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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我曾经的“辉煌”

  北京,北京,我曾经的“辉煌”

张书亮

十月的时候,塞外的天气凉了,我已经穿上冬天的衣裳。这时革*命却如火如荼。据说外地的革*命师生已经大批大批地去北京串联了,于是土中的学生追着革委会领导开介绍信,也都要去。那时安骅老师是革委会主任,他不敢做主,请示上级也不行。学生们几百人围攻他(其实跟本用不着什么介绍信,谁去都行),最后还是给开了。那天下午(1966年11月10日)土中好几百学生涌上火车,向北京涌去。

       
下午4点从土牧尔台站出发,大约5点半到集宁,当天住在集宁三中,集宁三中的红卫*兵热情招待了我们,管吃管住。因为都是“战友”了,其实从那时候你走到全国任何地方,只要说是红卫*兵都会免费招待。第二天上午11点多从集宁坐上直达北京的红卫兵专列,开往北京。
      
一列车不知塞进多少学生,整个列车凡是能挤人的地方全都挤得严严实实,就是一个大罐头。行李架上座底下,脸盆架上全是人,男女生挤在一起,有时可听到女生的喊叫,可没有大声的叫骂、喧哗或者打架。我是站在走道里,人挤人,一下也动不了,汗味,屁味,在口鼻间呼来吸去,直到列车开行,在岔道晃荡了几下,才显得松动了些。我是一直站到北京的,整整在车上三天三夜。一路走走停停,也不按车站停靠,一直喘息着爬行,凡停的时候,就是铁路部门通知停才停。我们在沙城车站停了约10个小时。沙城据说是董存瑞的家乡,那时改作存瑞车站,我们下车去找水喝找饭吃。走到康庄车站,又停了四五个小时,不知什么单位用大笼运来玉米面窝头,供我们吃,全不收费。到了南口又停了几个小时,听说南口的柿子好吃,学生们下车去买柿子,一角钱一斤。眼看进了北京,又在西直门停下来,直至下半夜3点多才到永定门车站,算是终点站。学生们涌下车,胡乱跟着人流走,直走到人少些的地方才停下来。这时高音喇叭通知,让红卫*兵们找接待站。接待站很多,都是路边临时搭起的苇蓆棚子。我们找到一个接待站,登记了人数,工作人员打电话联系完,告诉我们已安排在西城区三十五中,让我们等公共汽车来接。于是我们三十多人坐在地上,有的学生立刻打起了呼噜。这已经是13日后半夜4点多钟,从10日下午出发到现在是四天三夜,我一直没睡。过了一个多小时,一辆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35中,接待人员把我们安排在楼上一间教室里,地上铺了草垫子,让我们先休息,说早上8点吃早饭。这时同学们虽然很新奇,还是赶快和衣躺下睡觉,我迷迷糊糊,还是没睡着。天亮了,我站在窗口向外张望北京的天、地、马路、楼房,大街上过往的行人车辆,这一切让边地荒漠来的我感到新奇激动,恨不能立刻飞到街上去。
       
早晨接待人员给我们发了餐券(早、中、晚)和每人一张乘车证,你带上乘车证可以随便坐任何一路车。吃过一碗粥一个烧饼,我们上街的第一个去处是动物园。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只觉得脚下是虚浮的,似乎那地在动,那时竟然不懂得是因为三四天没睡觉而头晕,心里却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二天才去天安门广场,坐在车上远远瞭见那巍峨而美丽的天安门城楼。啊,祖国的心脏,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终于来了!大概人们这样感叹吧,我当时心慌慌的,好象跳到嗓子眼儿,激动、惊奇还是兴奋,实在搞不清。天安门前下车了,我们踏在广场石铺的地上,是的,这是真的,我们这些穿着土里土气的荒漠小破孩儿可踏上了皇家禁地。

我的手机 2018-3-28 9:30:03

一群孩子傻里傻气地涌上金水桥,毫不客气地踏上曾经只有皇帝老子才能走的御道,撒开脚丫子闯进了紫禁城。
      
我们进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却上了锁,再往里就进不去了。向左可以到中山公园,向右可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至于故宫里面还有什么,我们无从知道。
      
去了北京,我们也没有任何人组织,一开始就是找那些著名公园建筑随意去看,到纪念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抱着红宝书照相留影。这个公园那个公园逛逛,反正坐车不要钱,公共汽车都是全国各大城市调去的,有吃有住。那时吃得很好,每天早上一碗粥一个烧饼,中午晚上一碗菜,四两主食,菜里除了白菜还有不少肉片,加一勺肉丸,主食是大米、馍头自己选,要是中午不回来,早晨就可带中午的饭,那就是两饼,三块酱豆腐。这样的伙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不过听说别处还有更好的饭菜。于是我们每日徜徉在这京城里,把打听到的好景致看了个遍。至于大小便也不必担心,当时几百万外地师生来到北京,人实在太多了,北京城的主要大街上把下水道上面的石板打开约20公分的口子作为便池,四周用蓆子围起来,就是临时厕所,你要蹲在上面大便,下水道的水哗哗地流,声音很大,更不知有多深,使人胆颤。东西长安街的边上隔一段就有一处。同时各单位都设有临时医务室,你要有病,那里的医生会热情给你看病,吃药打针不要钱,而服务态度特别好。我有两次肚子疼,人家给你仔细诊断,再配药。说来那时别看各地来得人多,也无什么人组织,却非常安全,我住了近四十天,居然没有听说有打架斗殴的,更没有偷窃欺骗的。如果是现在,我就不敢想象了。
      
开始几天我们上街的时候一齐出动,班里三十多人前后呼叫照应,生怕走丢了。听说有一位同学一下火车便失去联络,他不知去找接待处,一个人四处游走,晚上就在电报大楼下露宿,白天在附近走动,直到第五天才遇上同学。由于钱少,每天就吃柿子,结果大便不通,还去了医院。到了后来人们熟悉了环境便三五个结伴而行,许多时候单独行动,我后来也时常一个人出去。其实那时我跟本不知道要看什么,许多时候是去看了大字报。
    
 有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高教部”,我便进去,满院子都是大字报,这里的大字报那毛笔字大多写得漂亮,而且各有特色。我便慢慢地转悠着欣赏着,那时我不知书法,只是看那字好看,一张张挨着看,一看一整天。有时还有很好内容,我就在小日记本抄下来(我去北京的第二天买了一本红皮的小日记本),至今还保存着。在这里我还看到有打倒高教部部长何为的内容,我想这应该是个大官。当然使我惊奇的是大街有很多打倒刘、邓、陶的口号,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他们是何等人物,也居然这样?在来京之前还从未听说。还有那墙上的漫画,如果不计内容,里面还真有画得好的。墙上的大标语的字也有写得非常好,那时我常常为了欣赏字去看那些标语,甚至坐在地上用小木棍摹写,一写半天。后来我回了村里也给村里的墙上写过很多的宣传标语,甚至现在练书法写榜书也得益于此。
      
十多天过去了,听说毛主席已经接见红卫*兵六七次了,我们也快要被接见了。这时上面派来了解放军,把我们按军队编制好了,我们是红二师十团一营四连四排。每个排有一名解放军干部作排长,我们排长叫李克光,陕西人,在部队是副排长。我们被安排在第八次接见,先是准备象检阅军队一样,列成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于是我们便利用夜间街上人少时,训练方队。结果到了25日接见时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在三十五中组织看电视直播。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视,一台大约14英寸的黑白电视。26日接见我们,改为在马路两侧坐学生,领袖坐敞蓬车接见。25日晚上大家激奋不已,每人领了半斤饼干,一根香肠,三颗鸡蛋,两个烧饼,发一个小袋装上,作为第二天的干粮。
      
我们被安排在三里河路。26日清早我们就按军队编制排着队伍,抗着红旗,喊着口号,跑步前进,到十点多钟到了地点。三里河路不宽,我坐在路西边,背后就是三里河,才能坐十几排,而且路边是河岸,路边低,越往后越高,路上有车通过会看得很清楚,这是一段好地方。检阅车未来之前,各连队唱歌了,象军队一样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实在热闹。
      
 下午3点检阅车队来了,开始是9辆摩托呈人字形缓缓前行,接着两辆大卡车,车上是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接着就是五六辆敞蓬小车,上面全是中*央领导,第一辆是毛主席,他穿着军呢大衣,站在车上向两边招手。这时路两边师生激动地挥舞着语录本,口里不停地喊万岁,万岁!由于我们这里街面窄人少,相对秩序好些,因此车子速度较慢,我不仅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而且看见其他领导人,如周、刘、林等,他们全都坐着。从开始看见车队到他们走出我们的视野,总共3分钟(这是李排长说的,他带着手表)。领导接见结束了,人们仍然兴奋不已,说的笑的欣喜异常。但也有例外,我们旁边的队伍里闹起了事,起因是他们一位小个子同学到后边河槽里小便,恰好车队来了,等他上来却怎么也挤不进去,后边大个遮着他,他一点儿也没看见,当时谁顾不得他。到车队已经过去,他才进了队伍,气得又哭又闹,排长也劝不住,如疯了一般。是呀,在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眼里这是天大的事情,其实也是,一般人一生一世也就这么一个机会,虽然说见着见不着又怎样,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来北京的目的达到了,但回去也不易,要统一安排坐火车,我们又等了十多天,仍没有期限。北京已逛饱了,有时坐上公共汽车不下车,车到哪儿我们去哪儿,很多时候到了郊外。有时白天不出去,坐在家里捉虱子,到了晚上又坐公共汽车乱跑,毫无目的。这时据说还有来京的,但中央下令停止串联。住到三十五六天了,我实在不想住了,我来时穿了一双旧布鞋,鞋底磨穿了两个核桃大的洞,没有袜子,脚掌部直接着地,又没祙子,脚面有很多开裂处,天气也很冷了。其间我认识了一位张家口的同学,叫魏国梁,他是张家口一中的高一学生,比我大几岁,他也想回,便带着我翻进围栏挤上火车,一路上他对我非常照顾,下车时把他拿的饼子馍头全给了我,还留了地址,到现在我不时还会想起他,这位忠厚的好朋友。
      
在集宁下了火车,我去了姥姥家,恰好我母亲因挂记我,也刚到姥姥家。她听有外出的学生丢了鞋的,有的被踩伤,有的连人也找不见了,于是来集宁打听我的下落,见我回来特别高兴。第二天,母亲上街给我把鞋修了,又买了一双袜子。当时我姨也出去串联,没在家。回家之后,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去学校。我知道去了也没事可做,自己也不是什么干将,而且家里的生活也特别困难,于是就开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点工分。
    
 我们本来应该是1968年7月份就到毕业的日子,结果一直拖到69年4月才算毕业,比我高两届的学生也是这个时间才毕业。毕业前我还是去了几天学校,在学校里又见到几位老师。张惠兰老师也被批斗了,头发被撕掉不少,见了我,张老师落泪了,从衣服里掏出一卷头发给我看。这样一位刚强的女人,在她的学生面前落泪,可见其痛心,然而我只能听她诉说,什么也给不了她。我在宿舍还看见了杨启老师,没教过我,但我认识他。我说:“杨老师您怎么住这里?”“在这里让学生监督。”“头发呢?”“揪完了。”杨老师已完全失去当年之翩翩风度,我眼前是一个神情犹郁形容枯槁的老者。是呀,这是怎么了?我当初那么羡慕敬重的老师他们真有罪吗?
      
 毕业鉴定时,由于我不常参加革命,应该没有好评语,但当时由班里同学写,都给我写得很好。我记得当时写评语的是王斌毅、王艾、贾有成他们,谢谢了我的同学们!
       
此后我们每人领了一个白皮的小小毕业证,班里连个毕业相也没照,读书生活就此结束。
     
 临回家时正逢党的“九大”召开,旗里组织了隆重的庆祝大会。那是一个晚上,在土镇的广场上有一个主席台,灯火辉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激荡,全旗各单位都参加,满满一广场人。当时没有现在的礼花炮,结果把驱云防雹的炮打了十多发,雷声震天,但也有两发没在天上响,掉下来在人群里响了,幸亏人们躲得快,没有造成伤亡,是其万幸。
      
第二天,同学们依依分别。我回头望望学校大门,扭头朝车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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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作者】张书亮,网名山里闲人,男,内蒙古察右后旗人,大半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现已退休。张老师一贯多才多艺,尤其钟爱书法、文学、摄影等,但退休前因为工作太忙之故无法施展,退休后一边帮老伴料理家务,一边助儿子照看小孙子,一边重拾旧日爱好,夜以继日地舞文弄墨,生活充实得就像秋日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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