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上面这段文言文,不少人读起来应该很顺嘴,因为它出自高中语文教材摘录的《陈情表》,当时属于全文背诵的文章。该文作者为李密,和隋末瓦岗寨上的大统领同名。李密本是蜀汉中下层官吏,但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亡国后他回乡隐居侍奉祖母。晋武帝司马炎听闻了他的文名,诏他入京赴职,担任太子先马洗马。然而李密要侍奉祖母,脱不开身,于是上表婉拒,如此就有了“读之不流泪不孝”的《陈情表》 。
《陈情表》中的内容感人肺腑,李密从小孤苦伶仃,全靠祖母养育。“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即使是今人读来,也是感触良多,不愧千古名文。而《陈情表》背后的故事同样耐人寻味。
蜀汉灭亡后,为了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地方。司马炎大量征召蜀地士人出仕,李密正是其中一员。李密在蜀汉时名声也不是很响亮,官职更是不高,除了出使过东吴,没见其他政绩。甚至其事迹也是见于《晋书》,而不是《三国志》。蜀汉中名望和官职大过李密的人数以百计,西晋朝廷又是如何安置的他们呢?
蜀汉国小,却五脏俱全。刘禅递交降表时,国内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蜀汉的官吏数量相当可观,司马氏对如何处理的这四万多人破费思量。
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并为相国参军。
《华阳国志·大同志》
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汉中枢的士人及其家属被强制搬家,这部分人口足足有三万家,保守估计也要有十万人,基本上就把成都搬空了。宗预、廖化是刘备时代从荆州带来的老人,而诸葛显是诸葛家族在诸葛瞻之后的代表。宗预和廖化年事已高,转过年来就病逝了。而他们的后人和诸葛家族入了新朝都没了动静,显然被有意雪藏了。
这些人可以笼统地看作蜀汉统治阶层的荆州派,都是早年跟随刘备入蜀的士人以及后裔,诸葛亮正是他们的代表。诸葛亮死后,相继为相的蒋琬、董允和费祎同样出自这一派。他们毫无疑问是蜀汉政权的主干,也是蜀汉复国的希望。西晋初年,蜀地就曾有人冒称诸葛瞻起事,显然他们对蜀地还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也正是西晋朝廷要雪藏他们的原因。
当然,司马氏对他们也不是一味儿打压,也吸纳了不少人进入新朝,上面提到的的董厥和樊建就是代表。然而他们所得也是闲职,樊建后来倒是出过一次镜,上表给灭蜀功臣邓艾平反,也是够有讽刺意味的。
向宠战死沙场,算是位铁血汉子
这里面还有一位更有意思的,向宠之弟向充,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推崇过向宠,认为他“性情平和,为人善良,精通军事”。向充相比他的兄长能力要逊色不少,但论圆滑则过之甚多。司马炎在成都寻得一对玉,似有“成信”二字,向充引经据典,认为是天命将归司马氏的吉兆。司马炎大喜,向充得授梓潼太守。
除了向充这个幸运儿,蜀汉的荆州派还有一些人得以保留权柄,他们是戍守南中的霍弋和巴东太守罗宪。
南中是一片覆盖原始森林的高原和山地
霍弋是霍峻的儿子,为了镇抚南中的蛮族,霍弋手握重兵。而且这里远离成都那个漩涡中心,刘禅投降后,霍弋也递了降书。然而成都很快陷入混乱,司马氏无暇顾及偏远的南境,而且看重了他在蛮人中的威望,便让霍弋继续领兵。后来又给霍弋下了攻略交州的任务,给东吴在南方添些乱子。罗宪同样是因为有利于对付东吴而被保留了下来,蜀汉亡国前夕,东吴西进,想趁机捞些好处。当时镇守蜀汉东境的罗宪不愿投降吴人,誓死抵抗,吴军久攻不下,无奈东撤。为了表彰罗宪守住了新得的领土,司马氏便保留了罗宪的官位。
司马炎很是看重罗宪,他可以成为旧蜀人效力新晋的典型。罗宪和他那些荆州老乡们不同,他不但自小生活在益州,而且还和本土士族过从甚密。司马炎曾召见罗宪,问他蜀地有谁可堪大任,罗宪推荐了常忌、杜轸等人,这些都是益州本土士族,而没有荆州人士。罗宪还从小便拜益州大儒谯周为师,可算是半个蜀人。
谯周在刘禅的朝堂上名望很高,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就极力主张投降,刘禅经过一番犹疑,最后还是听从了这位本土大儒的意见。谯周亦被司马昭看重,还给了亭侯的官阶。
谯周门徒学生众多,不光罗宪,李密也是他的学生之一。此外,他还有另一名气更大的学生陈寿,即著作了《三国志》的陈寿。当时陈寿并没有官身,其才名被晋人看重,通过举孝廉当了县令。蜀人和晋人的制度已经深度融合。
相比荆州派,司马氏对益州本土士人要格外宽容,不但鼓励前朝旧官吏出来做官,就算是平民也要挖掘一下。
出仕新朝的益州士族还可以罗列出很多,柳隐、文立、张微、李毅、何攀、何旅等等,这些都是当地大姓子弟。甚至有人还能掌握军权,西晋封的益州刺史皇甫晏曾领兵征胡,帐下牙门将蜀人张弘突然反叛,斩杀了皇甫晏,还上奏朝廷称皇甫晏谋反。张弘能在军中擅杀主帅,显然麾下部众不会少,在益州军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司马氏对益州士族既有拉拢,也有戒备,要不然张弘也不会只是牙门将。这些益州士人大多只能充当幕僚和副职,除了文立、柳隐等少数人做到了太守之位,多数人很难更进一步,除了赵廞这个例外。
赵廞在蜀汉声名不显,然而到了洛阳后攀上了皇后贾南风这个高枝,一路平步青云,当上了益州刺史。赵廞虽然是个关系户,但他是自刘焉之后第一位本土刺史,意义非凡。赵廞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贾南风倒台后,他想割据蜀地自立,于是招揽本地士族和流民势力,还建了国号太平王朝。
罗宪是上了三国杀的人物,其侄也不是很差
晋人并没有把赵廞当回事,把罗宪的侄子梁州刺史罗尚调为新益州刺史,率本部人马平叛。赵廞在遭遇罗尚前就因内乱被自己人杀死,他麾下的流民继续对抗罗尚。罗尚最终兵败,氐族流民酋首李雄称帝,国号大成,独占蜀地,这便是“十六国”中的第一国成汉。
针对蜀汉政权中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司马氏采取了明显不同的策略。这很好理解,司马昭父子以益州的解放者自居,将荆州士族视作入侵者。灭亡蜀汉后,自然要打压入侵者,扶持被压迫的益州本地人。
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地人自然也怀有这种期望,益州士族自刘焉时代就备受排挤,在蜀汉时代地位虽有提升,却仍然难以染指中枢权位。益州人若想获得更大提升,只得押宝司马氏。
那益州士族在新朝的地位究竟有何变化呢?蜀人的生活是否有变的更好呢?
对于李密、陈寿、谯周等文人来说,他们拥有了更大的舞台,名声扩散到全国,其作品也得以传世。抛开仕途不言,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肯定是提升了的。
陈寿也有自己的雕像
对于绝大多数益州士族而言,他们的日子并没有更加好过,他们的确有了更大的舞台。但通过统计,除了手中有兵的罗宪和霍弋,朝中有关系的赵廞,益州士族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实权。
事实上在蜀汉时代,刘氏政权对益州士族和民众整体还不错,至少要比刘焉父子强。曾有人统计三国期间各国底层民众的起义,曹魏有24次,孙吴23次,蜀汉则仅有3次。诸葛亮有名的贤相,在《三国演义》中他七擒孟获,坚持以德服人,故事虽有夸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对益州土人很是宽厚。对蛮族尚且如此,对士族自不会更差。
早已不在的三人组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刘备刚入蜀时,益州“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结果四十多年后,刘禅投降时还是九十多万人。这数据着实有些可疑,毕竟两汉时期益州人口最多到过七百多万,而蜀汉境内暴动次数很少,至少说明少有饥荒,人口不至于还是那么少。事情的真相很可能和后世的东晋一样,大量人口被益州的士族门阀藏匿了,以减少纳税。刘备父子对益州统治的稳固程度绝非后世的东晋司马氏可比,他们却没选择向当地士族索要人口。益州士族在政治上有所损失,但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邓艾占领成都后,姜维联合钟会试图割据自立失败,结果引得蜀地大乱,许多士族惨遭灭门,人口损失甚至比灭国战争还要严重。覆巢之下无完卵,古人诚不我欺。为了便于管理和相互制衡,蜀地在安定后被一分为三,,南中被划分出去,成立宁州,汉中部分立梁州。剩下的以成都为中心仍称益州,但此益州已非彼益州。
成汉与东晋并立
成汉立国后,益州士族投效新政权,包括坚守南中的霍弋后人也选择了与成汉合作。与江东士族与南渡晋室合流一样,益州士族与江东士族的选择并无本质区别。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