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为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杨南征在1986年所著《智能军队》的连载之二，阐释了军队建设的先进思想。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接受杨南征授权，在数字孪生战场公众号上刊登该书全文，以期引起军事爱好者的讨论，展望新的“智能军队”概念体系。
二百年前爆发于英、荷地区的工业革命，给社会生产和整个人类活动带来了巨大变化。大规模、高速率、标准化的生产，把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关系打得粉碎。机动船、火车、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的发明和迅速商品化，给军队带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技术改造，使其几千年来所保留的那些原始特征逐渐变得面目全非。
第一，集体化。以往体能军队中那种举目皆是的单兵冷兵器，让位于两人及两人以上使用的机枪、火箭筒、喷火器、坦克、装甲车、各类高精度火炮。取代以往大弓、强弩、臼炮等“远程”兵器的，则是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和各种核武器，而这些远战兵器的使用，往往需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集体协同动作。这种集体协作的趋向，首先作用于技术复杂的远战兵器，然后向近战兵器扩展，逐渐使单人或少数人独立自主使用兵器，变为众多人员密切配合，共同发挥武器巨大威力的活动。有人统计，一艘二战时代的航空母舰，乘员已达1200余名，他们被分为10余个部门，100余个专业，近1000个岗位。因此，恩格斯曾形象地说：“现代军舰……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本世纪30年代纵横于战场的坦克、火炮、装甲车、轰炸机等，都毫无例外地组成了一个个三、五人，十来人集体协作的战斗单位。于是，体能军队时代同构的个体化的“单兵——武器”系统，变成了大大小小不同构的“乘员组——武器综合”系统，“部队（兵团）人员——部队（兵团）技术装备”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又构成军队人员和装备大系统〔图1-1，B，参考“智能军队1”文章，下同〕。由于武器装备和指挥、协调这些武器装备运用的工作日益复杂，体能时代集约于统帅个人头脑中的军队高级决策信息巨量增加，很快从少数战略指挥人员有限的大脑皮层中“溢出”，由更多人的大脑皮层来分担。19世纪末叶，参谋制度(原概念为工商管理)出现了。这样，军队的中枢决策活动也摆脱了个体化结构，变成了集体活动。“单兵——武器”系统虽依然存在，但已在军队中降至次要地位；并且因单兵武器越来越复杂、多样，兵员之间差别增大，已不是军队中普遍存在的战斗单位同构体。执行层由体能时代的冷兵器、战车、战马、简单的装具器材和军人的四肢、感官、躯干，转化为各种火器、机动车辆、飞机、机动舰船、观通器材、工程机械等等这些武器装备不仅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打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通信、侦察、工程、后勤等保障能力，而且解脱了军人大部分体力支付，使军人下意识控制自己躯体执行打击、反打击、机动任务的活动，变为通过身体控制各种机械化武器装备执行这些任务的活动。而集体化使原来的个体下意识控制扩展为整个部队、兵团、军队的集体“下意识”控制。我们知道，下意识原来是通过训练使意识活动转变为身体的条件反射活动。现在可以看到，军队的作战控制大量釆用预先拟制协同计划和进行协同训练的方法。作战开始后，军队集体化的“躯干”、“四肢”、“感官”——各军、兵种的专业技术装备，就按照预先定好的一套动作程序，“下意识”地执行作战功能。协同动作的组织，成了一种军队必须学会的集体“大武术”。单个军人艰苦磨炼出的下意识能力，则完全是为了适应千万种武器装备之一的特定技术要求，即不通用的下意识的需要。第二，技能化。工业革命使军队迅速象工厂一样实行专业化分工。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炮兵和海军在火力、机动力方面的大幅度提高。以至于在陆军中，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到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的普法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其地位和作用“完全压倒了步兵”。紧接着，是空军、装甲兵的诞生和步兵的摩托化；通信兵、工程兵、化学兵、后勤支援专业技术兵从传统的勤杂兵弁和手工工匠队伍中成长起来，从浑元一体的古老军队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一浪潮不断波及到军队。几乎每出现一个新的工业部门，都促进国防工业向前发展一步，从而导致了军队专业技术的迅速增加。这种作用首先在新的技术军、兵种中表现出来，然后向传统军、兵种扩展。比如空军，除按兵种区分为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运输航空兵、空降兵、防空高炮部队、雷达部队外，每一兵种又区分为更多的专业。仅仅场站地勤人员，就有通信兵、气象兵、机械修理兵、跑道兵；信号兵、后方勤务人员等诸多专业之分，而每一专业中又细分为更多的技术岗位。陆军是最后一个走向大分工的军种，也是专业分化规模最大的军种。就连最具有个体军队传统色彩的古老的步兵，也有了冲锋枪手、狙击枪手、轻机枪手、重机枪手、火箭筒手、榴弹发射器手、枪榴弹手、喷火器手、反坦克导弹手、无坐力炮手、迫击炮手等等众多分工，形成了多专业编组的综合战斗单元。在装甲兵身上，这种分合作的色彩就更加重了。以往体能军队中那种步、骑、战车兵的简单划分，远远无法与这种大分工相比拟。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武装集团变成了一部大机器，一座大工厂。任何一个零部件、一个局部环节发生故障，都影响到整体能力的发挥。在这样一个工厂式的战斗集体里，每个军人的行动都受着技术条件的制约。比如一门火炮，瞄准手技术再熟练，作战再勇敢，没有装填手的密切配合也无法命中目标；而他们协同再好，没有驾驶员及时将火炮送到位，没有全班协同构好阵地，火炮也无法发射。即使一个班配合默契，还受着全连指挥、侦察、计算、通信等部门的制约。技能化军队中，单个士兵不过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而已（而且通常是不能互换的螺丝钉）。他们的工作被日益技能化了。随着军队分工的发展，指挥机关也很快走上了分工的道路，它也越来越变成一部机器，随同整个军队这盘大机器一起协调运转，成为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关内部区分为许多部门和专业。参谋人员业务范围越来越专门化，也变成指挥机器难以替换的部件。不仅士兵和指挥机关如此，将领也无处不与专业技术打交道。任何指挥员考虑军事行动，都必须把大量精力用于协调各种技术装备在时间、空间上的矛盾。指挥员的战法再高明，也无不受着各种技术故障的威胁：电话中断、电台干扰、雷达迷盲、公路阻断、飞机偏航，甚至汽车熄火，都会使一场精心谋划的作战胜利错过良机而化为泡影。为避免这些不幸，指挥保障措施常常必须有提前量，以确保一切技术装备正常完好运行。于是，整个组织指挥过程大半以上不得不用于提前搞好技术协调，指挥员和机关的工作也被逐渐技能化了。这样，人与武器的功能在控制层与执行层之间分界〔图1-1，b〕，使军人的绝大部分活动都围绕着控制各种武器装备的运行。毫无疑问，分工带来了军人思维的进化，使其脑力与体力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技艺性操作，替代过去的体力付出而居于军队活动的主要地位。因此，我们把这种军队称为“技能军队”。在这个阶段，由于军人的智慧得到了更集中有效的运用，促使军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战略、战役、战术也不再象体能军队时代那样听任作战指导者随心所欲。“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全军就能通过”，这一拿破仑作战的惯用准则，在机械化战争中已不再适用。“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了。“军事上的外行才谈论战术，真正的内行关心后勤”的观点，正是这种军队技能化趋向的必然产物。第三，专职化。社会大分工使设计武器、制造武器、维修武器与使用武器的各种人变得专业化和独立化，最后完全互相分开，变成职能完全不同的社会部门。军队不再包揽一切。武器、装备、弹药、被服、油料、粮秣及一切军用物资的生产、供应，甚至预备役训练，都由社会的专职部门和机构来承担。军队再也不是整个社会的化身。它的专门技术装备已越来越不适应承担生产任务，一切耗费都必须由社会的其他部门供给，它与社会其他生产、生活部门相互分离。军队的职能趋向专一。象体能时代那种民族迀移式的远征作战和屯田戍边不再出现。这些给军队带来了人员、装备的高质量，但也因此失去了以往天然的经济合理性。军队技能化的新特点并没有立即为军人们所认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绝大多数军人都以抱残守缺的态度看待这一切。高登将军在1874年总结美国内战经验时宣告：“刺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5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职业军人中10个就有7个还是相信刺刀的”。保守使许多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军队在新战争中吃了大亏。血的教训迫使军人相信工业文明已成为军队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库尔斯克会战、柏林战役、阿拉曼战役、诺曼底登陆的成功，都得力于精确地计划和运用技术装备；而战争初期波、法、比、荷、苏等国的失利，珍珠港的被炸，中途岛的惨败，瓜达康纳尔的失陷，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指挥员忽略了装备技术条件的限制，盲目强调主观意志所致。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悖的基本起因，往往是因循守旧的军人往往延续体能军队时代个体作战的传统和习惯，强迫新的技术兵种去完成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严酷的现实已要求人们正视新的战争法则：军队的集体合作性质已不允许过多地把整体划分为局部。火力战使整体战斗力再也不是个体战斗力的简单累加，而是个体平均战斗力之和的平方。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兵力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性意义。而许多技术兵种若被分散使用，其整体战斗力则会趋近于零。新观念的建立是缓慢的。技能军队模式的形成，即使在技术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大约150余年的漫长过程。其成熟化的标志，是二次大战初期德军闪击进攻和总体战理论的付诸实践。多兵种合成军立体协同作战的新型军队模式建设被推向高潮。德、苏、美、英、意、日、法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在两次大战前后都相继走上了这条技能化的道路。建立独立政权之后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军队，也纷纷开始自己的技能化建设。至今这一过程仍未完结，许多国家还在延续它。但是浪峰已经过去，它曾经给法西斯德军带来的几个月内打败欧洲的辉煌战绩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工业化浪潮在赐予军人各种知识和财富的同时，也把它的种种弊端带给了军队。人们发现，当代夕阳工业的六大特征〔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都在这种技能军队中有着奇特的极为相似的表现。标准化：所有的军、兵团和部队几乎都按照一样的结构编成，使用标准的武器系统，进行统一模式的作战。专业化：从各军、兵种到任何一级指挥机关、部门，分工都越来越细。同步化：在这种机器化的作战行动中，只有一切专业分工同步运转，整个战争流程才能和谐地进行。集中化：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麇集于一个战场，以密集的布势进行集中的行动。好大狂：口径、吨位、当量越大越好，装甲越厚越好，兵力兵器数量越多越好。集权化：所有的作战行动都高度集权于一个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不仅要密切协调每个战役集团的行动，而且要注视下两级，甚至下三级单位的动作，而他们的直接控制能力又不允许超过8—10个单位。这一切，给技能军队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种种矛盾。首先，作为执行层的武器装备继续发展，而作为控制层的人的本能日益难以适应，阻碍着军队作战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日趋复杂的战争机器需要分秒不误地运转，而繁重的计划协调工作都压在指挥、参谋人员的肉体感官和大脑上。由于作战空间迅速扩大，战争机器的运转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常常看到在演习和实战中，指挥员及指挥机关被昼夜不停的高度神经紧张弄得精疲力竭；即使神经之弦已绷紧到崩溃的边缘，也难以应付接应不暇的战场信息。其次，人的生死搏斗需要高度灵活的行动，而技能化使军队受到不能通用的专门技术的制约。影响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进一步发挥。指挥、参谋人员的谋略不易施展，士兵在战场上的行动不能自主。人成了武器的奴隶。最突出、最难解决的还是分工与合作的矛盾。一方面，集体化的作战单位需要密切协同，另一方面，分工又在继续发展。当初古德里安、朱可夫、戴高乐等人设想四位一体（坦克、炮兵、摩托化步兵、俯冲轰炸机）的协同进攻，并为此而组建了机械化兵团，其技术依据是三四十年代的军队控制能力和作战节奏要求。由于在实战中能按照一套预先编排好的协同程序执行各兵种的任务，从而达了完整和协调。但今天，自那时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军事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已不允许完全按一套预订的执行程序作战，必须建立高度随机化的协同和支援。可是，各军、兵种的通信装备已经自成体系，连电台制式都不吻合，建立随机协同遇到了空前障碍。原来是从一个主根上发出的枝条，当它们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却要求在它们的末梢之间建立联系，这该谈何容易！可惜的是许多沉缅于机械化合成军模式的军人并未醒悟，依旧只管给原来的“四位一体”再加上更多的枝条：战术火箭、武装直升机和战术空降兵等等，变成“五位”、“六位”、“七位”……一体的军、兵团，却不注意改善它们之间日益难以融洽的控制系统。随着作战兵器种类的继续增多，面临着一个现代兵器“大杂烩”的窘境，把本来就难以统一的军队神经系统搞得更加支离破碎，愈难胜任分秒为计的现代合同作战。于是，从“协同”出发建立的军队模式，开始走向它的反面。为了缓和这种分工与合作的矛盾，技能军队沿着给它带来过历史光荣的轨道继续前进：让指挥控制人员更多一些，分工更细一些。“帕金森定律”在军队中也开始显示威力，指挥机构进一步膨胀起来。一个战役指挥机关由毛奇时代的十几人，发展到几十人，进而扩展到几百人。各大部之下增设二级部，二级部之下又添业务处，处以下再分专业参谋人员。横向控制能力有限的缺陷，依赖增加纵向控制环节来弥补。其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更降低了指挥效率，与战争机器运转节奏不断加快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人们听到军队中传出了这样的笑话：作战中某部队遭敌空降突击，急需抽调特种兵支援。为了完成这一指挥过程，某方向作战参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请示作战处长，作战处长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请示作战部长，作战部长同样经过一番处理后请示参谋长，参谋长再按相同程序请示首长，首长经过更多的思考定下派兵决心，再通过参谋长传达给特种兵部长，由部长传给特种兵处长，由特种兵处长传达到负责掌握该部队的专业参谋，待命令下达时，仗已经打完了。原来体能时代只需由一个横向控制层次完成的工作，现在需要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中转达七、八次之多的纵向迂回传递。这种分工合作扩大所带来的唯一结果，是使指挥员和机关在战时更加忙乱；在平时，则被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军队的神经中枢似乎患了不治之症：人员增多，效率就降低；而保持效率，人的控制能力又不够。指挥效能已不能仅靠增加人头的方法解决。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矛盾，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军队从体能阶段开始现代化建设时，遇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合成”问题。克服单一兵种思想，解决“合得成”的种种矛盾，成为他们提高部队现代化作战能力的中心环节。由于在技能化建设上知识构成和合成训练方面的落后状况，发达国家三四十年代驾轻就熟的技术，被后来者当成80年代的新问题来研究。而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解决技能分工与合作的矛盾，又采取了一系列崭新的手段，技能军队模式正在被另一种更新的模式替代。这种变化，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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