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更正确难说。理论上讲，史记更可信，因为很多古代史官很有操守，而且后世许多所谓的圣君的不一些不良行为其实也都被记录在册，但现代人准定更信竹书。因为现代人自己无法理解更不会去做这种事，他们只会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去推测事情的可能，这很正常。
按现代人想法拼死拼活挣个帝位累死累活图啥呢？但换个想法你觉得恩格斯和周恩来那种人图啥？儿女不孝父母还爱他图个啥？因为爱啊，为了守护啊，不然为什么许多父母明知会给自己生活带来麻烦还拼死争抚养权呢？
虽有扭曲，但义利之辨一直贯穿旧社会。但现代人基本上不可能理解和相信这种事，现代人更在意利益啊
整体而言，铁路工厂新闻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对于历史史料的采信，忌讳的是孤证，也就是避免自说自话，没有佐证就不能绝对认可一种说法。但随着考古的发掘，很多历史秘密将会揭开，拭目以待，但愿不会太久。
谢谢邀请。
《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么，《史记》真的欺骗了我们吗？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偷盗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时，无意中找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
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这才出土了大批古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它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内容非常简单，与《史记》无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内容相同。但是，就是这本简史却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书》的一些内容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形象，如舜囚尧、启杀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书》又分古本和今本两种，而上面的很多毁三观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总共十三篇，按年编次，包括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晋国、魏国。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为止。
《竹书》后来在宋代亡佚，因为那时儒学为正统国学。《竹书》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要被毁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为什么会如此？
1）国君禅让
儒家所称颂的禅让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竹书》却直接将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没有禅让，而是抢夺。这段记录当然来自《竹书》今本，因为《竹书》古本从夏朝开始。
2）忠臣辅政
商朝的开国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里作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关在桐宫，后改邪归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两年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却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忠臣匡扶国君；一个是佞臣篡位，国君忍辱负重，夺回宝座，却善待其后人。两种不同的说法让世人大跌眼镜。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本对禅让的颠覆，还是古本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将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范人物彻底否定。
而《竹书》想传达的是儒家那样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
1）禅让的记载来自《竹书》今本，后人为何要伪造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为是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应吗？为了告诉世人，既没有那么心胸宽广的仁君，更没有那么忠心的贤臣。
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其次，五帝以身作则，常常身先士卒，他们废了那么大心思夺来的帝位，就为了去带头吃苦吗？这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贤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为忠臣的典范人物，将伊尹从儒家书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给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书》关于周公的记载与其他儒家经典如出一辙，儒家为何要冒这个险？
另外，我发现《史记》有许多记载与《左传》有明显的出入，但却与《竹书》却意外吻合。所以，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可能看过或者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他根据手上的史料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史记》中的描述。可惜，后人意外获得了那段资料，便如获至宝，宣告天下，将其观点全部否认。
《竹书》和《史记》对了解先秦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态度。
《竹书》颠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范形象，动摇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何《今本》要通过造假来否定禅让制度？为何儒家不以《竹书》认同的周公作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费尽心思去包装一个“篡权”的伊尹？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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