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时间线回拨到1907年10月。我买了艘游艇，准备开着到南方去兜一圈。我多次说过自己对钓鱼情有独钟，心理盘算着，这一次开着自己的游艇，想上哪儿就去哪儿，一定要痛痛快快地钓上一次鱼。可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节骨眼上，我被玉米拖住了。
特别说明下，早在给我那次钱荒之前，我就已经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做农产品期货交易了。当时我卖空了小麦和玉米各1000万蒲式耳（备注）。对农产品期货，我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在那段时间，跟看空股市一样，我也看空农产品。
刚开始一切正常。但后来，玉米市场里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大芝加哥期货玩家---为了避嫌我姑且称他为斯特拉顿吧---暗中囤积玉米，准备控盘逼空。当时我已经清仓了所有股票，正打算自己开着游艇去南方度假的时候，突然发现手里的玉米出了状况，斯特拉顿的操纵让我已经亏得不少。
当时，我很清楚，美国的玉米供应其实是过剩的，理论上，这点市场迟早会有所表现。可实际情况是，市场上的需求被斯特拉顿控制，而供给却由于运输问题跟不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祈祷天公作美，突降一场寒潮，把崎岖难行的公路冻平，好让步农场主们尽快把玉米及时运出来。可惜总是事与愿违。
那时，我一方面憧憬着计划已久的钓鱼之旅，另一方面却被玉米拖住无法脱身。在巨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闻不问，拂袖而去。毫无疑问，斯特拉顿一直密切注视着空头们的动向，他知道已经困住了我，而我对他的一举一动也了如指掌。只不过我首先把希望寄托给了老天爷，可老天爷对我的期盼却完全无视。所以到后来，我不得不再想其它办法。
我首先处理掉了小麦，小赚了一笔。但是然而玉米着实让我感到头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情况让我根本脱不了身。当时的情况是，如果能以市价清仓的话，损失再大，我都谢天谢地。不过斯特拉顿却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只要我一回补，他便趁势抬高价格，我面临一边必须平仓，另一边却因为自己的回补把价格一点一点推得更高。我回补得越多价格就越高，我的损失也就越大。那种感觉真像拿起刀子剜自己喉咙上的肉一样痛。
状况越糟，越能激发出求生的本能。我必须找到一个能尽快脱身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那1000万蒲式耳玉米的损失。
碰巧，那时斯特拉顿同时在做燕麦期货，持仓量也很大，同样几乎要垄断市场了。我一直关注着市场的动向，打听各种新闻和消息，直到我听说斯特拉顿和另一个实力也很强的团伙---阿莫尔(Armour)团伙，正在神仙打架，当然我指的是交易方面。很显然，我已经成了斯特拉顿砧板上的鱼肉，不被宰够，不可能脱身。在听道这条消息后，我立刻有了妙计：既然斯特拉顿不让我买到玉米，那就想办法找其他人。只要能找到让他们主动卖给我的办法，问题迎刃而解。
首先，我下了每隔1/8分就回补50万蒲式耳的玉米买入指令。在这些指令生效后，我又向4家期货经纪公司各发了按市价卖空燕麦5万蒲式耳的指令。我估计，这样的卖压必然会导致燕麦价格大跌。我知道那些人的心思，他们一定会马上联想到这就是阿莫尔在向斯特拉顿宣战。他们看着燕麦跌势，顺理成章地推断，下一个暴跌的就是玉米，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抛出玉米。这样一来，我陷入的死结就轻松被解开，然后我就得到脱身机会。
事实证明，这个围魏救赵的妙计果然奏效。当那些炒家看到各地涌来的卖单把燕麦压得一塌糊涂时，立刻就做出反应，争先恐后地抛出玉米。短短十分钟内，我就回补了600万蒲式耳。之后，我又以市价回补了余下的400万蒲式耳。当然，这个操作又抬高了价格，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终于得以脱身。合计下来，每蒲式耳的损失还不到1.5美分。而用那作为诱饵的20万蒲式耳燕麦只损失了3000美元，真是廉价的诱饵！如果算上前面已经平仓盈利的小麦，我的损失额度只有25000。在我平仓后，玉米还涨了25美分/蒲式耳。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这样的神来之笔，我的损失真是难以估量。
在任何一个行业，一个人不花上几年功夫，根本入不了门。与外行相比，内行们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磨练后，已形成一种专业的习惯，他们已经本能性地从自己专业视角去看待事物。正是这点让一个人是内行还是外行，一目了然。在炒股这行，你的盈亏也是由你是否专业决定了的。行外们只惦记着赚钱，很难深入和透彻地思考问题；而内行们，与赚钱相比，他们更注重的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利润会随之而来。投资者应该向职业桌球运动员学习，他们每次出杆之前都要往前看好几杆，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这一杆。日积月累的训练，他们已经养成这种打球的本能性习惯。
我听说过一个有关爱迪生·卡马克（Addison Cammack）的故事，便是此道理的最佳例证。坊间所有流传的故事都让人觉得，卡马克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炒家之一。很多人以为他只会做空，其实他只不过是善于利用别人希望与恐惧两大弱点而已。有句经典警句正式出自他：“不要抛掉处在升势中的股票。”老前辈们告诉过我，他做多也赚了不少，显然，他对市场没有偏见，完全是在跟随市场做交易。总之，他是这行的大牛之一。有一次，那时很久很久以前，在一轮牛市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开始看空。一个财经作家，同时也很能侃的人，名叫亚瑟·约瑟夫，得知了此事。当时，牛市还没有结束，市场还在上涨。约瑟夫知道对像卡马克这样的大炒家而言，利空的消息对他们一定很有价值，所以，有一天，他听到一条利空消息后，兴冲冲地来到卡马克的办公室。
“卡马克先生，我有一个做股票交割的铁哥们，他刚告诉我了点消息，我想它应该对您有用！”
“什么消息？”卡马克心不在焉地问。
“您对后市已经看空了，对不对？”约瑟夫确认了下。如果卡马克不感兴趣，就用不着浪费表情。
“是的，有什么好消息？”
“我今天去了圣·保罗公司，为了收集新闻素材，我每周我都要到那里两三趟。我在那里的朋友告诉我：‘老头正在抛股票！’他指的是威廉·洛克菲勒。‘是真的吗，吉米？’我问他。他回答说:‘是真的，股价每涨3/8，他就抛出1500股。我这两三天一直都在忙活这事。'所以，我一分钟也不敢耽搁，马上敢来找您。”
卡马克向来遇事冷静。他对形形色色冲进他办公室，要告诉他消息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他对那些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消息、传言或甚至谎言，已经很不感冒。所以，他只是淡淡地问了句：“你确定没听错吧，约瑟夫？”
“当然！我能确定！我又不是聋子。”约瑟夫说。
“你那朋友靠得住吗？”
“绝对能！”约瑟夫说，“我和他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从没对我说过谎，也不会对我说谎！这一点您放心！所以，我绝对相信他，并且愿以性命担保。我对他的了解，远远超过您这么多年对我的了解！”
“所以你有把握，是吧？”卡马克又看了看约瑟夫，然后又自言自语道，“好吧，我信你。”然后，他叫来经纪人惠勒。这个时候，约瑟夫以为他至少要卖空5万。威廉·洛克菲勒正在趁牛市减持，虽然不知道他是出于炒股赚差价（先卖出后回补赚差价）还是真的要抛售。但这不重要，事实就是标准石油公司（备注）那帮人正在卖出圣·保罗。一般人听到这么劲爆又可靠的消息会怎么做？我想答案不言自明吧。
然而已经看空后市的卡马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经纪人说，“比利，赶紧去一趟交易所，圣·保罗每涨3/8，就买进15000股。”当时的股价是90多。
“您的意思不是卖出？”约瑟夫急忙打断他问。尽管他也算是内行，但他是从新闻媒体的角度，也就是和一般公众相同的角度来看股市。他知道，股票遭到大幅抛售绝对是大利空，更何况是威廉·洛克菲勒这样的人物在抛呢！标准石油公司在卖出，而卡马克却在买入!怎么可能？
“不，”卡马克说，“我就是要买！”
“难道您不相信我? ”
“不是。”
“那是不相信我的消息？”
“我信。”
“您是在看跌吧？”
“是的。”
“那您到底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要买进的原因。听我说，和你那个好朋友保持联系，只要洛克菲勒一停止卖出立刻通知我！明白吗？”
“明白。”约瑟夫说完就走了，虽然他还不明白卡马克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而且，他还知道卡马克已经看跌，所以更损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约瑟夫还是按照卡马克的意思去办了事。
一天，他的朋友告诉他：“老家伙停止卖出了。”听到消息后，约瑟夫便一刻不敢耽搁，一路跑到卡马克的办公室。
卡马克专心地听着，转向惠勒，问： “比利，咱们现在有多少股圣·保罗？”惠勒查了一下，说大约有6万股。
卡马克已经看空，他在买进圣·保罗之前，就已经开始做空铁路股和其他板块的股票了。他的持仓量很大。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刻告诉惠勒卖出那6万股圣·保罗铁路，同时再加大仓位。他在利用圣·保罗借机打压整个股市，这样对他后续的空头操作极其有利。
随后，圣·保罗一路狂跌到44，你可以大致估计下卡马克的利润多么恐怖。他的技巧已经登峰造极。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内行的专业性，在关键时刻，他不假思索，就立刻意识到比眼前这点利润更有价值的事情。他深谋远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次天赐良机，不仅能为自己后来大规模做空做好铺垫，还为后续的操作觅得最合适时机。听到圣·保罗的内幕消息，他选择买入而不是卖出，因为他立刻看出这为将他的做空战役提供一个巨大的弹药库。
话题回到我自己身上。平仓小麦和玉米后，我开着游艇，南下到了佛罗里达，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非常偷快的假期。钓鱼真的太棒了！
一天，我在棕榈滩上岸。上岸后，我听到大家---既有以前在华尔街认识的朋友，也有陌生人---都在疯传棉花大王珀西·托马斯又破产了。消息是否属实还不能确定，但在圈子里已经传开了。
我一直都很敬重珀西·托马斯。第一次听闻他的大名，是因为当年谢尔登·托马斯证券公司倒闭事件。当时，托马斯想在棉花市场逼空，但他的“猪队友”---谢尔登却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和远见，在成功近在咫尺之时，临阵退缩，最终导致他一败涂地。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现在已无法考究，但华尔街流传的段子都是这么说的。总之，他不但没赚到钱，还反而制造出了那几年最大的一笔破产案，损失了几百万。公司停业后，托马斯自己单干，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到棉花期货中，不久后他又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于是，他还清了本可不必偿还的债务，另外盈余了100多万。这样的豪举和当年迪肯·怀特当年在一年间还清上百万债务一样令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智慧让我肃然起敬。
棕榈滩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托马斯在三月棉花上溃败的事情。通常，传言会越传越邪，当你听到的时候，难免不出现夸大、添油加醋和甚至讹传的成分。这种事情在我领教过。一条关于我的传言被到处谣传，传回到我耳朵还不到一天时间，可我听到时连我自己都不敢信。
珀西·托马斯的传闻一下子把我的心思从钓鱼吸引到棉花上。于是，我立刻着手研究。返回纽约后，我全身心投入，发现市场上所有的人都看跌，七月棉花正在遭到大量抛售。人就是这样，看到身边的人在做某件事，就会被传染，也跟着去做。这就是羊群效应。总之，市场上多数人都认为卖空七月棉花是明智、合理而最安全的。不能把这种从众心理归结为太冲动，因此这么说不够深刻。他们只看到市场的一个面和巨额利润，所以他们希望出现暴跌。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想恐怕没有多少时间留给那些卖空的家伙们回补头寸了。越深入研究，我的思路越清晰，最后我下定决心要做多。因为抛盘量实在太大，所以我很快就攒到了10万包。哈哈，敢款句大话，要是能找出一个没有卖出七月棉花的人，我愿意奖励他100万，不论死的还是活的。
时间回到那年的五月下旬，我不停买进七月棉花，直到市场上的浮筹将近枯竭。道那时，我一共买下了12万包。那不久之后，棉花期货就开始涨价，而且涨势很猛，一天就达到了四、五十个点。
一个星期六，大概是我停止操作后的10天左右，棉花涨势开始放缓。由于不知道卖单是否已经耗尽，所以我决定试下仓。在那天最后的10分钟---这个时间段通常是空方最关注的，如果收红，就意味着他们被套牢了---我按市价下了四张买单，每张买进5000包，结果这个操作把价格又推高了30点。看来空头们都在争先恐后想脱身。价格收于当天的最高价。你可要知道，我只买了2万包。
第二天是星期天。正常来说，接下来的星期一，利物浦市场起码会高开20点，因为这样才能和纽约持平。然而，星期一那天，利物浦却高开了50点，这意味着利物浦当天的涨幅是纽约的两倍多。虽然利物浦的上涨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充分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是在顺着“最小阻力线”的方向交易。但是，我也意识到自己手里的棉花头寸太多了。市场无论怎么走，都无法消化这么大的卖盘。
当然，纽约也被利物浦的疯涨带动了起来。但我注意到，价格涨得越高，七月棉花就越没人卖，因此我一点儿都没抛。对于空头来说，那个星期一可谓是既剌激又可悲的一天，但我却没看到任何恐慌迹象，因为市场并没有出现空头竞相盲目回补的场面。这意味着，难题又出给了我，我必须想办法抛掉自己手里的那14万包棉花。
星期二早晨，我在办公室大门口遇到了一个朋友。
“今天《世界报》上的消息相当轰动。”他微笑着说。
“什么消息？”我问道。
“怎么？你没看报纸吗？ ”
“我从不看《世界报》，”我说，“到底是什么消息？ ”
“啊，是关于你的消息，说是你控盘了七月棉花。”
“我可不知道这事儿。”说完，我就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的话，也许他还在想我不实诚，没坦诚相告。
到办公室后，我找来一份《世界报》。果不其然，在头版上印着一个大标题：
七月棉花期货已经被拉里·利文斯顿控盘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自己在苦寻抛出那14万包棉花的机会自己找上门来了。此时此刻，全美国正从《世界报》或其他转载这篇条消息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甚至它很可能已经传到欧洲去了。从利物浦市场的价格来看，很显然，由于这条消息，市场已经开始疯狂。
我当然清楚市场会发生什么，也清楚自己该怎么做。那天，上午10点钟，纽约市场开盘之后的10分内，我把棉花全部脱手了。整整14万包，被我抛得一包不剩，而且大部分都成交在了当天的最高价成交，“羊群”接了我的盘。而我做的一切不过是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我抓住机会完全因为出于下意识，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
正常来说，想毫发无损地抛掉这么大的量需要费些周折，然而这个意外轻松帮我解决了难题。如果《世界报》没有刊登那篇文章，我很有可能需要牺牲大部分账面利润才能套现。那么大的卖压，不可能不压低价格，一个意外帮我搞定一切。
《世界报》为什么会刊登这条消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也许是写这条新闻的作者从棉花市场上的某个朋友那里听到的。我发誓，我从没有见过那个作者，也从不认识《世界报》的任何一个记者。我自己也是那天早上9点之后才知道报纸上刊登了这条消息，要不是朋友碰巧提到的话，我还被蒙在鼓里。
如果没有这条消息，市场就不会一下子涌出这么多接盘侠让我顺利平仓。这是大资金操作的不利因素---大资金不可能像小资金那样随意进出，换句话说，大资金在想平仓或者应该平仓的时候，很可能平不了仓。有些耍小聪明的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以为一些小技巧可以解决，比如采用拉高逼空，其实这样反而会降低市场的吸货能力。总之，你必须在能平仓的时候赶紧平仓，如果错过机会，就得付出很高的代价。所以，在这行，绝对不能犹豫，一犹豫就会亏钱。需要说明的是，抓机会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必须高度关注市场，机会一旦敲门就必须一把抓住。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这次幸运的意外。在华尔街一一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地方都一样一—任何人发了大财，别人都会怀疑。而如果是偶然亏损，人们绝不会认为其偶然，那会被看做自私贪婪和骄傲自大的必然结果。但是一旦获利，人们就会称之为打劫，说什么世风不正，小人得志，好人得不到好报。
除了那些心胸狭隘、被自己目光短浅而埋了的空头在指责我之外，其他人都在指责我，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过不去。一两天后，我遇上了一个大棉花期货炒家，他说，“这一定是你玩得最高明的一把了，利文斯顿。我很想知道，如果那样的机会不出现，你会损失多少。你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市场最多可以吸纳5、6万包，那么剩下的该怎么处理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既不损失账面利润又能顺利脱手呢？当时我特别想知道答案。想不到你出了这么一手，高明！”
“我跟这件事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诚恳地说。
可他只是重复那句话：“太高明了，小子！你牛!”
这次交易后，一些报纸给我戴上了“棉花大王”的帽子。我说过，我不配这顶桂冠。不消我说，你也应该知道，在美国，没有人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下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也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左右新闻媒体，让他们刊登这种消息。这条消息让我浪得虚名。
说这个故事，既不是为了卖弄我得到什么桂冠，这类桂冠有时候被张冠李戴，硬扣到一个名不副实的人头上；也不是为了强调抓机会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我的名声被那些报纸搞臭了，我只是想说出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自证清白。不过要是没有那些报道，我也不可能结识大名鼎鼎的珀西·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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