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布兰登堡门
1961年初施华滋一家抵达东柏林，已先期回到东德，在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的王安娜，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将施华滋介绍到德国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助教和研究工作。其实洪堡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就是汉学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只是东亚研究所也属于东德社科院，许多汉学研究学者也在汉学系教书讲学。已经45岁的施华滋正好借在大学工作的机会，重新注册入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安定之后，即与杭州大学的夏承焘教授等中国学者继续通信联系，进行学术研讨，也时不时给他们寄一些国内短缺的食物和欧洲小礼品。也向夏承焘教授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去东德讲学和交流访问，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在六十年代出国近于登天,即便这样的通信联系，也在1966年嘎然而止。1965年施华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洪堡大学亚东学院担任讲师。同时他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佛教的专著。
70.80.90年代的王安娜女士
王安娜在接受北德电视台NDR采访
归纳起来，在这期间，施华滋完成几件大事。一是获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关于屈原的困境.研究”，并成书出版，二是翻译和撰写几本非常重要的专著，影响最大的要数老子“道德经”，这本书成为德语世界研究老子和“道德经”的权威译著，从七十年代往后连续三次再版，发行七十万册，一本东方古代哲人专著，如此发行量实属罕见。这与施华滋学贯中西，对中文和德文的语义精髓理解深刻，而且在中国的生活经历都不无关系。这一系列的翻译专著也奠定了施华滋教授在德语世界汉学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八十年代的施华滋教授
① 德文版《道德经》
② 《菩提达摩的一生》
作为中立国的奥地利人，在东西方交往稍微松动的特殊情况下，他有机会在东德西德和奥地利之间来回走动，虽然也是需要东德政府批准，但比起他的东德大学同事要容易许多。七十年代他已离开洪堡大学教职，作为自由职业翻译家，他有更多的可以自我支配时间。
洪堡大学
如果说王安娜是帮助他离开中国落脚柏林的贵人，那么七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在维也纳回东柏林的路上，发生的一场“车祸”，又遇到一颗“福星”，让他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捷克山路雪地
那是一个雪天，施华滋从维也纳开车返回柏林，途经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那时没有高速，要经过许多盘山路。在一段雪地坡道上，他的车滑进了路边山沟里，虽然车没坏，人没伤，但要把车从沟里开出来，完全没有可能。正在他仰天兴叹，绝望之时，又一辆后面来车也哧溜一下，滑进山沟，直直撞上他的车尾，车牌是奥地利的，车上下来两位优雅华贵的女士，施华滋一如既往开玩笑说，不好意思，我受惊了，假如能喝杯咖啡就OK。没想到开车那位女士真从车里拿出一个暖瓶，倒上一杯咖啡递了过来。
这位女士是安卡.克莱斯基，一位话剧导演。她的叔叔是奥地利前外交部长，现任社会民主党主席、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她的丈夫是布拉格黑色剧院总经理，她和朋友正要赶去布拉格谈一个话剧项目。
克莱斯基和他的家人
于是他们一起徒步走进附近村庄，找人开来一辆拖拉机，把两辆车子拖出沟渠。这段异国他乡，雪路奇遇，两人成了好朋友。这绝对又是一个电影故事的经典情节。但施华滋就这样撞上了！
克莱斯基总理
安卡.克莱斯基后来担任总理助理，施华滋很自然的成了克莱斯基总理家的常客。所以顺着这条人脉线，加上他青年时在参加激进组织的一些老朋友，他在奥地利政界高层有了非常丰沛的人脉资源。除了克莱斯基总理，还有商务部长弗里茨·博克（Fritz Bock），外交部长鲁道夫·基希施拉格（Rudolf Kirchschläger），科学部部长赫塔·菲恩伯格（Hertha Firnberg），卫生部长英格丽德.勒欧道特（Ingrid Leodolter），外交官弗里德里希·霍斯（Friedrich Hoess）等官员，都是他的好朋友，对于他的文化教育活动，给与了很大支持，他由克莱斯基总理亲自推荐，被维也纳外交学院聘为客席教授。维也纳外交学院是一所培养外交官的著名高等学府，由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皇创建于1754年，原名"东方学院"，1964年扩建改名，首任院长恩斯特.F.温特教授，也是由克莱斯基担任外交部长时任命的。
维也纳外交学院
施华滋教授借助这个大舞台，积极和热心于东德与奥地利教育学术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互访。他曾在八十年代非常热情地推荐两位中国驻东德使馆的青年馆员，前往维也纳外交学院学习，其中一位因故放弃，另一位就是后来驻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参赞白阳，白阳八十年代在维也纳外交学院就读硕士学位，是该校招收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
奥地利总理府
施华滋教授晚年引为自豪地一件大事，就是在那段时间完成，他通过对克莱斯基总理的游说，说服奥地利总理力排众议，接受东德总书记昂纳克邀请访问东德，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气氛下，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这是一个很大胆的破冰之旅。同时他又說服东德方面，主要是建议昂纳克，把东德一个大型石化工程项目，交给奥地利一家国企承包，当时日本法国也在联手竞争这个项目，据说报价还比奥地利低。这项建议正好契合了昂纳克想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雄心，于是促成了奥地利总理首访东德，随后昂纳克也在1980年回访奥地利，引起全世界瞩目。
柏林墙
但施华滋教授却非常低调，隐身幕后，从不与人提说此事。依旧住在柏林莱比锡大街一套二居室的普通民宅，过着专业翻译读书笔耕、伏案劳作的日子。据当时每周都会去施华滋家拜访的白阳回忆，看不出施华滋教授有什么变化或腾达的迹象，他家里还是到处堆满各类书籍，墙上挂着几幅中国书法和古画，表明主人和中国文化的渊源。施华滋深厚渊博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让白阳十分敬佩，他还特别安排当时中国驻东德大使马旭生与施华滋教授见面，有过几次中国历史文化的畅谈。
那时他的夫人阿吉谢娃和女儿梅兰还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感觉气氛比较冷。印象中阿吉谢娃会端一杯咖啡或茶给客人，就到隔壁房间去了，从没一起说过话。后来没多久听说他们离婚了，女儿跟着母亲，连名字也改成从母姓。
应该说，整个七十到九十年代初都是施华滋教授翻译创作的黄金时代，据统计至少在德国出版了屈原、老子、孔子、庄子、陶渊明、李白、唐诗、宋词、清代的“古诗源”，以及佛经，人物小说等译作著作四十余本，并翻译了文革后第一批冒尖的中国中青年作家的长短篇小说，可谓著作等身。进入九十年代，虽然已过退休年龄，他还活跃在德奥之间的文化教育界 ，在维也纳外交学院时有兼课。这时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国门刚刚打开，施华滋教授和他劫后余生的中国老朋友又取得了联系，比如他在南京奥地利公使馆工作时的助理王志民先生，王先生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内蒙古草原一所中学当老师，刚刚落实政策，又回到出版社担任领导。还有一些故旧没能熬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先后去世。但也结识许多文坛新朋友，比如王蒙，张洁，航鹰、张一弓等等。
施华滋教授的老朋友王志民先生
昂纳克访华与邓小平会见，卢永华时任翻译，后任驻奥地利大使。
那段时间，我们接触也比较多，当时我在主编“奥华杂志”和“欧华”杂志，每期杂志出版，都会寄一本到他家里，也想约他为我们写稿。那时他住在维也纳18区威林格大街，老房子，大客厅，都是有些年代的老家具，满屋都是书报杂志字典。若有国内作家文化人来访，我们都会聚一下，一起吃个饭。其实他很忙碌，正受瑞士一家出版社的约稿，翻译宋代禅僧圆悟克勤大师所著的禅宗语录公案“碧岩录”，非常深奥的一本书，是王志民先生替他从北京法源寺复制而来，古版文言文本，而且全书没有句逗。有时他会来电话，突然问一个古字的词义，让我心惊肉跳。实话实说，这个话题绝对接不住。于是他在在电话里谦虚地说，这个字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看对不对？他非常有见地的作了一番解读，我是醍醐灌顶，心悦诚服，深受教诲。中国著名作家航鹰在访奥散文中，也提到施华滋教授的古文功底，她写道“我们中青年作家有个弱点，我们的古文底子很薄......，但身处国外，在一名蓝眼睛的外国人面前暴露出我们的弱点时，真是无地自容。当他引用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或者‘秀色可餐’时，我还懂得应对，但他说出一句古语‘附骥尾而上’，我却不得不请教他是什么意思了。”每次和施华滋教授在一起，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他就像和你聊天一样，完全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势。我看过他的学生康拉德博士怀念老师的文章，引用许多施华滋教师和他的通信，就像朋友间的探讨，亲切温馨，润物无声。
维也纳一区老城区
那时候施华滋教授的老朋友王志民先生差不多隔一年就来一次维也纳，住上一段时间，都是施华滋教授通过维也纳市政府安排接待，也请我帮忙开车陪王先生到周边小镇名胜去走走看看。我曾问起王先生，您和施华滋教授是如何认识的？王志民先生笑了，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时1945年，王先生在南京的“大刚报”做记者，一天在报社传达室收到一份记者招待会的邀请函，是一个外国人寄的，署名施华滋（ERNST SCHWARZ）。因为涉外新闻正是我的采访范围。我就去了。地点在成贤街南京国立图书馆后面的宿舍，一进门就见一位穿中式大棉袍的外国人领我进去。坐定后发现，就我一个记者，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记者来。这个穿中式大棉袍的外国人就是施华滋，他的中文非常流利。原来他是要控诉国立图书馆长对他的迫害，当时他刚和女朋友茅于美分手，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中，原来的译书计划也被取消，工作中又处处受到上司刁难侮辱，他甚至认为茅以升竭力反对他和茅于美的婚事，也有上司从中作梗的因素。现在记者会也开不成，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对谈。都是年轻人。越聊越投机，成好朋友了。
茅以升夫妇和他们四个女儿，后排左二茅于美
这两位老朋友在九十年代初，还促成了一件中奥之间的“护士劳务输出”的公益善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前生是天主教创办的“公济医院”，解放前，该医院主要为居住上海的外国人和德奥地区的犹太难民治病，施华滋教授对此有感情，在他的牵线努力下，八十年代末，专门组织一个奥地利医生代表团，访问考察上海北京和青岛的医院，王志民从中国方面大力协助推动，施华滋教授的好友，维也纳市政府办公厅原主任约瑟夫.班定翁博士也鼎力相助、拍板定局，先后分批从上海、青岛和北京，为护士奇缺的维也纳各大医院和养老院引进四百多名中国护士。现在她们大都已在维也纳安居乐业，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组成部分。
施华滋教授除了大量的著作译作，还有一件令他非常骄傲的“作品”，那就是他的女儿Melan.Schwarz。施华滋小姐七十年代在东柏林就读电影戏剧学校，父母离婚后，改名玛丽嘉姆.阿吉谢娃“Marijam Agischewa”，天生丽质，聪慧迷人，16岁就被导演选中拍摄第一部电影“兄弟姐妹”，一举成名，第二部电影“玛尔塔，玛尔塔”再次轰动。获奖无数，她在东德共拍摄40多部影视作品，被东德青年杂志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女演员。1989年她前往西德定居，在统一后的德国影视界，她又拍摄数十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艺术生涯，再创辉煌，像“来自K3的男人-满月杀手”、“犯罪现场”、“爱情风暴”、“友谊之路”、“万般友情”等等，扮演酒吧女、大学生、侦探、律师、教授、医生等主要角色，演技精湛、深入人心，是整个德国和德语地区家喻户晓的大名星！名气远在她父亲之上。
施华滋女儿：著名演员玛丽嘉姆.阿吉谢娃
阿吉谢娃在接受德国杂志采访时，曾这样介绍自己：我的真名叫梅澜.施华滋，我出生在中国杭州。我父亲是位汉学家，他给我起的中国名字“梅澜”，就是“梅花如海，暗香浪涌”的意思，我很喜欢。我父亲是奥地利人，我母亲是前苏联的鞑靼人，我两岁时随父母从中国来到东柏林。我一直持奥地利护照，但德国是我的家。我的生命和柏林已经融为一体。
阿吉谢娃在施华滋教授晚年隐居瓦豪地区一个小山村之后，每年假期都会带女儿和先生来探望父亲。陪他住几天，这期间，父女俩还在墨尼黑出版社合作出了两本书“印度创世神话故事”和“中国创世神话和民间故事”，这应该是施华滋教授最幸福的时刻。
我和施华滋教授相识的1990年秋天，正是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好时光。他当时还有许多宏大的写作和翻译中国经典书籍的计划，以及创办一所孤儿院的社会公益项目，由奥地利慈善机构与中国企业合作，而且接洽商谈已很具体了。
世事难料，没想到几年之后，“东德间谍”事件的曝光，在他年近八十岁时，又一次将他打入人生的低谷。
说到施华滋教授的“间谍风波”，先要说一说奥地利的特殊地位和国情，以及东德的谍报机构史塔西（Stasi）。
奥地利虽然名曰中立，但奥地利体制上还是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大面上和美国苏联都是友好国家，东西阵营两不得罪，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期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因为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都曾是一个国家（奥匈帝国），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使她在中东欧地区举足轻重。维也纳已经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勾心斗角的国际公共平台，除了外交使团，各国间谍情报机关打着形形色色的商号名号旗号的各类机构，星罗密布，也是公开的秘密。奥地利政府的对策就是装聋作哑，只要不是闹到“杀人越货”，一般不闻不问。五十年代有一部“第三个人”的电影，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一个美国记者来维也纳找他的朋友，结果和英美苏奥几股势力盘根交错，斗智斗勇，奥地利警方只作壁上观。还有七十年代一部经典影片“豺狼的日子”，法国军队激进团体密谋刺杀戴高乐，几番失败，于是重金招募国际顶级杀手，双方第一次秘密接头就安排在维也纳，地点就在一区步行街边上的胡同里，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见面，因为维也纳比较“保险”。所以不管美国苏联如何交恶，无论柏林围城建墙、古巴导弹危机，还是剑拔弩张的两霸军备竞赛，奥地利都是恪守中立，不东不西。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卡特和勃列日涅夫，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三次巅峰会谈，都曾在维也纳举行，在霍夫堡皇宫的水晶吊灯下推杯换盏，笑脸相对的背后，都是暗藏凶险。三次维也纳峰会，都对后续的世界格局造成深远的历史影响。最后一次美国直接把苏联“谈没了”。维也纳就是铁幕时代各路“神仙”的荟萃之地。
国际顶级杀手"豺狼"，下榻的维也纳一区小旅馆
东德的“史塔西”全名“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缩写“Stasi”。顾名思义，就是负责东德的国家安全，一个庞大的国家维安机器。据说在编工作人员91000多人，非在编工作人员170000多人，为其工作的线人多达600000人，当时东德人口也就1600万，占比例百分之五，相当惊人。夫妻、恋人、朋友、师生、同学、同事，都有被监视，甚至互相监视的可能。2006年上映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就是讲的“史塔西”工作的一个部分，专门监听东德国内的异议分子，其中有个情节，一位言论经常出轨的东德作家要求申请去西德学术交流，但屡次遭到驳回。因为他的言行早就被监听和监视，除非他自己表达悔过和检讨，或者有人替他求情和担保。这个部分就可能涉及到施华滋教授了。
电影《窃听风暴》
1993年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彻底“苏东坡”之后，东西德取得统一，前东德史塔西的秘密档案被曝光外泄，许多曾替“史塔西”工作过的政治人物明星名人被媒体披露，声誉一落千丈。在极重视信誉人品名声道德的西方社会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德国时政杂志镜报
关于对施华滋教授的报道，最早在奥地利的新闻报、时政周刊Profil有所披露，没有很具体到细节，归纳起来。一是施华滋在1960年代后期，被招募加入“史塔西”，化名“卡尔.韦伯”，应该属于非在编人员，保密等级比较高。因为施华滋可以接触到奥地利政要和决策阶层，有关他的报告和资料有几十页之多，一时间舆论哗然。包括奥地利驻东德和西德的大使弗里茨.鲍尔在接受采访时，也直指施华滋教授是东德史塔西的“间谍”。而且一直在努力影响奥地利总理克莱斯基访问东德，而施华滋在促成东德的总书记昂纳德访奥，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是西方阵营极力阻止和反对的事情。
几乎是同一时期，受到间谍疑云风波冲击和影响更大的，要数维也纳市前市长赫尔穆特.齐尔克博士（Dr.Helmut Zilk），他是一位奥地利政坛明星，从教师、记者。节目主持人、到教育部长、维也纳市长，一路走来，风评口碑极好。他在1984-1995 年维也纳市长的任内，维也纳的施政建设和保护发展，维也纳多元文化和国际大都市的建立，作出卓越贡献。可以说维也纳今天连续十年占居“全球最宜居城市第一名”，和齐尔克市长当年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而且他对外国移民的包容和关照，深受维也纳市民的好评，但也引起极端右翼分子的忌恨，1994年他的右手，被极端分子的信封炸弹严重炸伤，失去两根手指。在奥地利民众中，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就在这时，他被爆出替捷克国家情报机构工作，拿了他们的经费。这个消息是据说捷克一位前特工披露。
维也纳老市长齐尔克
齐尔克市长在1965年曾在奥地利电视台主持一档“城市对话”特别节目，由维也纳和布拉格两个城市间的对话直播。这个节目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可谓困难重重，当时东西方铁幕深重。让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视台在社会主义国家首都拍摄采访并双向播出，是不可思议的。但经过齐尔克的努力斡旋，这个“城市对话节目”居然成功了，共播出六十期，反响热烈。其间他的计划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甚至美国方面的经费支持，但当时与他合作，后来叛逃西方的捷克特工比特曼说，他先后给了齐尔克5000先令和15000先令的经费，似乎齐尔克是捷克国安局的线人。面对这样爆炸性消息，齐尔克市长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同时亲自飞往布拉格，与捷克政府对质，要求查阅文件。而这时候，比特曼又否认说过齐尔克从他手里拿钱这件事情。最后这件“间谍疑云”不了了之，但对齐尔克市长的伤害已经造成。2008年齐尔克市长应病去世，维也纳市政府和民众给与他极高的荣誉。一区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前面的广场，被命名为齐尔克广场（Dr.Helmut Zilk Platz ）。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某场合也表示歉意，说我们对不起齐尔克！
维也纳老市长齐尔克与原捷克总统哈维尔
齐尔克老市长夫妇
相比之下，东西德在89年之后处理这类问题采取了比较理智和宽容的做法，如果继续爆料揭发，一定又引起社会撕裂和道德信任危机。所以后来就封存和销毁大量此类档案。同时对象征性的人物进行审判。比如东德总书记昂纳克，判刑之后，很快就允许他保外就医，让他到智利去寿终正寝。对史塔西的头目也宣判释放，但对柏林墙前开枪杀人的士兵却判决有期徒刑，经典的判词就是“枪口抬高三公分”。法官的理由，作为军人你可以说，那是服从命令，但作为一个人，面对投奔自由的同胞，你良心的底线，不是直接开枪打死他，而是枪口抬高三公分。这应该也是对东德所有告密者一个良心的谴责和警示。
昂纳克保外就医去智利的飞机上
其实施华滋教授也有许多无奈和矛盾。王志民先生生前也和我谈起过施华滋教授的这段所谓“历史问题”。他说，当时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双方的交流非常困难，施华滋邀请那些东德作家学者来奥地利或西德访问，肯定要为他们做“政治担保”，史塔西也一定会让施华滋做出某些承诺和交换，以及发展他成为史塔西的“编外人员”，这是很难避免的。尤其他在奥地利又具有高层政界的诸多关系。但至今也没有文件显示，施华滋教授在东德期间有告发和陷害过哪位作家或者学者的“劣迹”，事实上他在东德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很压抑。他后来离开洪堡大学的东亚学院，也有被排挤的因素。施华滋教授也从没否认他的“思想左倾”，学生时代就加入过青年激进组织。但对德奥媒体突如其来的“间谍”指控，施华滋教授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保持沉默。
1994年，奥地利著名出版商哈朗特先生，不畏流言，为处境艰难的施华滋提供了一栋位于瓦尔德菲尔特森林山间小镇的乡间别墅，施华滋教授和他的生活伴侣德国记者多丽丝女士隐居于此，多丽丝此时也正饱受癌症的折磨，他们彼此陪伴照顾，相依为命，住在清静安宁的乡村，与纯朴憨厚的村民为邻，避开城市和舆论的喧扰，忍受着身心两面的伤痛。
（未完待续）
作者常恺介绍:
1988年旅日，1989年旅居奥地利维也纳至今。曾任《奥华》、《欧华》杂志主编、《多瑙时报》社长，欧洲华人学会副理事长。现为欧洲大型音乐文化活动策划人和组织者、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多瑙文化传媒董事长。2014年荣获维也纳市政府颁发“维也纳金质勋章”。
（本文由欧华传媒原创，作者常恺，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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