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更正确难说。理论上讲,史记更可信,因为很多古代史官很有操守,而且后世许多所谓的圣君的不一些不良行为其实也都被记录在册,但现代人准定更信竹书。因为现代人自己无法理解更不会去做这种事,他们只会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去推测事情的可能,这很正常。
按现代人想法拼死拼活挣个帝位累死累活图啥呢?但换个想法你觉得恩格斯和周恩来那种人图啥?儿女不孝父母还爱他图个啥?因为爱啊,为了守护啊,不然为什么许多父母明知会给自己生活带来麻烦还拼死争抚养权呢?
虽有扭曲,但义利之辨一直贯穿旧社会。但现代人基本上不可能理解和相信这种事,现代人更在意利益啊
整体而言,铁路工厂新闻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对于历史史料的采信,忌讳的是孤证,也就是避免自说自话,没有佐证就不能绝对认可一种说法。但随着考古的发掘,很多历史秘密将会揭开,拭目以待,但愿不会太久。
谢谢邀请。
《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么,《史记》真的欺骗了我们吗?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偷盗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时,无意中找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
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这才出土了大批古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它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内容非常简单,与《史记》无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内容相同。但是,就是这本简史却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书》的一些内容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形象,如舜囚尧、启杀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书》又分古本和今本两种,而上面的很多毁三观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总共十三篇,按年编次,包括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晋国、魏国。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为止。
《竹书》后来在宋代亡佚,因为那时儒学为正统国学。《竹书》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要被毁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为什么会如此?
1)国君禅让
儒家所称颂的禅让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竹书》却直接将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没有禅让,而是抢夺。这段记录当然来自《竹书》今本,因为《竹书》古本从夏朝开始。
2)忠臣辅政
商朝的开国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里作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关在桐宫,后改邪归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两年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却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忠臣匡扶国君;一个是佞臣篡位,国君忍辱负重,夺回宝座,却善待其后人。两种不同的说法让世人大跌眼镜。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本对禅让的颠覆,还是古本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将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范人物彻底否定。
而《竹书》想传达的是儒家那样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
1)禅让的记载来自《竹书》今本,后人为何要伪造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为是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应吗?为了告诉世人,既没有那么心胸宽广的仁君,更没有那么忠心的贤臣。
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其次,五帝以身作则,常常身先士卒,他们废了那么大心思夺来的帝位,就为了去带头吃苦吗?这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贤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为忠臣的典范人物,将伊尹从儒家书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给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书》关于周公的记载与其他儒家经典如出一辙,儒家为何要冒这个险?
另外,我发现《史记》有许多记载与《左传》有明显的出入,但却与《竹书》却意外吻合。所以,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可能看过或者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他根据手上的史料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史记》中的描述。可惜,后人意外获得了那段资料,便如获至宝,宣告天下,将其观点全部否认。
《竹书》和《史记》对了解先秦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态度。
《竹书》颠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范形象,动摇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何《今本》要通过造假来否定禅让制度?为何儒家不以《竹书》认同的周公作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费尽心思去包装一个“篡权”的伊尹?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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