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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杯”第五届《中国最美游记》入围作品:合肥有座“铸剑”的山​II许从长(安徽省)



合肥有座“铸剑”的山

(安徽省)




在合肥南面的庐江县,有一个不算太知名的山,冶父山。但说起来,它是个“早长成”的风景名胜,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养在深闺人未识”。
  
冶父山得名于欧冶子。据说他曾在主峰的山谷冶铁铸剑,证据就是仍存的铸剑池,早先称龙泉,据说是用于淬火的。清初僧人仁岠在《冶父山游记》中是这么描绘的:“顶有巨池,澄澈莹洁,若玻璃然,旱涝不另损益,洵龙渊也。”铸剑池西北,有二巨石相合,状如剑劈,传欧冶子为试剑锋,对着此石用力一劈,剑过石开,故称“试剑石”。在中国,欧冶子的传说很多,他是春秋末越国人,被称之为“铸剑之父”,他曾先后为越王允常、楚昭王铸过宝剑。传说吴王阖闾非常喜欢欧冶子铸的剑,攻破楚都郢、越都会稽时,宝剑悉数收入手中,死后用宝剑陪葬,据说虎丘剑池下葬剑三千。夫差也是个嗜剑如命的君主。这些君王的竞相追逐,使欧冶子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欧冶子事迹早期见于《越绝书》。按书中所说欧冶子早期铸剑所用原料,显然铸的是青铜剑。但庐江不产铜和锡,这不符合在庐江的情况。但书中又说,欧冶子曾应楚昭王之邀与干将一起“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曾用泰阿之剑大破晋郑联军。我本认为,欧冶子铸剑就算是史实,也应该是在浙江、福建,毕竟浙江有龙泉县,福州古称“冶城”,而庐江春秋战国时代是只是吴楚、越楚边境,人迹罕至。但细细想想,又不尽然。毕竟要冶炼好剑,关键是要好材料:闽浙缺铁,而庐江是铁矿产地,且自古就有冶炼的历史,临近就有左慈炼丹遗迹;铸好剑需好水,清澈之外,需水中有特殊成分,而庐江处在郯庐地震带上,温泉多,或许铸剑池的“龙泉水”就是特殊的水。而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让我怀疑这不是传说,极有可能是真实。1995年,实际禅寺重建大雄宝殿,在深达七米地基处,发现古人类居住的灶台等遗址,并出土一柄七星剑。此剑长二尺,有柄,刃上镶嵌有七颗铜钉,是为“七星”。“七星”是指北斗七星,富有象征意义。此处古人类居住遗址,应该就是欧冶子率领铸剑工匠们在此“冶铁”铸剑的生活区。此剑应是春秋战国时欧冶子铸剑时所遗之物,距今2500多年,出土时仍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这就是欧冶子冶铸出的中国乃至世界铸剑史上的第一柄钢铁宝剑——七星龙渊剑?那么,七星龙渊剑就是在冶父山铸造的了?“长剑欲一淬,夜寻冶父山。揽衣望其气,直在斗牛间。”石壁上刻写此诗的这位古人想必也认定这是真实的史实。
  

欧冶子的形象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渐渐神化、羽化、淡隐,甚至在本地成了“野父”,但从“寻剑材”到“铸宝剑”的精神,却在更大范围内升华了。
  
如今,让冶父山成为名胜的,铸剑池之外,更主要的“功劳”应该算在两座寺庙上,这就是山顶的伏虎寺和山下的实际禅寺。峰峦叠翠中,不是看见庙宇辉煌,而沿路听着伪装成石头状的广播喇叭里的声音由小到大的诵经佛乐,给人置身梵音佛国境界之感,所以冶父山有“江北小九华”之称。号称“江北小九华”的,就我知道的,单单安徽境内江北就不少于五处,且都鼎盛过,但千年时间有连续法系传承、寺庙屡毁屡复的,冶父山不逊色任何一个。
  
冶父山的寺庙有三座:山顶的叫“伏虎寺”,山下的叫“实际禅寺”,城中还有一座设为下院的叫“金刚寺”,皆由唐末的孝慈伏虎禅师创建。相传伏虎禅师是庐江东南乡黄屯人,刚出生时是一个相貌奇丑、双目失明的孩子,被父母遗弃,后被一只老虎衔入洞中喂养大。这只老虎看样子不是只凡虎,它刨地出泉,用泉水治好了他的眼睛。孩子长大后当了和尚,这只老虎和他形影不离。再后来他到冶父山建庙安身,传经修道。此事被唐昭宗李晔知晓,就敕封他为“孝慈伏虎禅师”,“伏虎寺”也因此得名。现在山上山下也由此衍生了虎刨泉、系虎墩、伏虎禅师塔、报恩寺等多处名胜。
  
据记载,唐昭宗的敕封敕建是在光化元年(898年),由伏虎禅师择山建殿宇寮舍。伏虎禅师开山时,冶父寺占地10亩,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到天复二年(902年),伏虎禅师开毗尼法坛,受戒弟子800多人,号称千僧,称“江北十方丛林”。
  

庐江的矮山里在唐时是否有老虎我不置疑,毕竟宋代的平原地带的景阳冈都有老虎。我惊奇的是虎的“神奇”。“伏虎”者,“虎”应该是对立面,但冶父山的“虎”不是,它是“慈”的化身,颇似王子摩诃“舍身饲虎”。看样子是菩萨的“慈”感化了虎了。
  
唐昭宗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敕封一个并没有为朝廷建立过什么特殊功劳的和尚呢?
  
昭宗是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也是个很悲情的皇帝。面对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已一百多年的局面,他是很想有一番作为,挽狂澜于既倒的。但沉疴难治,积重难返,他手中缺少一把支撑他的“剑”。安史之乱后,藩镇与朝廷若即若离,没有了“忠”心;黄巢之乱后,强镇把原本是“慈父”的皇帝当作手中的傀儡任意揉捏,哪有一点“孝”?……所以我猜想,他是想树立一个标杆,指示一个“风向”,强化那个“忠”“孝”观念。而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江淮在安史之乱时延续了唐朝的命运。我这样说的另一个证明是,做好了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准备的昭宗还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隐姓埋名在江南,这就是绩溪“假胡”迁徽始祖。他的这个做法有没有收到效果?从他奋斗挣扎十几年最终死于朱温之手,唐实际上也是在他手上灭亡的结果看,无疑是没效果的。但也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至少,唐亡前后,无论是合肥人杨行密建立的吴,还是后继的南唐,都是唐的忠实拥护者。
  
如此说来,唐昭宗或许寻到了“剑”,可惜,他没用好这个“剑”,他的年轻,他的任气,他的用人,让他成了明崇祯一样的悲剧皇帝!
  
但几十年后,有一个人却是很会用这个“剑”,这个人是北宋的建立者赵匡胤!
  
赵匡胤也瞩目过这里。山下之寺“实际禅寺”原是伏虎寺的大雄宝殿,名字的来源就是宋太祖的赐额。“实际”本自佛教语,指“真如”“法性”境界,犹言实相。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说:“实际之性,无有戏论,惟独如来证实际法戏论永断,名为涅盘。”赵匡胤很有意思,登基后他很重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两个分支临济宗和曹洞宗。临济宗主张“无心说”,曹洞宗主张“五位说”,估计是入了他的法眼。
  
记得禅宗之祖慧能与师兄神秀的那两首“偈诗”吗?神秀输给了慧能,“渐修”输给了“顿悟”。经过了与魏晋玄学结合后的佛教渐渐明白,不能融入本土因素是难以流传开的。所以,隋唐以降,佛教开始在中国有意识地“接地气”,与儒家、道家渐渐合流,也降低了门槛,为“现实”服务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说”,要求从“心”上有改变,就有成“佛”的可能了。而临济宗广为弘扬“般若为本、以空摄有、空有相融”的禅宗新法,提出“四料拣”,以“棒”“喝”见称,施教方式偏重于行动上的开导;曹洞宗提倡“五位说”,以“回互”著称,施教方式是“行解相应”,体现出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融摄。
    
我不反对你有进取心,但请你认清自己的分量,定位好自己的位置!要顺应自然!
  
唐末五代,皇位的血腥更替充满着残酷与背叛,防不胜防,事实证明,用有形的“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赵匡胤“悟”了,他寻找到了宗教这把“软剑”:各位,神佛已经明示你们了,你先看看你是什么“料”,你弄清自己是栋梁还是椽桷,因材而用,不混淆,才能各得其所;“欲念”太重放不下,可能就什么都没有的。这不啻“当头棒喝”,让人懂得“圆融”,选取“实际”!杯酒释兵权,何止是“兵”啊,也释去了绝大多数人的“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匡胤虽然制造了一个“弱宋”,但他不愧是一位“仁”君,一位“明”君!
  

冶父山寺庙在之后虽然也屡遭兵燹,多次毁坏,但随坏随修,证明它在民众心目中有一席地位。
  
尤其近些年来,冶父山名气越来越大了。佛教把肉身不腐和舍利子看作是得道、道行高深的标志。冶父山目前有两座肉身殿:伏虎寺广场对面的妙山法师肉身殿和实际寺旁果安法师肉身殿,还有一座依法师遗愿供奉在他家乡的寺庙。的确是很令人惊奇的。
  
冶父山建“大冶父山风景区”是很近的事,我这个“故乡人”也是才知道。因为1992年冶父山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在此基础上,顺应当下需要,2014年正式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更像是“被动”的。景区也不花里胡哨的,三个功能很清楚:寻古探幽去铸剑广场,烧香拜佛去寺庙,看景锻炼有专道。在这里,尤其要说说后者。之所以风景区冠以“大”,是因为在“既有”之外的“扩展”上。冶父山不高不矮,最高峰为兜率峰,海拔375米,自麓至顶有一条石块垒砌的古道,险峻陡峭,似是专为登山拜佛而设。两旁是大片的高大的松树和杉树。登山路最近,但遗憾的是难见周边风景。“扩”建后,从东边外峰新建登山观景道,拉长了道路,延缓了坡度,串起了各角度的最佳观景点。一圈穿行完,约五六里路,群峰耸拔,盘旋而上,远眺江光,俯视五湖,近观牡丹园、栖凤谷等,秀甲江淮间诸山。我的很多庐江熟人说,他们散步或晨练,就是骑个车来这里。一趟下来,身上微微出汗,心情大为舒畅,的确是个健身的好地方!

在心底里,我认可冶父山的“铸剑”精神!其实,冶父山现在又何尝不是在“铸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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