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

在中国历史上，有才的人往往论窝出，一窝好几个。

诸如东汉的三班（班超、班固、班昭），三国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宋代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明代中期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代晚期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近代则有"三钱"，即"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而我今天要聊的却是近代的三周，也就是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

关于老大周树人——鲁迅，自然无需多说，拜多年的语文课本所赐，鲁迅成了不可撼动的“民族魂”。而老二周作人则曾被尘封多年，80年代后才被解封，后来居上，被誉为“民国第一散文家”。老三周建人则相对名气小些，但却官运亨通，一开始只是位小有名气的生物学家，建国后，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干部。 

当官的，我不想去多说，我爱的是文学，所以我只想聊聊前两位。

若论鲁迅、周作人哥俩在文学上的成就，确实是难分伯仲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而周作人则是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的人。中国现代散文，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创作上看，都开始于周作人之手，又成熟于周作人之手。

而这哥俩对待散文随笔的看法却有较大不同。在鲁迅看来，小品文应当具有社会意义，“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书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杂文。而周作文则主张闲适的文艺性的叙事抒情的小品文，远接明清的小品文，认为散文的基本特征是抒发个人情感，这便是受到了公安派三袁“独抒性灵”学说的影响。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美文风格。

话说白了，鲁迅认为散文应当主要为社会服务，肩负社会沉甸甸的责任感，而周作人则认为散文主要为个人内心服务，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

其实，无论什么文章，都是个性化与社会性兼有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如果，只强调社会性，文章就会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如果只强调个性化，文章就失去了风骨，成为顾影自怜的工具。这哥俩关于小品文的看法更像儒家思想的两个侧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不过，人的性情终究各有不同，有的牢骚多些，有的更多平和，诸如鲁迅和周作人。即使是同一个人，性情往往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由牢骚满腹转向平和，而境况的改变也会让人性情发生变化。

牢骚多的人，对于事实，看清了，明知改变不了，偏偏呐喊着要拿脑袋往上撞。结果轻的，撞得晕头转向，重的，撞得鼻青脸肿。比如屈原，高喊众人皆醉我独醒，得了抑郁症，投了汨罗江。比如鲁迅，用杂文几乎骂遍了民国文学界，对中国国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最后被评为愤青的祖师爷。

再如崔永元，在《实话实说》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少后，得了抑郁症，2013年他离开了央视，后来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曾经口碑极好的他，如今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是两极的。有人说他是唯一的良心，有人觉得他已经发疯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 太爱管闲事！ 他炮轰昧良心的主持人， 质疑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 质问过手机话费的收费问题。2013年9月7日，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方舟子觉得应当创造条件， 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他看到了，回应说：“转基因食品，你可以选择吃， 我可以选择不吃。 你可以说你懂“科学”， 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 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就这样， 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持久的骂战！  崔永元觉得民以食为天， 转基因食品不是完全不能吃，  但是一定要经过检测符合标准， 并且要让消费者知道， 自己购买的商品是不是转基因的。为此，崔永元自己出资，耗时10天走访了美国的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西雅图、戴维斯六个地区，对专家和民众进行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近30场访问。他将截然相反的观点罗列在一起，形成68分钟的纪录片。而自今年5.28号起，崔永元手撕范冰冰天价片酬，引发广大网友讨论，认为小崔是个牛人，敢于公开挑战娱乐圈潜规则。著名主持人柴静说：  “崔永元是这个时代里，  唯一醒着的人。”

再如柴静，自费研究雾霾，出资百万拍摄了题为《苍穹之下》的雾霾新闻调查视频。这条时长103分钟的纪录片激发了各类人群的表达欲，有人从中看到了十面“霾伏”、有人看到了大爱无疆，有人看到了责任操守，有人看到了政府缺位，也有人看到了营销案例…“我不是多怕死，我只是不想这么活”，柴静如是说。

从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到柴静的研究雾霾，尽管内容有所不同，但却都体现了他们的敏锐目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这样对自己往往是无利的。因为这两位都干了吃力不讨好的活，因为他们这么做触及到了某些人的核心利益，必然会遭到猛烈反击。

如果把他们的行为比作小品文，其更像鲁迅口中的杂文，有锋芒，具有社会意义。而我若是他们，我宁愿选择书写美文，只是去玩味自己的生活，关乎社会民生的大事，交给伟人们做去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是骗人的鬼话，无非是想把可怜的小百姓骗去当炮灰。我就是可怜兮兮的一个小百姓，把自己的炕头暖热了，便是我最大的愿望。因此，我更喜欢周作人的作品，任你窗外风雨，我只闲适自娱。

我也曾为自己的这种思想感到羞耻过，或许就是所谓的现代犬儒主义。我对世界有种彻底不相信，我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去改变这个让我不相信的世界。是的，我在学着将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冯道，这位遭受众多正人君子讥讽的人物，却正是我崇拜的对象。他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他曾写过《偶成》一诗，以述其志，今天读起来颇有共鸣：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理想都曾轰轰烈烈，可是毕竟现实逼人。再不如意的环境，既然无力改变，只有努力避免牢骚，努力看开，走向平和与旷达。这，也是无奈。

苏轼，一生坎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豪迈，一如其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一向被认为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虽然用了许多篇幅去写赤壁的景色和周瑜的气概，但其立脚点，并不在赤壁和周瑜，而在自己。长江永恒，英雄逝去，自己却渺小得可怜。面对这种理想与现实人生的矛盾，苏轼是怎样处理的呢？最后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求得暂时的心态平衡。这种心态，不能说是豪放，而只能说是旷达。旷达中还带有点悲凉，词人是在借他人之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人生如梦，何必太认真”，才是这首词的主旨。

对于人生，真的不必去多想。虽然，思维是上苍唯一赋予人类的宝贵能力。可是书读得越多，便越是爱去深究。可是，往往问题越想越多，最终又不得究其穷尽，便只觉得寒气逼人，这便是高处不胜寒。郑板桥曾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此刻，我停下笔，端起了酒杯，喝上一杯酒，人生本来梦一场，且让我难得糊涂吧。

尊敬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