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61 期 〓
文|王志成 编辑|王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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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井村文艺宣传队的组成，前面已说过，没有专门老艺人的指导，全凭年轻人们平时模仿和互相指点。说实话，虽然艺术水平比不上多年的老“玩艺”，但在当时大井全大队来讲，也有了点名气，到各村表演都是十分地欢迎。表演体裁除上集说的外，我记得还有小型歌剧。有一个热闹喜剧剧名我忘记了，是反映了农村大集体时期的劳动故事。主要演员有王文成等几人。我记的在演出中王文成喊：“……挑渠啦！”这是一句台词，可能是巴盟河套人写的剧本。挑渠啦就是吆喝人们出工挖灌水渠的意思。王文成亲自参与表演，回忆起来一定全面而有意思。
那时在演出中间空隙，有时穿插一些小的时事政策宣传。搞口头宣传的都是上中学的中学生，他们利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宣传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我记得三倾地贺明，郭宝地鲁成，转达营的武有才等中学生都做过宣传。那时农村人信息闭塞，没书，没报，没广播，每天静悄悄地不知天下大事，听了他们宣传，脑子开阔了许多，农村很爱听他们的政策宣讲。我估计那时学校里放学时，给他们都布置了宣传任务，因此他们借助玩艺儿这一埸合平台，完成了他们承担的义务。
宣传办起来后，除了挑选演员，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挑选好一个乐队班子。大井村宣传队乐队成员，都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可以说是都是“自学成才”。你看，闫真是打鼓的，他打的好鼓，无论是开埸前的招人鼓，还是演出中的伴奏鼓都打的很出色，他是怎样练出来的呢？细心想想，六，七十岁的人都记得：每逢消闲时候，闫真兴趣一来，就走出大门，背靠大门垛子，双腿夾着一个大铁锹，锹头向上翻过背面，锹把扎地，用二根木棒敲打起来，日久天长，练出一手打鼓功夫。所以这次宣传队成立，闫真的绝活派上了用场。打鼓这玩艺也真的不好学，我也爱学习打鼓，但始终没有学会。我们村会打鼓的还有史培德(二毛眼〉，他的招人鼓打的不错。但让我评价，还不及闫贞。
吹枚也是一项艺术活。宣传队成立后首选吹枚手是王宽成。因为在大井村会吹枚的不多，高俊福爱吹枚，但不及王宽成。王志英爱吹笛子，初露锋茫，但那时年纪小，小笛子与二人台也不协调配套。所以，唯有王宽成最为合适 。王宽成无师自通，枚吹的音质好，在乐队中起主导作用。
能吹的一口好枚，也确实不易。农村娃，那有条件外出深造，在农村，爱好者一般都是自已买一枝枚自己练习吹，有时间和村里的二胡，四胡一块进行合奏，其它爱好者囲在一起观听，有时也兜上几句二人台小曲，埸面显的开心和红火。久而久之，吹枚的技术水平就见到了成效。王宽成（1939—2002）出生在章盖洼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艰苦奋斗，勤奋努力，热爱劳动，办事学艺有恆心。他的父亲叫王四，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大红马入了大井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上村里王玉虎(王岐山父亲)老人也将自己三岁的小红马自愿入了社，使得大井村的父老乡亲们高兴的合不龙嘴。他们高兴我们的合作社集体有了骏马，再加上转入高级社后，又从其他社平调回一辆头等花轱辘大車，从三倾地平调回一匹大红马(是本村王亮入社的大红马)，使本村的耕畜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光是老牛破车，生产力有了提高。
王宽成继承了父母先辈的优良家风。在村务农的几十年中，他当过大集体时的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好多年。他公道正派，心地善良，力大无穷，是生产队中的头等劳力。因此人们推举他当队长，他对大井村人的贡献，得到人们普遍赞扬。
在活跃大井村人文化生活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很有名声的。
宣传队中拉四胡的是史培德。那时候他拉的四胡不很高级，不和现在买的四胡那样美观和音质圆润。他的四胡是自己造的：用一个罐头铁皮两头空筒，上面一般用薄薄的羊皮或其它皮革绷上，象小鼓一样。四胡的杆和四根轴都是自己制作的，四胡的拉弓是选用一根细竹片制作，马翼巴长毛是本村马尾上剪下来的-，买几根丝线和一块松香，就能拉响了。而且史培德的四胡音质也很宏亮和圆润。
在大井村，爱拉胡胡(胡琴)的人不少，但演奏水平最高的首属史培德。
史培德演奏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因为自己勤学苦练。我们大井村文化生活贫乏，这些乐器爱好者经常独自演奏或坐在一起合奏，这也和现在的“打座腔”一样，招来一帮人，自娱自乐，打破了大井村沉闷的气氛。
史培德（1941.2-1999.9）也是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哥哥在解放前后，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当长工，打短工。他本人听说是在本地给别人放羊，打羊伴子。父亲种地为农，维持一家人生活。在当时来讲，生活比较清苦。所以，就是在这样艰难环境中，培养锻炼了自己坚韌不拔的刚强性格。
史培德一家，也是競競业业为集体，为大井村人勇于奉献的一家。他的父亲史大，合作化初给初级社当保管员，集体的财产保管的完整无损。那时也没有专门的库房，他家住在村当中一间一出水的小土房，外间屋顶因椽檩缺乏，搭一个简易的棚棚，既是堂屋，又是农业社的库房。有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史大老人生了气，不干保管了，把绳线，农具等扔下一院。后经干部们作工作，消了气，又忠心耿耿地为村民服务了。史大老人在六十年代前后当了几年生产队长，领工劳动，检查农活质量。开会宣传政策，样样都很出色。他的一心为公，为村民的好作风，至今在老年人的心目中念念不忘。
史培德继承发扬了优秀的家风，在小队里也当过干部，与村民们和谐相处，亲如兄弟。特别是他的家庭建设的很好。他和妻子王美连一道，齐心协为，相濡以沫，虽然子女较多，但在他们的教悔下，孩子们个个自强不息，顽强拼博，各自开拓了自己一片新天地，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佼佼者……
大井村的民间土乐队给大井村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喜庆。每逢农闲时节，人们都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大井村的一位老人夸奖这些会玩乐器的后生们，她是大井村许大拐子老伴，后又后嫁李承续的陈秀花老人，她说：“能和木头说话(指演奏农村以上常规乐器)的人都脑子好，心眼灵。”确实，大井村就是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差一些，大井村的人没有傻瓜楞子，个个都是聪明伶利。只要注重智力开发，大井村的优秀子孙在各行各业都会一呜惊人……
仔细总结一下，大井村人的文化生活具有多样性。前面说的是组织二人台宣传队，还有一种艺术形式比较有特色，别的自然村不曾有过，那就是一一曲艺类项目说书。
别看大井村稍微偏僻一些，但是这里人才济济，各类文艺奇葩都在这里露面和展现。我记得在世纪五十年代初，文化人可以说是凤毛鳞角。当时有一点文化的就数迟耀午老先生。村里的年轻人农闲没有事时，晚上都聚集在他家，听他说书。其实是读书，照着书念书中的故事章节，人们听的津津有味，兴致勃勃。一般情况是：土炕上点一盏煤油灯，那一点点火苗简直光亮不了多远，而且灯下还有一片黑。再之前，点一盏素油(麻油)灯，边照亮，不时还需用一根拨灯很拨捻子，灯火苗同样不是太光亮的，只是闻到一股油炸干锅味。迟老先生坐在灯旁，有时靠着点铺盖，手端一-本古典小说，迷着双眼，一字一句地低声朗读着。每到关键细节，放下书本，又给人们详细地口述一遍，为的是听众更加了解书中的有趣内容。旁边的听众不少，有的是一边静听，一边口叼旱烟袋，关键时刻议论议论，埸面登时活跃起来。一般听书时间农闲时多为二，三小时。在听书娱乐的同时，有时议论一些村里村外的有意义的信息，议论一些生产，生活方面，以及政策等方面的事情。散埸后，各自回到家中，细细地回味有趣的故事情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候明(1930.2~2003.11)由商都县卯都乡迁入大井村居住。候老的迁入，为大井村人的文化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侯老当过干部，脑子聪明，记忆力强，有一定的文化，口才好，表达能力很强。他也爱好看一些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楊家将》等类型的武打小说和有关的书籍，爱看一些有关内容的戏剧，而且是过目难忘，记性好，能给你讲出个头头道道。侯老给人们说书，有时口头讲，有时照本宣读。由于他的口才好，讲话清楚，幽默易懂，所以进入六十年代后，大井村的业余说书讲故事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听书的粉丝越来越多，有老年，有青年，以中老年人为多。经常爱听书的老粉丝有: 闫德，张忠，张万山，王宝(王志有父亲)，王岐山，王元，王宽成，史培德，闫海安，熊志荣，李承恩，李承续，王二元，乔海发等人。在那样没有电灯，没有广播收音机，电视机时代，大井村的夜晚显的静悄悄的。有了这样几个有文化的人给大家讲讲故事，使这个落后的小村生机煥发了不多。时间久了，人们也习惯了，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畄恋这一群土生土长同命运的乡亲，生在大井村，长在大井村，他们也感到很自在，很自由，很开心……
候明在村里，在全大队也是有名望的人之一。在商都农村，他当干部多年，参加的会议多，处理村间邻里社会矛盾多，接触的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士比较多，另外有文化，能看报读书，可谓识多见广，有一定领导农村农民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迁来大井村后，在与人接触中，逐步显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所以才有后来参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班子的基础。后来在大队中，他担任了大队的治保(治安保卫)主任，分管负责全大队的治安管理和矛盾调解工作。以他个人能说会道，讲公平主正义的天赋之才，在治保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好多年，全大队的治安情况比较平稳和安定，村与村，户与户之间比较和谐协调，领导与群众之间关係也很和谐，大井大队的干群关係也很正常协调。那时大队主要领导是张万山，他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全大队村民的和谐友好，党群关係也保持良好，与张万山的以身作则，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事密不可分，但对于大队班子里的每一位成员的鼎力相助，特别是象侯明这样的重要岗位，重要角色的努力配合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侯明老人识多见广，和各个不同层次的人都能说在一起。他和我虽然不属同辈而是我的长辈，但我们是至交的朋友，无话不说。每逢我放假或工作消闲时回到大井，都要和候老坐在一起聊聊，谈谈国家和内蒙的要事，谈谈文化革命中上层领导的一些人和故事。谈谈家乡的变化和情况，唠一唠学习、工作和家常。他有文化，爱学习，过去当过干部，对许多问题都能有自已的见解，提出自已的看法。和侯老聊天后，感到家事丶国事、天下事，样样都知晓了一些，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视野开阔了许多，仿佛心胸也豁朗了一些。候老在个人交往方面，也很信任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困难，物资供应紧张。特别是民用建材木料比较短缺。侯老盖房子急需部分檩条，恰逢我由临河回到大井，他和我讲了他的困难，打问我临河买椽檩好买不好买？我当时回答说，物资公司经营的不好买，农村自己栽起来的柳木檩子，想点办法还可以买到。于是我就答应了帮侯老买檀子的事。我当时在县农林站工作，回临河后我就找同事帮助买柳檩条，大概买了十几根。那时候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也不让多栽树，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还要在公众场合“斗私批修”纠正过来。农民的盖房椽檩也很紧缺。但知晓人托人能攻遍天下。我托我的一个搞林业技术的同事，找到了城西二十公里外一个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从他们大队灌水渠上挑选间伐了十几苗柳树。大渠上的柳树都是作防护林用的，多数都是粗度夠，长度欠缺一点。作檩子长度在我们那里，最少要达到一丈二尺，这样才能达到要求。没办法，只能筷子里头拔旗杆。两者权衡最后砍下来后，发现有的有些弯曲不周正。按本地木匠说不要紧，只要粗度夠标准，上了房后在弯曲低凹的地方打个木头“挿子”(垫片)，压下栈子外观也不影响。凡正是比没有强多了。后来托生产队的大车捎拉在临河火车站货运处，那时是通过火车发运的。铁路规定，运木头需要当地盟级林业部门的专用检疫证明，目的是怕有害病虫异地传播。正好我又托同事到盟里林业处不弗力地开了个木材准运证明，才使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几经曲折运回了白音察干火车站，运回了大井村候老的家中。
那时我还年轻，社会关系和门路不广，困难也有一些。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一条是相信人托人就能办成。虽然檩条的质量欠满意一些，但在那样物资溃乏的时代，也还是能解决一点燃眉之急的。这也是我人生中踏入社会后，帮人办事、助人为乐的一次历练。简单的一件小事，有趣而繁杂的进行过程，至今历历在目。前面说过，九十年代那次回去看候老，他住在候佃清旧房，顺便为儿子照看房屋和家财。那是接近中午时分，我看见他电饭锅里焖的大米饭白生生的，是昨天剩下的，数量还不少，准备中午热一下再做一些菜，就是一顿美口午餐。的确，从对候老的突然探望，和他一顿“简单”的午餐，不难看出，大井村人包产到户后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我们谈论了孩子们外出创业的情况时，候老的当时心情也很好，显然是对他们侯氏家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望。那次见面，是我们长晚两辈人最开心的一次会面。事隔几年，听说侯老过世，我的心中也是非常的悲痛。大井村失去了一位好长者、好村民，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失去了一位好长辈。我们几十年来的相互交往，相互理解和陪伴，谁知那次愉快的会面，尽成为了我俩永久的抉别……
候明是大井村一名举足轻重的男强人，又是一名爱红火逗笑的人，他热爱大井村，他对大井新镇村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2003年不幸离世，大井村人都很怀念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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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王志成，小名喜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农艺师。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出生在察右后旂大井村一个贫苦的衣民家庭。本人是已故先人王世德(又名 王三 )的長孙，王元老先生的长子。本人九岁开始在外读书，一九六三年考入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学校，在呼和浩特读书四年后，一九六七年国家分配到巴盟临河县(后改为临河市，现为临河区)工作，从事“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近四十年。先后担任过农业技术推广员，科局股长，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临河市农业局副局长，乡(镇)党委书记等职，2003年提前退休。现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牧局退休干部，享受国家副处级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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