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端坐着一位婆婆。她身材矮小,方方脸上有几点麻子,姓王。养了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单过。当着婆婆的面,人们都叫她王婆婆或者麻婆婆,只一背着,就笑话她是好吃婆婆。
嫌婆家穷,原本媳妇们就嘀嘀咕咕,说婆家分给她们的东西少。眼下有了这个外号,越发看不起婆婆,明里暗里讥讽和嘲笑。婆婆得了这个混名,见人,总低着头走,越是显得矮小。
我去过婆婆家。低矮的土屋,几个坛坛罐罐,几张破桌烂椅。婆婆好吃,她到底吃了什么?我纳闷,也替婆婆难为情,就问奶奶。奶奶说:“婆婆想餐馆的包面吃,没钱。搓了几夜草绳,挑到街上卖。得了钱后,买了一碗包面。被村人看见,编了一句顺口溜:“好吃婆婆上头坐,一碗包面十三个,吃了喜不过。”
家乡的包面,就是北方的馄饨。或许是爱屋及乌,就觉得这名儿好,比馄饨好听。之所以叫包面,怕是与故乡生产草包有关系也未可知。草包方方正正,缝成袋子样,装东西。包面,是一块正方形面皮,搭上一点肉馅,四面一合,煮熟,连汤带水,加葱花佐料而成。
那个年代,包面,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人们赶街,卖一头猪,手上有钱,吃一碗。也或者挑一担草包,卖了钱,吃一碗。再不就是卖粮的日子,哼哼着拖一板车粮食,吃一碗包面补充体力。再不就是贵客来了,才买一碗,招待招待。不过,这只限于住在集市上的人家。
说起包面,我的记忆里,也只有看过的画面,没有吃过的场景。唯有一次,生了大病,茶饭不思,奶奶下定决心准备破费为我买一碗包面,但当时没胃口,不想吃。后来好了,奶奶就当没有说过这话儿似的。
那还是大集体的时代,包面生意,是专门的饮食店经营。饮食店,我们叫食堂。食堂的后门正对着我家的前门,有时没关,总偷偷往里看。院子里,黑煤块堆成小山样。稍稍往里,有一台压面机,轰隆隆地转。那些男师傅们,打着赤膊,带一条大围腰,头上一顶白帽子,全身上下敷满面粉屑,个个笑呵呵地忙进忙出。几个女人,剁的剁肉,切的切葱,有时也见她们炼猪油渣。
那时的猪油渣,是可卖钱的。用秤称,称好后用黄纸包着。还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开后门。有时,她们说笑,猪油渣炼得焦糊,赶紧舀出来,偷偷倒在后门口。那是集体的财产,被领导发现,挨批评是少不了的。狗们仿佛有千里眼顺风耳,马上赶过来,抢得嗷嗷叫。
包面的面皮,可不像现在,是机器轧。那时候,人工擀。花时间,总见得他们在忙,忙得热火朝天。有时,我进去看煮包面,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香,葱花香和猪肉香,香得诱人。不像现在,满街的吃食店,你也难得闻到香味。不是闻不到,而是太浓,浓得过分,不是食物的味道,而是食品添加剂的味道。
记得有一次,文表哥的表妹随父母从武汉回老家做客。我和一群小伙伴赶去看。她穿着裙子,头上箍着蝴蝶结,脚穿小皮鞋,亭亭玉立,仿佛画里的姑娘,大大方方地说着听不懂的语言。我们看呆了,听呆了,只听文表哥的妈妈喊:姗姗,快来吃包面。原来,她的名字也和我们不一样。
很多年后,想起王婆婆,觉得有意思。婆婆想这一口,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劳动,吃一碗包面,解个馋,却如此被人奚落,到底为什么?难道仅仅只是包面稀罕吗?而那食堂里,每天挤挤搡搡的,很多人在吃。
不过,吃的人当中,大多是男性。王婆婆被别人说成好吃婆婆,只因王婆婆是女人。这里面其实有关于角色的偏见。《第二性》里,波伏娃曾经说过:男人永远不会一开始就自称是某种性别的人,他们就是人。而女人不能,她们第一是女人。
在我们的文化里,女人不能在吃的面前有多的想法,多的念想。这是对女人的德行要求,也是对女性的审美要求。 假如是一位爹爹,他这样吃一碗包面,被人看见,不会有任何闲话。王婆婆是妻子,是母亲,是奶奶,她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她不能偷偷吃,要让给老伴吃,孩子吃,孙子吃。
时隔经年,每每想起王婆婆,内心复杂。一方面觉得大家不该给婆婆起外号,编顺口溜。一方面觉得,婆婆撇开家人,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吃包面,确有私心而又不雅。再往更深处想,又觉得,王婆婆得了这个外号,也有美的一面。
我说我的记忆里,没有吃过家乡的包面。但是,却有包面的味道。那是因为,存放的那股包面香味和现在经常能吃到的馄饨味混在了一起。不过,我并不经常买馄饨,那味道,和故乡的包面差远了。至少,在香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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