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57 期 〓
文|王成海
我想应该是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吧？具体年月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那个时候村里已经有了收音机，但非常少，谁家能拥有一台收音机简直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土豪”。
我曾经见过这样的收音机，外面好像专门包了一个黑色的皮壳子，发声的喇叭处整整齐齐排列了许多小孔，圆圆的一片，还有就是收台的那个有指针的地方外露着，是一个小长方形的样子。皮壳是用按扣锁定着，换电池的时候就掰开按扣，取下壳子。那时候，有这么一台收音机的人家，大概不亚于现在拥有一台豪华小轿车的人家，所以格外珍惜，每天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摆放在大红柜的正中央，上面苫一块雪白的手绢，到了晚上没事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拧开，搜寻喜欢听的节目。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确实是太单调、贫乏了，尤其农村，平时的日子忙也就罢了，谁还顾得所谓的精神生活？可到了冬闲，夜晚那么长，总得有点娱乐，能让人们至少感觉时间过得快点，心里也乐呵一点。可真不多，偶尔村里演一场电影，或唱两天戏，就能把大人、孩子高兴得摸不着北，大人早早做晚饭，小孩提前在大冷天到场地占位子，本村后生和外村青年因一言不合就打群架，电影或戏里的内容等，在相当的时间里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毕竟电影和戏很长时间才来一次，其它时间人们怎么办？当然是“龙走蛇窜——各有各的盘算”，家里有事当然忙家里，家里无事者，就去左邻右舍窜个门，家长里短拉呱一会儿；爱热闹的年轻人，打个平行（hang)，喝点小酒……
当然也有很多人到了晚上喜欢往饲养院跑，不但因为那里聚集了一伙“胡嚼乱言”的红火人，更主要的是那里是个公共场所，没有人会嫌弃你。而你跑到有收音机的人家坐一会儿，听听里面说的、唱的，偶尔一次可以，总不能天天去人家家，次数多了难免遭人白眼。饲养院的屋子里尽管粪味十足、烟熏火燎，可那是属于队里的，谁也没资格撵走谁，除非小孩也瞎去混，常会被大人们轰走，尤其那里还有一盘热炕，比一般人家都暖和，因为队里的柴草多得是，可以不停地往灶火里添，圪躺在这里，享受着热炕头，听着人们的寡说，在那个年代你还别说，也是一种快乐。
后来，听说队里买了一台很大的收音机，就放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钥匙由队里的队长、保管等随身带着。人们听说后，这可麻烦了，冬天的时候，每到晚上，没事的大人、小孩都往那里窜。后来一些电台开始推出说评书节目，这时队房里就更热闹了，更多的男人和小孩到了晚上就往这里圪窜。以致于队房那条过道里挤得都是人。我曾经也在冬天的晚上多次跑去那里听说书，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当初那几个评书演员是刘兰芳、单田芳和田连元等，说的评书内容无非也是《杨家将》《岳飞传》《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这些在民间流传甚广，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英雄传奇色彩的东西。每天其它时段讲不讲，我记不得了，晚上七点半的这个时间段肯定讲。
队房本来是生产队干部们平时工作、议事的场所，偶尔也临时在这里召开小型的会议，平时一般就几个队干部出入，普通村民很少光顾，可自从电台开播了说书节目后，这里的晚上就异常热闹起来。
冬日的傍晚，模模糊糊的天色下，离说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队房的墙根下就大人、小孩聚集了一大片，他们一边闲聊一边把手插在袖筒里跺着脚在地上转圈，不时把手伸出来捂捂耳朵，他们是在等着保管来开队房门的。保管来的时候往往是人未露面声音先到，远远地人们就听到稀里哗啦的金属相互碰撞的声音，那一定是保管来了，因为全队只有他一个人能自豪地发出这样的声音，他来到队房门前，哗啦一声从屁股后面扯下足足有一斤重的一大串钥匙，在里面翻动半天后，寻出一把钥匙，“嘎嘣”一声，把队房门上的那个大锁头打开，没等他进去，他身后的人们就闹哄哄地往里挤，为的就是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一进门，有的人着急上炕，有的人忙着往那两张破椅子上坐，进的迟的只能站在地上，或干脆挤在门口的走廊里。保管是不用着急的，坐热炕头是他的专利，没有人敢抢占，他进门后先是不慌不忙地往炉子里加上几块大同炭，捅旺了，再往锅灶里填上一抱麦秸，然后才从柜子里拿出收音机，悠闲地往炕头一蹲，开始拨弄收音机。
这时就有人大声地询问几点了？时间到呀不？有戴手表的人就把胳膊伸得老长，故意把袖子往下撸了撸，聚精会神地瞅着手腕说还差多长时间。于是就有人唉声叹气起来，也有人抱怨起来，有人“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也有人在“嘎嘣嘎嘣”地咬大豆，不知是谁大概吃饭着了凉了，一不小心放了一个响屁，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这时，猛听得保管粗声粗气地高吼了一声:“悄悄点，马上就开了。”人们一下由闹哄哄的状态转入寂静无声，同时收音机里就传出了刘兰芳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我们上回书说到，杨六郎杨延昭率领五千人马正在开往前线途中，来到一座山前，猛听得一声哨响，接着就是马蹄滴滴答答快跑的声音……”
半个小时对于喜欢听书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正在人们听得起劲的时候，刘兰芳的一句“……要知杨六郎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把人们的兴致一下打落得干干净净。屋子里随着刘兰芳声音的落下，“嘘”声四起。接着人们开始纷纷向门外拥去，好多人还意犹未尽地边走边互相猜测杨六郎接下来的命运……
那个时候，我有幸也厚着脸皮夹杂在大人中间到队房听过几次说书，每次听完后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给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的母亲讲述一番，母亲经常夸奖我记性好，能把故事讲得完整全面，我因此而心里特别高兴，所以事过多年关于听说书这事情还记得特别清楚。
后来，我们家也花了十三块钱买了一个似砖头大小的收音机，黄白色的，没有外面的皮壳子，在它的里面我们第一次听到陈琳、朱晓琳那甜美的歌声，第一次感觉到歌曲居然是如此得优美动听。难怪孔子曾经把《乐》也列为《六经》，在齐地听了《韶》乐居然“三月不知肉味”，看来此言不假啊！
后来，我们兄弟姊妹们不是成家，就是在学校读书，家里的收音机就成了父母的一个伴儿，父亲不爱听，大概其实也是听不太懂，很少理会收音机，母亲本来是个识字人，记性也好，喜欢看书，有时间的时候，能把我们弟兄姊妹们学完的旧课本都看一遍，不用说自然爱听个收音机。闲暇的时候，母亲就要拨弄它一番，听听新闻，感知一点国家大事，再就是听说书和歌曲了……
我出走异地之前，把我家的那台小电视机给了父母，但家里那台收音机还在父母身边，只是由于时间长了，收听效果大打折扣，有一次我回老家，还看到母亲敲腾拍打这个老玩意儿，再后来回去就不见了，大概坏掉，被扔得不知去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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