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散文精选入围作品】迟来的道歉II刘工昌

迟来的道歉

☆刘工昌

刚上大学时已不是个孩子了，但还是什么都不懂。有些茫然，却是真的在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方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像那时的许多人一样，把目光投向了文学。刚进去时外国文学看不大懂，看的最多也是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

大学时给我们上现代文学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天津人，好象听她说过插队时天南地北许多知青凑在一起时，上海人老是几个堆在一块叽里呱啦自个儿讲个不停，北京人总是看不惯老是要打上海人，每到这时，总是天津人出来劝架。也许是因为这个我记住了她的天津籍贯。对南方人而言，听作过播音员的她讲普通话，是种享受，特别是标准的儿化音在喉咙里轻漾听来非常舒服。她的课讲的很好，在逃课成风的大学课堂，她的课常常能保持较为稳定的上座率。

她的现代文学课讲了许多，鲁迅、胡适、郁达夫、巴金、曹禺，还有我们很爱听的徐志摩与林徽因，尤其爱听关于徐诗人与美女陆小曼还有林徽因的一些轶事趣闻，那时总爱想象浪漫的诗人周旋于几个美女的情形。

也许是才上大学，或许是虚荣心或许是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血性在作祟，在听了她的课后不久，我就壮着胆子给她写了封信，谈了一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觉着很酸的“文学问题”，没想到她在正式上课时还专门就这事提了提，并很有节制的夸奖了一番，现在想来那点夸奖更多的是出于以话代回信的几句礼貌的套辞，可把当时的我着实激动了一下。毕竟年轻，虚荣是人人都乐意的事。也正是这一番经历，使得在生人面前一棍子打不出个屁的的我在上课时却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自信，除了她的课外，在其他的课上也总能莫名其妙的讲出些独立自主的东西，其实大多都是没什么实在支撑的东西，就是在课上也能明显的感觉出有些老师尤其是下面听的同学毋宁说欣赏，不如说是在极力的忍受。但她和她的同事们还是对我那些可爱又可笑的东西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和鼓励。在一些除了不懂事的我自个还不明了的礼节性的恭维声中，不知不觉间我就收获了一个“才子”的称呼。在今天看来这是个十足的讽刺，可在当初的我却多少有些陶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入学时所谓的学业也包括她所教的文学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她的现代文学课不是很多，每周也就两三节课，就是这样，听课的观众也在缓慢的流失，特别是一些有了点社会经历的男生不仅不愿听她的课，反而一提起就嗤之以鼻。毕业后我与一位很世故的同事谈话时一提到她的名字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提到学校的老师时更多的是一位从未带过我们课的女的，中文系的主任，留校的，很会做人。这位主任所展示的处世技巧和政治手腕要比她所讲的那些文学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多。一个人不要说以后去搞政治，就是以后到社会上把文学当饭吃的人从前者身上的受益也更多。相反，一个人稍懂点社会世故，回过头来再想想开学时被她讲课时讲的文学人生的那些东西吸引，更象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小儿幼稚病，所以很多成熟的男人们提起她时总没什么好印象。

可她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老是这样，究其原因可能是我这辈子根本不配做一个在社会上混的男人。所以尽管我从来没和她有过什么联系，但她在我的印象中始终还是那么清晰。她丈夫是市政府的一个官员，以前说是秘书长，后来又说不是，反正是个官，典型的搞政治的；可她搞的是现代散文研究，似乎和现实根本不搭界的。在讲到她最欣赏的周氏兄弟时，她曾经象个孩子那样激动。有一次她给我们边念边讲鲁迅的《过客》，做过播音员的她喉咙清晰而又缓慢，配合着文中几近绝望的感情令人久久不能释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最为动人的文章讲解。

也正是由着她的讲解，我开始认真的看鲁迅。说真的，这老头当初基本上没人喜欢，脾气古怪，一副谁也看不惯。我这位老师倾尽全力讲的阿Q正传说句实话一点也没引起我兴趣，我实在想不通，一个痴痴呆呆的家伙怎么就成了经典。后来好多年后再看鲁迅，发现他一直在努力回避的敏感点在于，童年以后，他的余生皆在努力弥补那种源自家庭的破碎之感，而这永远无法填补的深洞令他产生深沉的忧郁底色，面对社会的强硬与绝望，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多疑和决绝，进而发酵成后天性格的内向、偏执和悄怆。于性格，这是他之后背负很多指责的原因，于文学，这却是其心趣得以倾泻的起点。于是在阿Q身上，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把自己的快乐和孤独无限延长和夸张的分裂者。

仿佛是知晓我们的心思，她说，我知道你们中是没几个人真的喜欢阿Q的，像你们那个年纪也没法喜欢，但我觉得有一篇你们应该不会排斥，就是《药》。对它我的确读了，当时对文中的夏瑜也挺感动的，但我真正理解《药》，是在好多年后读完《百年孤独》后，那里也有一个与《药》中的夏瑜相似的革命者奥雷良诺上校。“从当年他们抛下妻儿肩扛火炮上战场的时代到现在，人的本性起了变化。” 可是，当奥雷良诺上校从设想中的战壕真的站起来时，却发觉身后空无一人，那些曾经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或在总统赐予他们的荣誉上卑微而幸福的笑着，或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骄傲而悲惨的朽去，当他来到同样出生入死一辈子的老战友赫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身前请求再次起义时，迎接他的是老战友深深的同情，还有普通民众寒彻心骨的鄙夷。

到这时再看《药》，味道就有些不同了，它十分平衡而有韵味的整体格调，将革命志士与普通民众无尽距离的粗粝质感和世相人情以极为逼真和冷峻的手法呈现出来，悲情苍凉的压抑氛围点缀着恰到好处的黑色幽默，让凶杀案背后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刺痛人心。

仅就作品本身而言，一向对革命持怀疑态度的鲁迅对《药》中的夏瑜却寄予了极其少有的温情，其浓烈的悲情与苍凉在一向注重克制的鲁迅那里能得到如此蓬勃的挥洒堪称奇迹。基于时代与地域的局限，鲁迅对弥漫于世的革命的认识远没马尔克斯深刻而理性，至少就本两篇小说而言，因为鲁迅的时代还没有马尔克斯时代那样丰富的现实样本做参照。这里不是在分辨两篇小说艺术水准的高低，也许对绝大多数外国搞文字的人而言，不清楚《百年孤独》的不多，而了解《药》的可能没几个，但这并不妨碍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它的感情。情随文音，让小说的文字在母语的潜移默化中释放出本族人的性格与世故人情，字里行间都有着本族人最隐秘的语气，一个外人可能很难体会这种植于语言的节奏与口吻的。文字声音里的性情、骨子里的人文都是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养成的，一个作家与大众没有一种命运共生体的亲密，你只会被他所惊喜，但难以被打动，鲁迅对我们就是如此。这时我真的非常感谢她当时对《药》的推荐，如果没有，也许我至今恐早已失去了走近鲁迅的机会。

对深邃似海的鲁迅而言，我这点可怜的认知仍仅初涉水面，但愚笨如我，却已很欣慰，因为我清楚，我能有这点肤浅至极的认识，也还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那个也许现在早已记不起我的老师。不过当时确实并不能在我们这些极其现实的人们中引起什么真正的回响。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她讲得很动情但下面的目力所及之处却是无动于衷，她似乎醒悟到了什么，但她又不好发火，只好自嘲的笑了笑，大家自己看书吧。说句良心话，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同情。但事后想想我其实也比他们好不了多少。后来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课眼睛总是盯着一处，很简单，你看的越多，给你的失望和挫折感越强，有的的老师上课甚至把眼光盯着天花板上某个角落，也许不看见倒好受些。

到了大学后期，大学的文学课也就基本没几个男生来捧场了。除了象我这样的什么也干不好又什么也不想干的有限的几个外，不过到了考试的时候，人数还是满满当当的。大概就是一次现代文学的小测试中，我写的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一点见解交了上去，正监考的她看后似乎有些诧异，考试交完卷后她就在我身旁走过瞪着看了我几眼，因为在大家眼里还算她的得意门生，我想她的意思似乎是要我过去交流一下对那篇小论文的看法，但那时入学已有了好一阵了，作为一个男人还象中学生似的那么去请教问题，尤其还是文学问题，实在是逗人家笑。所以为了今后宿舍里少点类似的挤兑，我把头一低装着没看见就过去了。现在想来对于人家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来说，我那点所谓的论文算什么呢，人家当时要跟你说两句，其实是抬举你。可我是丝毫的不知。

直到好多年后看到一个类似的事件时才多少懂得一些。一个在影视制作发行方面有点权力的人，看到一个在此做事的制片人有这方面的才华，就提供了一些机会给他。这个人完成的还不错，但这个人每次得到这样的机会后不仅不感激，珍惜，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对那个一次次提供机会的人不闻不问，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却对那些扮演角色的明星们趋之若骛。弄到后来他一气之下，再也不给他提供机会了，那个人就此潦倒而去。而对他如此倾心的那些明星们而言，他与剧院门口擦皮鞋的并没什么分别。

转眼到了最后一年，大家都开始忙着毕业分配了。象我这样既没什么后台又不具备到社会上混的能力的人，大家都觉着如果我能留校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可我尽管在班上有点“名气”，到系里却是一个人也不认识。在一个处处浸透着人际资本的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搞好毕业论文答辩也许是让领导了解我的最后机会。我当时的论文指导碰巧被分到了系里一位说的起话的老师，三个人，通常选两个出来答辩，如果弄的好兴许还会给系里的领导们留个好印象。这其实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可当初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仍然是一副我行我素，仿佛自己就是等着来给人家挑的。论文写是写了，还很长，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散漫随意与以严谨著称的那位辅导老师显然格格不入，所以在别人看来三人中最有可能选上的却是三人中唯一一个被刷下的。后来才清楚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论文指导老师包括我被派到这位老师底下都是她的安排。如果我能弄好点，深得这位辅导老师的赞赏，在全系形成点影响，留校的事兴许还真有点希望。到今天我能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片拳拳之心。大概人在关键的时候常常就是那么一刻。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根本没资格谈什么命运之类，但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我在这样的是时刻以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注定了我这辈子的所有走向。现在想来就算我当初能留下来，一无过硬的学历，二不会打弄关系，与一些极其老到的留校人精呆在一起，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能呆的下来。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衷心的感谢那个无形中给过我机会的人。

毕业以后人终究变的快，不要说遥远的师生就是近在咫尺的同窗也懒得来上点招呼。记得还是在上学时她曾讲过好象是她有过这样一个学生，在毕业前曾很虔诚的找过她（因为她丈夫在市里说得起话），她也尽力的帮助过他，在他得偿所愿后却很少有了联系。她说她理解她，对一个准备在社会上闯荡的人来说，带着感情的包袱是不能往上走的。她说的也许不错。

但对另外一些曾得到过帮助分手后却杳无音训的人来说，他们却未必是那样一种情况。他们时刻把点滴恩惠都埋在心底，总是想着一个体面的机会来认真的偿还。但造化的作弄使得这一切显得那么的遥不可及。岁月抽干了他们身上仅有的一点生气。就算有那么个很稀罕的日子，他们穿着很不习惯的衣服，遮遮掩掩的来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时，他们也总是当心来往的人群中有人把他们给认出来，最好是大家低着头过去，就当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还想保持那点可怜的自尊。遥想当初出来时把自己当国王，现在才发觉其实更象个小偷。

我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中苟且偷生着。直到有一年好象是快到春节了，电视里看到下岗职工从笑吟吟的领导手中接过那点可怜的慰问品时，双手颤抖，老泪纵横，令人唏嘘不已。我终于真切感受到，一个人，尤其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当他感觉到被生活所抛弃时，任何来自外面的帮助都会让他感激涕零，哪怕明知道他是虚情假意。到这时候再想想作为老师的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显得是弥足的珍贵。

一晃30年已然过去，每逢这样一个整数年份，人们总会想出各种以纪念的名义弄出来的聚会，在这样的时刻，少不了频频提到一个叫母校的名词。就和从前诗人们弄出的故乡一样，总是令人伤感。

就在这年的冬天，一个平常的日子，我的女人和孩子还在各自忙活，我一个人出来来到了离家不远的马路边上。阳光打在泛白的水泥路面上，路两旁的树枝头上还挂着少许树叶，人们都握紧了自己的心事，急匆匆的走着。我突然想起了我所读过书的地方，北方的那个小城。此时枝头上一定是光秃秃的了，马路上可能已没了什么人，不知那里的学校里怎么样，还有那位再没谋面的老师，还是那样子吗？我的名字在她的印象中早已粉碎，她的面貌在我的心中却始终清晰如初。

作者简介

刘工昌曾在《亚美导报》（美）《欧华导报》（德）英中时报（英）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读书》《天涯》《领导者》《二十一世纪》（香港）路透中文网上发过一点文字，曾为英中时报“百姓中国”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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