不够就不让上井。两年后,毕玉云进卧铺时穿的裤子破得实在不能穿了,便向康囤子要了一条破青单裤。有一天,毕玉云在井下拉炭时被踢板上的钉子扎破了脚,鲜血直流,疼痛钻心,第二天便不能下井。康囤子看见,举起棍子就打,用脚在他肚子上踢来踢去,最后,拿来缝麻袋的针在他身上乱刺,说是给他挑痒治伤。扎得毕玉云鲜血淋淋、苦苦求饶,再不敢说脚疼,拖着受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继续下井拉炭。又过了一年,毕玉云病倒了。康囤子便把他赶出窝铺,一份工钱也未给。毕玉云吃了康囤子一顿饭,受了三年煎熬,挣了一条破单裤。
1927年,一个被抓来的童工,因瘦弱多病,无力拉炭,被扔在井下达2个月之久。幸亏被工友相救,才未死。矿工死了,康囤子一文钱的抚恤费也不给,派打手扔在野外的山沟。有名童工病重,还未死,康囤子就派打手把他拖出去。小童工哀求道:“大爸,我还行,一天能吃半斤煎饼。”灭绝人性的打手却恶狠狠的说:“他妈的,早晚脱不了。”活活地把他扔在山沟里。
“下了康囤子井,阎王登了名,有幸活出来,三天是大命。”这首歌谣如实地反映了康囤子窝铺矿工的悲惨、恶劣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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