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为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杨南征在1986年所著《智能军队》的连载之四，阐释了军队建设的先进思想。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接受杨南征授权，在数字孪生战场公众号上刊登该书全文，以期引起军事爱好者的讨论，展望新的“智能军队”概念体系。
战争是力量的拼搏。
国力、经济力、人力、军力、战争潜力等等，是有形的力。知识也是一种力量，然而却无形和难以限量。尽管“知为力”的首创提法属于文人，但其思想的产生却应归功于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美国人工智能科学家费根鲍姆和麦科达克认为：“早在公元前400年的中国周朝时代，孙子就写了一本名叫《孙子兵法》的短篇论文，对作战方法提供了许多知识。孙子的智慧历久不衰，经过2000多年之后，毛泽东在革命时奉为经典；日本海军将领在二次大战时奉为金科玉律；美国陆军也因《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而在1980年对陆军作战《手册》做了自从1860年内战以来最大幅度的修正。孙子说：知识就是力量，它能使明智的君王和仁慈的大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不朽的勋业。”历史好似向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古老的兵家遗训，竟然在未来战争中将成为一条制胜通则。近年的局部战争实践表明，一架1800万美元的飞机，可能被一枚1万美元的防空导弹击落；一艘现代化的驱逐舰价值5000万美元，而一枚反舰导弹却只值20万美元，是它的1/250；一辆270万美元的坦克如果毁于一枚3000美元的反坦克导弹，其效费比为1:900。在欧美亚大陆，由于美国拥有了高度智能化的、价格只等于直升机1/22的巡航导弹，便使苏联苦心经营30年，耗资1000亿美元建立的庞大国土防空系统几乎归于无用，必须再付出300-500亿的卢布和7-10年的时间，才能重建有效的防御。在黎巴嫩，以色列使用自造的指挥自动化及其武器系统，挫败了苏联最好的坦克。叙利亚的装甲兵虽然占据有利地形，其损失却是以军的10倍。以色列为了对抗叙利亚的米格式飞机，对本身美制战斗机的电子系统作了改进（美制飞机如不作这种改进，与苏联飞机不相上下），结果掌握了“阅读”叙军苏式飞机电子信号的能力，然后根据这些信号所显示的敌方动向指挥空中电子大战。于是，以色列空军击落苏联喷气机102架，自己无一损失，创造出空前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观。西方的结论是：“以色列令人吃惊的胜利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善于利用电子对抗来迷惑高级的苏联兵器。”并认为，“如果美国把黎巴嫩战争的经验用于欧洲，华约对北约的巨大数量优势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苏联在欧洲的军事理论基础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登陆进攻兵力不到阿根廷军一半的英军，居然大获全胜。在这次战争中，导弹和雷达成了两种重要武器。装备海军舰艇的电子战系统的费用，仅占舰艇成本的0.5%;装备海军飞机的电子战系统的费用，仅占飞机成本的4%。而这些电子战设备能使昂贵的现代武器充分发挥威力并减少自身的损失和消耗。作战中，英军通过电子侦察破译了守岛阿军的密码和抗登陆部署，并从登陆前一天起采取严格无线电静默，保证了翌日在圣卡洛斯港抢滩登陆一举成功，而阿军虽处兵力优势，却完全丧失了组织反击的可能。在利比亚，战斗首先从美海军F-18A、A-7飞机的AGM-88哈姆（HARM)导弹和AGM-45百舌鸟反辐射导弹（ARM)攻击开始。这两种导弹能捕捉利比亚的预警雷达和地对空导弹的制导雷达波，跟踪其预警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系统。受到哈姆导弹攻击，利比亚雷达系统的发信天线即刻全被破坏，接着雷达瞄准器和地对空导弹瞄准器也相继被摧毁，致使利军地对空导弹几乎都不能发挥作用。破坏了利比亚的雷达系统和地对空导弹之后，真正的进攻方才发起。先是3架美国空军的EF—111和14架美国海军的EA-6B对利比亚作战司令部的通信设施系统进行电子干扰。接着，装备有全天候自动轰炸系统和激光制导炸弹的F-111和A-6飞机进行精确的“按点”轰炸。美国第6舰队司令凯尔索不无得意：“对于我们的攻击，卡扎菲上校竟不能出动一架飞机迎战，这是我没想到的。”而参加轰炸的第6舰队飞行员们则作证：“尽管利比亚发射了很多地对空导弹，但几乎都是垂直上升，就地落下，无的放矢。大部分利比亚居民都是被他们自己导弹所伤害的。”在这次战争中大显神威的哈姆导弹，自1985年起才开始实战配备。它有一层镀金外壳，发射后能自寻目标，而且发现敌方目标的位置数据，比敌方获得它的位置数据早，因而能臝得时间。它有“记忆”装置，一旦截获敌方雷达波，就可以把它“锁住”，将有关数据输给微电脑。这样，即使敌方关闭雷达，导弹也可以根据“记忆”，在微电脑的指挥下击中目标。然而，即使这样一枚神通广大的导弹，价值也不过28万3千美元，约合一辆M-1坦克的1/9，一架超音速战斗机的1/60。正如美国军方所说：“在未来战争中，谁的指挥通信系统在电子战中失去活力，谁就从整体上失去了夺取胜利的机会。”这就是新的战争价值观：信息成了夺取胜利的第一要素。“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这一千古真理，在被人们逐渐遗忘的历史角落里受到了现代电子技术的召唤，被赋予新的生命。自从装甲集群的诞生和火炮、飞机、坦克的立体协同进攻登上战争舞台，胜负的把握就与兵力火力密度、突破口宽度、兵力兵器加强的数量及其优势程度划了等号。智慧被机械钢轮的运转僵化，谋略被简单的计算取代。多少年来，以多胜少的观念战胜了以少胜多的观念;以劣势装备胜敌的思想找不到发展的出路；人民战争的威力被局限在高山和丛林里；机器成了战争的主宰；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变为胜利的法宝；“多兵之旅必胜”成为所有军人的信条；人的智慧被降为次要地位。然而，历史是那样善于捉弄目光短浅者。正当人们醉心于机械化合成军建设的时候，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却与最古老的军事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力量，把古人的种种幻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把今人的许多“聪明选择”变为过时之举。科学智能水平不高的大军，将难与高度自动化的小部队匹敌。这就是未来战争的哲理。它使盲目的效法者们大有“一步落人后，步步跟不上”之感。小小的集成电路块，可以使有限的军事物质实力高度集中，形成最有效的打击，从而迫使自动化智能水平较低的一方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单纯以坦克、火炮、飞机数量论优劣的作战力量评估方法正在迅速过时。考察现代军队的实际作战水平，必须高度重视其武器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的信息釆集、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的能力，即智能化程度。目前，这种由科学智能产生的集中和优化作用，正在迅速由火控系统上升到军队指挥、训练、管理系统，从战术指挥扩展到战役战略决策领域。由于容量更大、速度更快、体积更小、价格更低的微电脑大量涌入军队，使二次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军事运筹学的种种复杂分析方法——概率论、排队论、信息论、控制论、搜索论、对策论、数理统计、计划效能评估，以及近年出现的模糊数学、现代管理科学、协同学、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等，都有了广泛应用的实际条件。广泛应用又反过来促使这些理论进一步完善。今天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武器研制、军队管理训练、作战理论研究、战略决策和战备活动，都无不仰赖电子计算机和运筹科学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智能较量在战前就已开始了。无怪一位苏联将军在《红星报》上惊呼：“未来的战场上，通过数据通信线路，计算机辅助智能评估和自动化火力控制，几乎瞬间就可以找到、跟踪并瞄准敌军。随着第一轮火力杀伤概率的日益精确，以及警戒装置可以连续跟踪敌人，大军对阵的需要将是次要的事情。”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这位将军所设想的自动化战场，很可能在本世纪末成为普遍的现实。在这样的战争中，指挥自动化系统被称为军队作战效能的“增倍器”，其潜在增倍作用的幅度，很难用传统的兵力加强观念来衡量。运用得好，军队作战能力可以成十倍、百倍地增大。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由此推论：“在现代条件下，缺乏指挥自动化手段的军队，将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可以预料，在未来战争中，自动化程度不高的兵力兵器优势之军，不会形成真正的优势。未来战场上，不具备智能优势的军队，将首先在智能较量中失利，接踵而来的将是大量兵力兵器的丧失和整个作战行动的一败涂地——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兵不钝而利可全。信息传递与信息处理，成为今天节约兵力兵器、以少胜多的决定性因素。无形的力将胜过有形的力。近30年来，每当一种新的侦察、通信、控制手段产生，便有一种与之相抗衡的对抗措施同时问世。围绕着信息的采集、传递与处理这个中心不断发展变化，展开了一次次对抗与反对抗的激烈角逐。实战中，作战双方处于对峙环境，干扰距离迫近，消耗功率小，易于实施电子侦察与干扰。这时，对抗的重心集中于第一线，作战双方发出的电磁波呈犬牙交错状。这种战术对抗的作用，逐步由技能军队时代的信息保障，发展为“无形战场”上的信息作战行动，它在现代战争中无处不影响着战斗的进程和结局。为了赢得信息对抗中的电磁优势，各国军队竞相发展先进的战术侦察、通信、控制方面的电子对抗器材，并重点向下配置。目前，苏军的通信干扰部（分）队已从集团军向下配置到摩步师，通信对抗、侦察分队已从摩步师向下配置到团。美军的战术通信对抗系统，主要装备到机械化师、独立机械化旅和装甲骑兵团。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它日益明确地告诉人们，以往仅靠单一有形力量搏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无形的智能战争。指挥、侦察、通信、控制，是军队神经系统的控制中枢，也是智能搏斗的焦点。美军《作战纲要》规定：电子干扰的重点是团营之间和师团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尤其是指挥通信和侦察、控制电子器材。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在战前就利用电子侦察手段，掌握了埃军的指挥通信和通信装备技术诸元。突然袭击一开始，以军就对埃军指挥通信网进行全面干扰压制，使埃军全线处于瘫痪失控状态。1982年，以军故伎重演，利用电子干扰飞机，向叙军对空指挥机构和雷达引导系统施放强大干扰，使大批米格歼击机升空后失去地面指挥引导，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无不集中力量发展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C3I系统。90年代到下个世纪的智能战争，势必以C3I系统为对抗重点。这种智能较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军队作战进一步趋于小群化行动，高度分散机动，宽、散、活布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犬牙交错式作战，使防御变得更为有力，使打击更趋于精确、致命和范围有限，强调长时期的战争准备和发挥全社会的整体效应，强调人的因素和谋略、智慧的作用，强调高度独立自主的指挥和作战，强调自我补给能力和使用各种再生能源、再生物资等等。随着这种智能较量的激烈化，无形战场上的核武器也出现了，这就是被称为“电子战中的新星”的核电磁脉冲弹。据报道，目前美国正在研制“按需要释放能量”的核电磁脉冲武器，苏联也在硏制5万吨级的核电磁脉冲武器。其原理是由核爆炸时放出的大量r射线，与大气或机械材料中的分子、原子作用而产生核电磁脉冲。它虽瞬间即逝，但对电子设备破坏力极大。它可使未加防护的电子元件和电路暂时失效或完全损坏，使电子计算机中的电子存储器丧失“记忆”能力，使情报中心和计算中心无法继续工作，使预警系统受到干扰，使待发的拦截导弹失去作用，从而使整个C3I系统陷于瘫痪。为了寻找抗击这种信息战核武器的方法，人们同时开始研究对各种自动化器材进行防核磁加固：用高导电率金属蒙盖整个电子设备，把系统转入地下，使用充气式避雷器，器材良好接地，或在装备输入加装限幅电路和滤波电路，以及选择抗核电磁脉冲的电子元件等等。未来，无形战场上的智能较量，即将区分为核磁条件与无核磁条件两部分。在核磁条件下进行信息战，目前世界上尚无一支军队完全具备这种能力。但不可怀疑的是，不久的将来势必出现这样的武装力量。凡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军队，将被重置于新的核磁垄断的巨大威胁之下。今天，尚处于体能时代向技能时代过渡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军队，还没来得及搞好对技能时代核武器的防护，就又面临着智能时代核磁武器的新威胁了。大家该怎么办呢？武器的优劣对于战争的胜负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然而，近年国外军事学术界被蒙上了一层技术致胜论的薄纱。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电脑要取代人脑，好象成了技术致胜观点最有力的证据。1973年，赫赫声威的以色列第190装甲旅的260余辆坦克，被埃军轻型精确制导武器在20分钟内全部歼灭。1982年英军现代化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被阿军在40公里之外、地球曲面之后发射的“飞鱼”导弹打入大洋之底；叙利亚庞大的萨姆-6防空导弹群在6分钟内被以军自动化电子对抗武器系统消灭殆尽；1986年美军攻击利比亚，仅使用一架能控制上千万立方公里空域内一切目标的指挥自动化飞机，便截获了利比亚空军所有飞机的通信信息，使利空军主力未及作出反应就被摧毁于地面。英舰官兵抱怨说:“本来我们可以在100秒钟之内发现敌目标，但实际上从发现导弹到被击沉只有6秒钟，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而利比亚尽管全国沸腾，士气高昂，却丝毫奈何不了远在230公里死亡线以外的美军攻击集团。自动化水平较低的利军被逐出了现代战争的舞台。这些,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技术致胜的典型实例。高度自动化的战争，在唯武器论者的笔下一贯被描写成一切由机器去摆布，而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景象。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迅速发展，使一些以往坚信人是战争决胜因素的辩证唯物论者也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立场。计算机和机器人将战胜人类的观点，一直伴随着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而生长。然而，这些观点在绝大多数计算机专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那里却得不到承认。西方军界某些头脑清醒的人士在评论上述局部战争现象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年几场局部战争表明，战争已进入了电子战的时代。它的标志是许多武器的使用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先进的电子技术之后，未来战场上的胜负将决定于创新精神、指挥艺术、团结一致和其他一些无形的东西。”凡学习过计算机知识的人都懂得，计算机是人制造、软件是人编制、在作战中靠人去使用的设备。在这里，人仍是决定的因素。不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计算机和机器人要模仿人的思维，它对人的依赖程度比其他技术装备更大。在《世界西洋军事史》中，英国军事史学家j·F·C富勒批评毛奇的普鲁士参谋本部说：“这种象钟表机器一样的指挥体系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它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意料以外的事情。”这种现象在智能化的战争和军队中将越来越少见。计算机系统与以往机械系统的最大区别是高度灵活和适应各种情况。智能化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与智能武器系统，能越来越多地应付“意料之外的事情”，而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全部是由人教给计算机的。在智能战争中，主宰者是人，而不是机器。这是智能军队与技能军队最本质的区别。人们在近几年看到的，绝非单纯技术观点和唯武器论者的胜利。在那些自动化作战系统内，不知浸透着多少军事理论家、科学家和战术、技术人员创造性劳动的心血。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空军摧毁叙军19个萨姆-6地空导弹阵地，并把增援中的苏联最新萨姆-8导弹也一举消灭，并非全靠新式尖端武器，只不过巧妙地运用了美国在30年前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以军的胜利，来自科学周密的决策，准确无误的控制，各种兵力兵器效能的充分发挥和良好配合。总之，可以说是军人创造力与科学智能密切结合的成功。1982年底，英军在总结马岛作战经验教训时，曾对“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被击沉的原因进行多方面分析论证，认为最主要一点，是未能良好地组织无线电技术侦察。这种过失，造成了对超低空导弹防御的破绽。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该舰对付飞鱼导弹的措施也有八种之多，其中最简便易行的是大量使用金属箔条，对导弹的目标探测系统实施消极干扰。马岛作战后期，正是由于广泛釆取了这种手段，才得以较多地保证了英军舰只的安全。拿破仑说过:“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远”过低或过高地估计自动化装备的作用都是错误的。自动化系统仅仅是无所不包的现代军事智能的神经网络，渗透、嵌套于军队指挥、训练的金字塔之中，起着对人的思维活动强化、改造、提高的作用。与以往所不同的是，智能化的武器系统具备了某种人的思维功能，而人的智慧需要通过武器的智能化来实现于战场。由于现代战争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单靠指挥员肉体感官的直觉进行发现、判断和处置，已远远不能适应。只有依靠平时将大量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存入计算机，战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战场信息，才能帮助指挥员及时得出正确判断，作出最优决策。因此，在交战过程中，如果缺乏高之于敌的智能化指挥能力，便很可能失去使用己方军队的条件。象阿根廷，尽管也有先进的装备、强大的兵力、良好的训练、优等的战备、高昂的士气，但由于决策失措，指挥失当，一切优势都最终化为乌有。这种失当和失措，与阿军指挥机构缺乏现代智能科学的指导有直接关系。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是陈旧的司令部指挥先进的作战部分队”。在兵力兵器上似乎强大，但在作战指挥能力上却落后了一个时代，当然难与英军匹敌。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已由实战阶段向战备阶段前移，甚至向武器装备的科硏生产阶段“滑动”。试想，假如“谢菲尔德”号所遇到的“飞鱼”式导弹不是经过阿方军事和科研人员战前反复论证，确定购买和配置这种装备；假如以色列不是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起，就针对萨姆-6式防空导弹展开长达10年之久的潜心研究，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更何况智能武器与传统武器的根本区别，是“软件第一”。目前世界大型计算机的软件价值，约占计算机系统总价值的70%以上，而且仍有继续增大的趋势。这种军用软件，是军事人员与计算机程序人员、运筹分析人员共同劳动的结晶。没有军人的参与，任何自动化系统都不可能在实战中具有优越的性能。反过来，仅有军人的使用，而无计算机与运筹分析人员的帮助，武器就不会有优异的智能。新型的自动化装备已不象传统武器那样，工程师只管造，军人只管用。它已经把战术与技术高度融合起来，成为合二而一的人工智能整体贯注于武器之中。随着这种贯注，又把人的因素与武器的因素高度融合起来，形成一种人与物的统一体。隨着这种智能化的普遍深入，军人在临战前和实战过程中的决胜作用正在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各学科专家的群体智慧作用。军队在跨越技能阶段之后，由高度分工又开始走向综合。这种综合不是体能时代浑元一体的混合，而是按照现代系统工程学的原则进行的科学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军队又演变成为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一个缩影。而在这种智能较量为主的战争中，胜负的决定因素是军队的科学智能水平——人与武器的融合程度。以传统的人物割裂观念来看这种结论，似乎难以理解。然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正在酝酿着一次哲学观念上的大突破。近10余年来，世界许多中外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都在关注这场变革。从微生物学家、遗传工程学家、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试验室里，不断传出惊人的消息。一方面，新兴材料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导致人体的一些脏器能够由人制造。1970年，美国已有13000多心脏病人，包括一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装上了缝在胸腔内的小型起搏器。到1984年，人造人体组织和更换脏器，已开始变成越来越不足为奇的寻常事了。在中国，近年某单位研制成人造血管；解放军某医院搞成了人造血浆；某地方单位制成了人造心脏瓣膜……这类报道屡见不鲜，以至于不易受到军人的注意。然而，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却在悄悄改变着军事、哲学乃至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生命科学也正加速向纵深发展。1953年，美国科学家米勒用其发明的米勒球模拟几十亿年前地球的自然环境条件，第一次成功地从人工合成的溶液中分离鉴定出氨基酸，树立了生命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先合成牛胰岛素，当时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这一成果的重大意义。自那以后，微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者开始合成各种各样的有机物食品。人工智能学家已经着手用微小的“神经芯片”协调肌肉运动，使截瘫患者站立行走；把硅片植入狗脑、黑猩猩脑，并开始研究把电脑芯片植入人脑，从遗传学方面改变飞行员的能力，使常人变“超人”；以及增加额外的人体部位，用人的思维波管理电脑等等。甚至打算设计能够侵入和“吃掉”敌方电脑的生物“疾病”。尽管在生物领域，大自然远远比人高明，但当人逐步掌握大自然制造这些产品的方法，而且又能模仿的时候，人必将获得全新的生产过程。这些过程将成为新型工业的基础——使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工艺的工厂。瑞典生物化学家阿恩·梯西留斯在1970年预言：“到目前为止电脑只不过是蹩脚地模仿了人脑。一旦我们对头脑如何工作有了更多了解，如果还造不出一架生物计算机来，那才怪呢！”法国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让·富拉斯蒂埃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人已朝着生命组织与物理机械过程相结合的方向前进。……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同时由金属和生命物质组合的机器”。有鉴于此，“人体本身将具有新的含义”。今天，装着心脏起搏器、塑料主动脉或输入人造血浆的官兵，仍可确认为是人；而明天，当机器组件的比例提高了，他的自我意识会有什么变化呢？假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位由人的大脑与人造的四肢，或是由人的四肢与人造的大脑，或是大脑由一半人的，另一半为人工合成的生物计算机而组成的军人，那么，他究竟是人还是物呢？一旦这样的人与物相融合的军队走上战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人还是物呢?从本质上讲，这一切还是由人创造的，即使出现了这种人与武器融合的军队，人依然是主宰。但这只能就整个人类群体和一个动态的历史阶段而言。仅从一位军人、一支军队来分析，很有可能陷入一个界限不清的讨论之中。也许这些设想离现实远了些，不免有些“玄乎”。但这毕竟是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向人们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它预示着：在战争决胜因素的研究上，把军人与武器截然分幵的认识方法，已经不十分科学了。这一切，不能不使刚刚从体能阶段脱胎出来，正按技能化模式成长的军队，重新去研究自己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看来，眼光还需要远些，再远些;思路需要宽些，再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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