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有约】王久辛 | 沿波讨源、探颐索隐的大美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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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波讨源、探颐索隐的大美之珍

——著名评论家、诗人、作家、编辑家研析军旅作家李存葆大散文

作者：王久辛

✫ 主持：王久辛

✫ 嘉宾：阎纲崔道怡雷达王巨才

吉狄马加韩作荣李炳银胡平王干李钦业施战军

王久辛（诗人、作家、客串主持人）：散文自贾平凹《静虚村》、至周涛《哈拉撒尔随笔》、再至余秋雨发自《收获》的“山居笔记”、“文化苦旅”系列散文以来，贾氏的文人俊逸与情趣盎然，周氏的灵气飞动与才华横溢，余氏的吟诵历史与追怀渊源，均给散文界注入了“革命性”的活力，使散文大踏步地跨出了“盆景艺术”与“花边文学”的小天地。然事已至此，接下来，该上演什么节目了？换句话说，那么下一步该如何“深入”？我们期待着散文新的突破，期待着那种能让人心灵豁然灿亮具有开拓性的散文佳构，期待着对于未来散文新的发展具有开拓性与前瞻性的，既不失传统的典雅又具有当代意义的大美之文……

时间没有辜负有心读者的期待，正如诗人周涛当年弃诗而专攻散文，成为散文大家。李存葆似乎亦有这种大舍弃与大求索的精神，继他从小说“跳槽”成为报告文学领域的骁勇之后，近年来，他再次“变法”，努力实践着“塑我毁我”永不满足的艺术家的梦想。凡存葆所作散文，长者三四万，短者亦上万言，潇潇洒洒，驾轻就熟，至《十月》再次发表大散文《东方之神》止，李存葆已在全国知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祖槐》、《沂蒙匪事》、《大河遗梦》、《鲸殇》等三十多万字的散文作品，并先后被《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影响远播，佳评如雪。统观作家李存葆的散文创作，我们可以看出一位作家文心深处廊腰勾连、檐牙相对、营造佳构的独特匠心，看出一位作家热血深处铁肩道义，悲悯情怀、建筑人格的挥洒自如，看出一位作家梦魂深处追索文明、恸问人性、渴求理想的独特心路。2002年10月10日，《十月》杂志社在北京召开李存葆散文研讨会。

会议由《十月》主编王占君先生主持，数十位评论家、作家、诗人参加了研讨。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王巨才，中国文联副主席、***副部长王兆海，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张胜友到会并发言。研讨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致《李存葆散文研讨会》的贺信，全文如下：

欣闻李存葆散文研讨会在京召开，甚为高兴。我因公离京不能与会，特致信致歉，并向李存葆同志和研讨会表示热烈祝贺。

存葆同志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小说家，也是优秀的散文家。他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拥抱，对文学艺术的潜心钻研，造就了他在散文创作上的骄人成绩。“散文贵在真诚”是存葆同志多年来的创作追求，他主张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我想这就是他在散文创作上取得成功的缘由吧。他的散文真诚隽永，朴实无华，情感浓烈，思想深邃。作品中充溢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蕴含着作家的灵气、智慧与学养，给人以美的享受。

存葆同志创作成就的取得，是他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潜心创作、勇于创新的结果。

祝存葆同志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取得更大丰收！

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王久辛：金书记的信虽然不长，但却对存葆的散文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与评价。下面，让我们聆听阎纲老的高论。

阎纲（著名评论家）：存葆同志的散文，恐怕在当代散文研究中绕是绕不过去的。为了开会，国庆节我又把他的散文重读了一下，读得津津有味，所以假期没有白过。像我们这些读者有时候有困惑，有一喜一忧，本来没时间，但好作品有诱惑必须读，读了以后当然很高兴了，但我不后悔。我读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当前散文创作的，文章说除过余秋雨、贾平凹，还有几个行家的作品之外，其他的散文都应该烧掉，就是贾平凹、余秋雨的散文烧掉也不可惜。只有两个人的作品不能烧，一个张中行、一个是苇岸，当然他也表示遗感，一个呢那么老了，一个又去世了，烧不烧的也无所谓。话说得很损。总之，好像觉得当代散文创作是一片空白一样。当然怎么说都可以，言论自由。反正存葆的作品我是会好好保存的。我写了个稿。题目是，《李存葆散文：寓危言于人间沧桑》，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吧：

李存葆的散文，胸中海岳梦里飞，乃喻世危言，闻之如饮醍醐。

我因《高山下的花环》而注意李存葆，又因《文艺报》我尊敬的上级冯牧同李存葆的深情厚谊而看重这位作家。存葆是个讲义气的人，名气再大也不忘知遇之恩，其师生情谊在文坛传为佳话。《高山下的花环》显著的成就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为权者讳，用悲壮的调子表现英雄气概。存葆曾记否，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向作者鞠躬敬礼。文章发表时改为：“应该给这部大片挂金牌，我向摄制组集体三鞠躬！”十四五年后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又给我以惊喜，它是自《黄河大合唱》以来，我读到的有关黄河的文学作品中最激动人心或者说最刺激我的一篇。去年余光中《山东甘旅》中的精短散文《黄河一掬》，则是我读到的继《大河遗梦》后的又一篇黄河的诗。五年后的今天，李存葆刚刚发表在《十月》上的《东方之神》又令人叫绝。

《大河遗梦》“禾苗盼甘霖而断颈，百姓望云霓而折腰。”宽绰的河床早已干涸，袒露着一丝不挂的丑陋。你乃百水之首，怎么会断流呢？你这力能回天的大河，断流，怎么会断流呢？人们延颈举踵，悬望你转黄为绿，你，怎么陡生铁石心肠，戛然断流呢？悲矣痛哉！山东黄河高频率地全线断流。黄河，我历史的河，我文化的河，我心灵的河！你怎么会断流呢？黄河断流，世人皆忧，忧患梦和美和力和诗的失缺，乃至浸润着民族灵魂和民族精神的失缺。历史老了，黄河，你也老了。然而，黄河，一个伟大而永恒的存在，永远拒绝衰老和死亡，一个并不遥远的梦正向我们翩翩走来，那梦便是长江黄河的联姻！反复吟咏，又何止一波三折、一唱三叹。写尽黄河半是血泪半是黄金的千年沧桑。

余光中的《黄河一掬》也写黄河断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千字竟一波五折，余味曲包。一折：我要看黄河，人说：“断流一百多天，不会太壮观。”妈妈病了。二折：岌岌加上翼翼，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一刹那，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这一瞬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三折：从《诗经》到刘鹗，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黄河断流，就等于中国断奶。四折：我掏出一张名片，对着黄河低头默默祈祷了一阵，右手一扬，名片一番飘舞，被浪头卷去了。一浪高过一浪，感情剧烈地起伏，落差很大，最后是重重的一击，石破天惊——五折：翌晨，去机场，我就穿着泥鞋登机，回到高雄，才把泥土刮尽，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

要说是余光中的《黄河一掬》鸟瞰般的目鹜八极、胸罗万壑，给人以壮阔无垠、壮思无限的话，那么，李存葆的《大河遗梦》是激活式的心潮起伏、一触即发，给人不尽的缠绵与情思；要是说前者是一首抒情诗的话（驻足于情境的某一个点不断地深挖又深挖），那么，后者便是一首散文诗（史之诚信、思之深邃、诗之精当）；前者是夜曲，后者是交响组曲，二者选取的都是振聋发聩的民族大题材，面对的都是意识到的历史大内容，基调都是因黄河断流而生的对文化断流、精神断流的深层忧郁，只不过一个是石破天惊、勾魂摄魄，一个是柔肠寸断、忧愤深广，同光未然的神圣的颂歌——一泻万里、发出雷鸣般的怒吼的《黄河大合唱》相比，已经是血脉贯通而气韵各异的两个时代了，伟大的黄河正为伟大的中国付出惊天的代价。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魔鬼说：“发展吧，先顾不上灵魂。”

李存葆的散文个性，鬼斧神工地体现在《东方之神》里。大胸襟，大手笔，大境界，是又一篇用散文诗写就的超长篇学者散文。西方哲人说：一颗巨大的良心就是一座庙宇。康德说，设定上帝的存在是道德上的必需。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上帝，但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人们有必要假设上帝的存在。中国没有自己的神，人们又需要神，他们选中了关云长，造出来一个由史实而传说而文学而艺术“图腾”的东方之神，一个登峰造极的尊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全能之神，一个启人心智，动人心魄，寻觅氤氲我东方民族千多年来的精神符号，一个中国自己本土的神——关帝、关老爷。《东方之神》汪洋恣肆、气吞山河却游刃有余，集史料、传说、神话于一炉而考据、义理、辞章俱佳，于人类学研究、史学研究、神话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等不无增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李存葆的散文，悲矣痛哉，敢言近事，观古今于一瞬。他集史、识、情、理于一身，驾上散文的车子穿越时空，横跨千年，往来于历史、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考证钩沉，探幽发微，颇得“太史公”真精神。意识到的历史内涵，自觉的文化忧思，以及重铸民族精神的抱负和呐喊，文采斐然。“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里飞。”认准一个命题，便“文如万斛泉涌”，非钻出油来不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给文化史上填补点什么，不给民族精神里加添点什么，好象对不起中国作家和中国军人的头衔和军衔似的。大体而论，他这些散文当然属于90年代初风行起来的“大散文”或“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但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又表现突出：

一、广征博取，厚积薄发，学问大，开掘深。“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故而，天上地下，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尽在彀中。仅《飘逝的绝唱》、《国虫》和《东方之神》三篇，你数数，李存葆神游四海，查了多少史籍、翻了多少地方志、读了多少书啊？你算算，如孔夫子言“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李存葆风尘逆旅，徐霞客再世，跑了多少路啊？你再想想，如《宋史·岳飞传》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李存葆殚思竭虑、一唱三叹，怎样打动了一个民族的心啊？《鲸殇》由鲸类“集体自杀”现象反复论证，一步步逼进人类学上一个悲剧性的大主题，即“会自杀的人，对同类对动物更善于‘他杀’，充满着人类独有的智慧和计谋、狡黠和圈套、残忍和狠毒。”《祖槐》以“祖槐”为植物图腾，引领人口迁徙的大潮滚滚而下，重现先祖昔日的辉煌，成为人类学、寻根学和民俗学饶有兴味的一瞥。《大河遗梦》中“黄河，你怎么会断流？”的多层次的发问，《飘逝的绝唱》中反复咏叹的“经典爱情”，《东方之神》凡四余万字，繁音激越，热耳酸心，读之能不刻骨铭心、释然于怀？

二、诗意盎然，那是从作者心底发出的赞叹与呼喊。诗在史家之清醒，在造境之气韵，在文辞之精粹。“三分幻想，三分诗意，三分激情”都可归于诗意。李存葆的排句何其多也，那是散文诗。还有这样些清词丽句：“经典爱情，是青油孤灯下的泛黄的线装书，它需要读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经典爱情，是孟姜女万里寻夫送寒衣，它忠贞的泪水足可以哭倒长城；经典爱情，是王宝钏寒窑中的爝火，它虔诚的热力足以销熔武夫的铁石心肠；经典爱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饮鸩而亡，同栖一穴魂灵的矢心不二，之死靡它；经典爱情，是哭瞎眼睛的阿炳的二泉映月；也是简爱对罗彻斯特远隔千里的呼唤……经典爱情的琴弦上常常谱满离恨曲，经典爱情的花笼上每每写满断肠诗……

三、李存葆严格写“真”，他不同于有的“大文化散文”。依靠小说笔法的想象与虚构，情节描写和细节描写想当然地身临其境，连千年前人物说每句话时的音容笑貌都写得如亲历亲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虚拟性的重现。李存葆同样具备学者的渊博，小说家的想象，诗人的激情，论文之厚重和美文之涌动，但他不搞“假古董”。正像他引明《百川书志》所称:“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警传诙谐之气，陈述百年，概括万事。”他明文宣称，他作品中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细节，乃至每个地名、村名都是真实的，我都努力作过考证。”

有人觉得李存葆写得太实，不像别人灵性飞扬。此言有理，存葆仍须努力，该隐蔽时须隐蔽，不必用力过大。然而，百花齐放，各人自有各人拿手好戏，自有各人临场的披挂。陈世旭谈到近作《试用期》和《救灾记》时说，看人家写的，那么空灵，那么聪明，有才气，自己嫉妒而绝望。感到别人夸赞的“扎实”，其实就是“叙述陈旧，写得太实，呆板，死心眼也”，可是，“‘实'也有人接受，土块虽然没有金砖的价值，但未到完全抛弃的地步，尤其在偏远的乡村。”陈世旭言，不失自信的谦逊，存葆亦然。“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作为一个老读者，我有期于存葆同志的是：“掣鲸鱼于碧海，看翡翠于蓝苕，更多心灵的叩问，更富人格的魅力。”

王久辛：阎纲老的发言果然声声含金，字字带情，闻之使人倍感振奋。下面，我们再听听老编辑家的感言。

崔道怡（著名编辑家、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事先知道会有诸位领导、大家参加这个会，我就考虑到可能没有机会发言，所以就把读后感写下来了，结果，存葆说您还要发言，既然给我机会，我就照稿子念。我的题目是《豪情·妙理·大气·良知——感受李存葆的散文韵味》：

金灿灿的十月，赏读沉甸甸的《十月》，品尝到了果实成熟的甘甜与芳香。

我说这一本大型期刊沉甸甸，是因为它总能及时地汇集到成熟作家的成熟果实。李存葆，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大家。《十月》连续发了他一系列卓有特色的华美篇章。最近看到的《东方之神》，便引起我对这位大家赞叹的遐想。

他是一个魁伟大汉，一个威武军人，却又是一个谦恭君子，一个儒雅诗人。无论作为文学家，还是作为军人，他都勇武机敏，聪明过人，善于把握战机，开拓文运，独出心裁，另辟蹊径，创一条轰鸣不同凡响又鲜明个性张扬的新路。

例如这篇歌赞关公的美文，便从选材到点题，都是在人意料中却又出人意料。凡是中年以上国人，谁不知道关老爷，谁没有受到过他的感召？但又有谁深思过这跨越千年影响众生的奇特现象，有谁由此深究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底蕴？

这是个既古老又现实、既神圣又平易的人生课题，这是惟有运用能融会纪实、叙事、论古、评今、抒情、明理为一体之大文化散文，才能够承载的文学使命。与其说是做文章，毋宁说是论人品，一向充盈使命感的李存葆出色完成了这任务。

近些年来，文学的创造迅猛地发展，而文品与人品的分离也越来越明显了。李存葆从拿起笔的第一天起，便像他开始穿上军装一样，禀赋了维护真理、匡扶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成为文坛上最听从时代与人民命令的一员战将。

在那个虽暂短却独特的历史阶段，当我们的民族尊严受到挑战，是他冒着突破禁区的风险，为当时的民心和文学的史册捧出了《高山下的花环》。在因伤痕而反思、由反思而未免有所迷茫之际，是他为党寻根溯源，谱写了《大王魂》。

当小说作为精神的旗帜还在读者心中飘扬之际，他攀登“高山”，摘取“花环”；当报告文学在社会上更进一步耀人眼目之际，他开掘“沂蒙”，挥洒“九章”。近年散文创作五花八门流光溢彩，他又进驻这一领域，开拓出了他自己的园地。

他很会“赶潮流”，他是个多面手，但他这种战略上的转移，战术上的挺进，实际是他心灵上的纯净锐利，智能上的多才多艺。这也正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创作上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正是富于责任感之作家应具备的可贵素质。

他的小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可谓别树一帜，而今驾驭散文，从内容到形式，他又别开生面，高举“真”的大旗，深沉“理”的探索，贴近国人生活，关注人类命运，倾真情实感于真人真事，抒写了一系列动人心弦又启人思路的华章。

他把关公请到笔下，固然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题材，但更重要的原因，乃是他的心里早就储存诸多看似普通实则别致的关怀对象，他的眼睛也像关老爷读《春秋》那样明亮，注视着这转型期间善恶美丑变化多端的茫茫人世、芸芸众生。

而当他把目光一旦锁定了歌赞关公，他对这个特定题材也便取得了专利权。文学之事，创造为先，第一个吃螃蟹，必然成为勇士。也许后来者还会写关老爷，但他们都必须先参拜这《东方之神》，避免雷同又要出新，须知这是很不容易的。

同样，《鲸殇》、《祖槐》、《沂蒙匪事》、《国虫》等篇，也都具有“绝唱”性质，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或者有人认为，这是题材取胜，但这一类材料，说来多么平常。关键是谁把它当作了“新闻”，变成为用来开启现代人心灵的“钥匙”？

“鲸鱼集体自杀”，“老家洪洞大槐树”，对这样的说词，人们未予深究，李存葆却刨根问底。“匪事”尤甚之地，可叹无人回首，李存葆则鼓足了勇气。而多角度多侧面说蟋蟀，并以“国虫”为之命名者，又是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李存葆。

即便旁人早已写过的事物，在李存葆笔下也会放射出焕然夺目的艺术光辉。他把黄河引入“遗梦”，用抒情诗般的语句倾诉对母亲河的隐忧。他重访“西厢”，追寻“底线”，对爱情，对人性，顾盼感叹，谱出了回旋永远的《飘逝的绝唱》。

由此可见，题材是因主旨的撞击才裂变生发非凡能量的。李存葆散文的韵味，既展现于容颜，更凝聚于魂魄。每一笔触所及，他都不仅涉猎成趣，而且纵古横今，广引博征，深入精髓，切中肯綮。若非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很难做到的。

是他，吟咏《鲸殇》，祈祷福音；瞻仰《祖槐》，思索生存；痛说《匪事》，呼唤人性；指点《国虫》，珍重生命；感应《遗梦》，期盼民族的复兴；流连《绝唱》，渴求灵魂的新生……他所抒发所表达的，正是有热血有良知的国人的心声。

如果说小说吸引人，靠虚构的故事；报告文学吸引人，凭真实的事件；那么散文的魅力，则在于跟读者心相通。散文就是与人对话，应说出人心里想而说不出的话，说出的话应打动并深入人心。李存葆写下的，就是能与众人交流的散文。

又因他是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他的散文便格外具有小说所讲求的可读性、报告文学所遵循的可信性。《祖槐》、《匪事》等篇，远比小说、报告文学更好读、更耐读。其间回旋诗一般的气质与情愫，更是一般小说、报告文学望尘莫及的。

他跟读者心灵相通，他有诗人交织军人的素质，因而他笔下的文字，总是昂扬正气，磅礴大气，充满了鼓劲的阳刚之气，总是洋溢热情，奔放豪情，流露着温馨的挚爱之情。他所说出的话，总能体现人类的良知，总能阐发世间的妙理。

题材主旨好，还要技艺精。他在这方面，也自有追求。且看《祖槐》，从“老鸹”还是“老鹳”起笔，先画问号，随即岔开，几经婉转，才解谜团。文字在他笔下，龙飞凤舞，闪展腾挪，起伏跌宕，大开大合，既汪洋恣肆，又万法归宗。

他的素养，特别表现在语言上。他大量地运用成语，时不时地铺开排比，甚至有时文白交错，古朴精当，别有情趣。他曾感慨，“将没有知觉的汉字鼓捣得活蹦乱跳，明智达理，魂牵梦萦，实在不易”，可知他为语言精美尽过多大心力。

如今散文甚多，而我所读甚少，他人一滴泪水，大都与我无关。我要看就看那把人情事理、景物风光、国家兴亡、人世沧桑收进眼底、放在心头而且读来声情并茂的文字。《大河遗梦》之中除了几则应酬之作，便都是我所偏爱的华美篇章。

它能引我入胜，它能唤我共鸣，它能使我开眼界，长见识，增智慧，美心性，它是我营养高又味道好的精神食粮，它是我受教育又得欢愉的良师益友。大量散文在退潮时飘逝而去，《大河遗梦》将珍藏在我存放工具书和经典作品的书柜里。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感谢并祝贺《十月》，不断摘取如此丰硕香甜的成果。

王久辛：崔老不愧为文学国刊《人民文学》的元老，他的发言于纵横之间寻找文学于国于民的“交汇”意义，既激扬浩然正气，又阐发艺术妙理，且始终把自己放置于普通读者之“低位”，听来又亲切入耳，又动听入心。下面，让我们再听听雷达，这架文学天空的望眼镜的发言。

雷达（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我发言的题目是《李存葆的美学气质》：

多年以前，我在评论《高山下的花环》时说过，这部小说撼动人心的力量，固然与它强烈的情节冲突，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有很大关系，但事情又不尽如此。这部作品不是靠一些即时性的因素，或者题材表层的时空意义支撑起来的，而在于，整部作品的气质和风格是富于悲剧精神的，也即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或者，“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确，并非任何苦难和死亡都构成悲剧，正如并非任何滑稽可笑的东西都能构成喜剧一样。进一步来看，其悲剧精神在于：一、李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它的血脉是来自大地深处，那是它的精神资源最重要的所在。二、它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它是从人民子弟兵及其民间背景的角度来发现问题的，它的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是特定条件下的好人，他们尽了历史所允许的最大努力，遭受了不应遭受的厄运。这是它真正具有荡气回肠力量之美学根源。它的意蕴大于它的题材的表层意义，这一切使它达到了同时期其它作品难以达到的水平。

一个作家的美学气质，当然，这不是抽象而神秘莫测的，而是与作者的个性、教养和生命体验紧紧连在一起的。其中却不无天赋的成分。在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敏感多思的心灵。他对苦难，对自尊，对道德，对爱情，对人性的敏感常使我们惊讶。总的说来，他前期写的虽然多是粗犷，强悍，充满对抗性的题材，人类的非政党境遇——战争或准战争的环境，但作品的冲突却是基于传统、伦理和道义的，整个气质是偏于忧郁和沉重的。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廉价乐观主义的东西。由于他总是自然地与人民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于是总能走上大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李存葆的全部作品看作是一个风格统一的系统，在精神上有承传关系，外在变化虽多，气质如故。

然而我同时认为，九十年代以来，李存葆的变化甚巨。最易看到的是体裁上、题材上、文类上的变化，他转向了散文。但从内里看，他度过了某种创作危机，他的写作立场发生了一个大转型——由相对较狭的政治化写作，转向了文化化写作，这不只是视角的转换，而且是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方式的改变。就这个意义看，李存葆已不再是原先的李存葆了。从《高山下的花环》到《沂蒙九章》到《大河遗梦》，可谓与时俱进。他扬弃了一些东西，包括《山中，那十九座坟莹》里那种还不能跳出的“用文革思维来批判文革”的思路。他涵纳了一些新东西，创作上峰回路转，出现了空前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开阔性，镀上了一层学者化的色彩。如果说过去他只把生活作为创作资源，那么现在他也学会了把文本包括历史文本当作资源，遂使他的创作别有洞天。

关于李存葆的散文，我以为有如下特色。一是宏大。李不是个善于精雕细刻小叶片或描写小溪流的诗人，总习惯于有一个大的骨架子，大的规模，他追求气势上的宏大，文体上的宏大，冲突上的宏大。这使他很容易接受大文化散文的写法。《鲸殇》写人与自然的大主题，可谓心游万仞，思接千载。他不想念鲸会自杀，他要追究是谁把鲸拖进了永恒的寂寞。于是由荆轲刺秦到项羽别姬到杨继业撞碑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浮想联翩，最终找到现代文明这个根子。《大河遗梦》写对母亲河的忧思，一种大美的沉落。《祖槐》写作者对农业文明之根，华夏之根，生态危机的思考，还有对民族灵魂的思考。《飘逝的绝唱》尤须重视，借崔张爱情悲剧的解读，展开了对爱情，婚姻，两性关系以至历史中变迁的人性的一次诗性的巡礼。《我为捕虎者说》则是对人的力量达于极限的赞歌。

二是反思精神。这些散文是对八十年代反思的一种深化。处身世纪之交，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化的声浪甚嚣尘上，启蒙精神、悲剧精神渐遭沉埋，发不出声响。相反，解构、嬉戏、话语游戏，十分盛行。李的作品具有一种重归民间和大地的意向。反思的面比较广。比如《鲸殇》，眼界就十分开阔。

三是悲悯情怀。仍可以《飘逝的绝唱》、《沂蒙匪事》为例。永济拾梦，中条山觅芳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对真情和美的绝唱，认为是空谷足音，再难觅。现代人可怜。

四是文体上的变革、更新。李的文章受古典散文的影响比较明显，遣词造句，未脱形迹。他的审美情趣也是贴近传统和古典美的。他喜欢半文半白的骈散结合的句式。又有小说笔法，还有理性化的报告文学语言。形成一种比较丰富的行文风格。

但我也由李的散文，触发了对当今散文的一些创作问题的思考。

一是多与一的关系。艺术是由一到多，从个别到一般。现在散文的本文越来越庞大，伸出的枝节越来越繁复，好像一株小树却挂满了太多的果实，压弯了腰。尤其在所谓大散文的文本里，知识性的、考据性的、链接式的，由一个关键词跳转到另一个关键词的无休止的语词扩张中，文本变得庞杂无序，成了掉书袋表演。“一”，意味着不论抒情还是叙事，其主干都是单纯的，集中而完整的。原本不负载别的东西，后来载了些东西效果还不错，就大行其道。那么，负载的东西太多会不会把主干压弯甚至压断？当大散文基本完成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以后，是不是该开始从多到一的回归？人们对大量考据式东西，唬人的辞典式写法，还有很大兴趣吗？大散文的提出本来是为了走向自由的，会不会自由过了头，异化成了非散文？我就爱看《我为捕虎者说》这种相对紧凑好看，突出人物命运的作品，而惧怕某些罗列了大量知识和思考片断，而找不到阅读兴奋线索的那种大散文。现在似乎首先要维护“一”，拯救散文。

二是强化个体性体验的问题。知识化倾向，学者化倾向，或者把知识和历史人情化的倾向在加浓，致使散文中的体验性、亲历性相对淡薄化。写作过多地依赖各种文本，对散文未必是一件幸事。有可能成为散文逃避现实的借口。

三是散文的语言问题。我总感到，多年来散文有种知识化倾向，它跟书本的关系越来越密，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疏隔。表现在语言上，活泼的有生气的带着尘土香味的语汇少了，而理念化的，如识化的，成语式的，甚至文白间杂的语汇忽然多起来了。有些青年学者的文章，老气横秋，写作者很年轻，但总好像是上世纪初的某位老先生捉住他的手写出来的。文章后面总像藏着一个腐儒。

大气，深沉，充满忧患意识和悲剧精神，激起人们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的反思，对崇高的向往，是李存葆的散文给我的深刻印象。

王久辛：由存葆散文的“一”，而生出了“三点”有关当代散文的思考。可以说切中了当代散文创作的要害，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雷达老师的“慧心”的确是“独远”的，是极具美学品位的评论，闻之令人有“一揽众山小”之感，真正的评论家，似就应如此发言，如果大家都能这样讲真话，散文可愁千古名篇？下面，请听听巨才书记的发言。

王巨才（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来了总得说几句，我很高兴参加《十月》杂志社主办的李存葆散文研讨会。20年前，也是《十月》杂志社将一部《高山下的花环》交给我们，将李存葆推向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高峰。那么20年以后，《十月》杂志第4期又发表了李存葆在散文创作方面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东方之神》，同时又举办这样的研讨会，专门进行研讨，我首先感到的就是编辑与作者之间二十年如一日，相互支持，为了共同的事业同心同德，甘苦共尝的渊源关系，很动人，像是一个文坛的佳话，耐人寻味。存葆的散文我看了一些，像《鲸殇》、《大河遗梦》、《东方之神》、《秋雨中的怀念》等，每看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又从总体上感受到只属于李存葆同志个人的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我觉得是汪洋恣肆，大气磅礴。我说他大气不是指存葆同志的许多散文是大的题材、大的主题、大的结构、大的铺叙，更主要的是通过散文的内容，读者能够准确地把握作家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一种博大的、充沛的、深刻的人文情怀。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联想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些文坛格言。另外就是厚重，读的过程中有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深沉和厚重，他的散文里经常能提到一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话题，比如说在《鲸殇》里对鲸鱼的分类、习性、分布、存量；在《大河遗梦》里黄河的断流，两千年的灾变；在《东方之神》里关于关公由神到人的还原，由人到神的考据，凡是涉及到的都是旁征博引，钩沉发微，写得非常翔实，非常准确。所以，我觉得作家在这些作品里文化积累、生活积累、感情积累都能得到充分体现。再就是文采飞扬，作品都写得非常精致、典雅，这当然跟作家的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纯熟地驾驭文字能力是有关系的。总之，我在欣赏的过程中，除获得审美的愉悦之外，好像对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专业学养，对每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认识和理解上更深了一步。文学创作是最讲个性的劳动，散文创作尤其如此，所以我并不认为存葆同志的散文就是一种典范，或者就是尽善尽美，由于艺术主张、追求的不同，对存葆的散文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开这么个研讨会，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会对文学有关联的许多文学的话题会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教育，所以，我个人对这个研讨会表示祝贺，同时对在座的各位专家表示敬意。

吉荻马加（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刚才巨才同志讲的代表了我的心意。我主要补充两句。存葆同志无论是当代文学史上，还是在军旅文学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作家，今天主要是研讨他的散文，他无论是小说创作、报告文学创作，应该说取得的成绩都是非常大的，今天开这样一个会，对他的散文进行研讨，就像刚才巨才书记谈的，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前散文创作应该说可以提出启示性的思考。我对存葆的散文有两点感受，一个是他的整个创作的态势，目前的散文创作，无论是写历史的、文化的，还是反应现实生活创作的，可读性都非常强，存葆同志散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时代精神，这与他作为军旅作家使命感、责任感是密切相连的，这种创作的底蕴、思想、精神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在他的报告文学中体现，在散文里面，同样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就是表现一个作家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的关系，和人民的关系，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几句很大的话，但从实践方面来说，特别是在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来说，一个作家在创作表现上的这种个性气质更显珍贵。刚才巨才同志举的几个篇章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对于我们目前的散文创作特别是对大的散文创作怎么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人民的命运，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在负载前进中的人的命运。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创作这一点是体现得很充分的。另外一点呢，他当然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散文家了，在座的各位评论家对散文是研究很深的，他在写法上有他自己的风格、有他自己的散文观、有他对散文的理解，从他的整个散文创作也可以看出，刚才炳华同志在贺信中也谈到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对古典散文的继承，对现代五四以来优秀散文传统的继承，进行了很可贵的探索，这一点对目前的散文创作，我觉得有启示意义。开这么一个重要的会，不光是对他的散文创作阶段做一个总结，我想更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对目前散文创作，在创作中怎么处理好和时代的关系，和人民的关系，和养育了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对散文界会有启示意义。

王久辛：巨才与马加两位书记的发言，似乎更在意散文作品的内容，在意内容所包含的时代意蕴。他们提醒的非常好，相信对当代散文创作一定会起到由“李存葆的成功”，扩延至整个散文界的更大的成功。下面，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诗人的发言。散文常有“不压韵的诗”之称谓，或许真正的诗人对散文更有心得。

韩作荣（著名诗人，《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我和存葆是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知道李存葆的名字是七十年代初，就是在《解放军文艺》上，那时候存葆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是“枪杆诗”，是“战士诗人”，从这个上面讲，李存葆是我们写诗的朋友，时间比较早了，后来他名声鹊起，在整个军旅作家，在整个中国作家中，作为军旅作家的代表人物，是他的两篇重要的小说奠定了他的地位；至于他的报告文学发表后，又拍成电视片，作家出版社又出书，影响也很大。我曾经听林区的一个作者告诉我，说是《沂蒙九章》发表后，有个林区的场长召集所有的工人像听重要著作一样一篇一篇读，影响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作品无论从诗、从小说、从报告文学、从散文都是领时代的潮流，而且作品都很深刻。为此，我今天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散文的大境界》。为节省时间，我就宣读一下：

近年来，以小说成名的李存葆突然写起了“大散文”，并被冠以“文化大散文”的名头，对此，我有些迷惑不解。迷惑之一是作家从“小”到“大”的转变，是何缘由使其放弃了小说写作而专攻“大散文”？迷惑之二是“文化大散文”的界定，似乎散文这种文学体裁不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让人有似是而非之感。贾平凹所提出的“大散文”的概念我是赞同的，但那是指散文题材、文体以及写作方式、表现方式及散文观念的广阔的自由度，不是以体积、篇幅和数字来衡量的。一部长篇巨制仍称为小说，一篇千把字的短文也可称为大散文。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数量的原则，而是观念的区别。

存葆的散文或许可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散文。当然，这也不是指他的重要散文都有数万字的篇幅，因为鸡零狗碎、唧唧我我、隐私揭密之类可以比他的散文写得更长。存葆的散文之大在于他博大深远的时空观，在于他广阔的心胸和气度，在于他对大世界的深入理解和观察，也在于他的大憎、大爱、大悲、大喜中的大悲悯与大情怀。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于大哲、大儒的聪慧中求真，在对大奸、大恶的鞭笞中求善，在经典的爱情观中求大美，在对事物的深入探索中寻根溯源，因而，他的散文之大，则在于他视野的开阔深达与精神的浩然之气与恢宏，开拓的是一种大境界。

存葆是位“好大喜功”者。这个词我是反其意而用之，其“功利”之心是对国家兴衰的关注，是对黎民百姓生死存亡的关注，而非一己之别。他写大河断流，体察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他写大海中的巨鲸之死，是对整个世界生态环境的忧虑；他写《沂蒙匪事》，则以史为鉴，呼唤人性的复归；他写《祖槐》，则是写战争的生灵涂炭之后，明初那场移民大迁徙的始末；他写《东方之神》，写的是“仁义忠勇”的大英雄；即使他写小小的蟋蟀，也称之为“国虫”，也是由此及彼，见微知著，写人的大欲望。

当然，这样概括存葆的散文未免过于简单。在我的感觉里，他所有重要散文都渗透着儒家哲学的精华，是作品理性的内核；同时，对道德失范、伦理丧失、腐败堕落以及精神瘫痪、灵魂迷茫的某些现实，则痛心疾首，都予以怒斥和鞭挞。

就我看来，存葆的散文是一种界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的文体，自成一家，从写作方式上看，也可认为是“大散文”中的一格。存葆看上去像个粗人，却是个粗中有细者，其对蟋蟀近20形、仅青色便有30余种以及铃门的颜色的区分，上品虫鸣叫的时辰及鸣音的长短都写得细致入微，比真正的玩家还内行。作家是既有才气且又有学识的，他的旁征博引，言人所未闻、趣味横生，可见其识见的深广、博杂，对事物研究的通透；而他对蟋蟀鸣叫的描绘所创造的情境和迷人的想象力，又洋溢着才气，而从小虫所烛照的大人性、大社会，则看得出作家的深刻。

存葆的散文结构是很讲究的，是从不同侧面而聚成整体的主体式结构。其散文语言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尤受赋的影响较大，喜排比、对偶，善成语典故，也偶尔自造新词，有的词用得好，会化腐朽为神奇，用得不好，则有隔和别扭的感觉。他的这种语言方式与对事物的感悟契合得最好的时候，会言简意深，譬如他写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关公的脸来越红，曹操的脸越来越白”，便有着丰富的内涵，言外之意很多。他的这种语言神韵发挥得最好的作品是《国虫》，该是文质兼备、形神俱佳、浑然一体的作品。

王久辛（诗人、客串主持人）：作荣大哥说得极是，散文的大与小，绝不能从字数上衡量，而应以函盖面的深广来检测。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字数并不多，但大气澎湃，气贯长虹，百年不朽，千诵不厌。所以说作家写什么？不仅决定了涵盖面的深广，而且同时也决定了作品的“大”与“小”。存葆无疑属于“大”，属于“大文化的大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创造，近似于英雄的寻觅。他总要寻找那些最易表达自己抱负的题材来写，尤其对存葆这样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例如《飘逝的绝唱》的写作。或许浮泛的生活，已使作家深感人间真情的宝贵，故尔，李存葆这位在人前从不谈论爱情的作家，突然来了灵感，说“我要写爱情了”，于是，不久之后，一篇三万余言的散文佳构便诞生了——《飘逝的绝唱》发表于《十月》杂志。挑灯夜读，果然至纯至洁，文采斐然，尤其对人性的透析更是入木三分。存葆博古通今，旁征博引，那细密绵长的精神游历式的笔触，紧紧环绕着人性之核，在对诞生于“堂堂大元，奸佞当权”的元朝山西永济的戏剧名作《西厢记》的重新述说中，展示了这位小说家独特的才情与文胆。存葆或沉吟或感怀或纵议或指斥，把一段尽人皆知的可歌可泣的古典爱情故事，通过横切八块，用一位作家极具文化良知与人文精神的当代眼光，将《西厢记》中的“惊艳”，“相会”、“遇阻”、“反叛”、“逢恶”、“事变”、“离别”、“重逢”等均加以重新述说，笔涉古今，文通中外，既有对封建宗法观念的指斥与叩问，又有对古典爱情的回味与赞美，既有对当今世界人性解放的分析与追问，又有对崇拜金钱与取媚权势的周围现实的嘲讽与批判。如在说到权力对美色的占有时，存葆不仅借古喻今，还能以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反法西斯英雄罗斯福，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以及近年来的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为例等，横谈纵议，谈笑风生，可以说李存葆在今天重说《西厢记》潜涵的意义——既是说爱情，又不只是说爱情；既是写人性，又不只是写人性。仿佛作家始终处于一种理性的“公正”的立场，或者说是站在一种接近当代“真理”的道德与人性的双重立场上，冷静而热烈地用一种极具散文特色的“散点透视”的笔法和一种小说家“生发”故事情节的冒险式的创造精神，把个古老的故事不仅讲得优美动人，而且讲成了当代爱情的神话，讲成了文学史上的爱情画廊里的绝唱。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存葆的多维述说，使得《西厢记》这个单薄的故事在“古今中外”这四维空间里均得到了“述说”之后的升华，不仅对当代人性的弱点与缺陷，形成了反差极大的批判品格，而且更使莺莺与张生当年的灵肉相合，升华为大美之文中不屈的灵魂，不仅净化庸常人的灵魂，而且又一次地烛照了邪恶与贪婪的嘴脸，使得崇拜金钱与取媚权势等等人性的变异，在《西厢记》的重新述说的至纯至洁的爱情中，彰显得愈发的令人发指与令人阻遏不住的愤恨……

其实，无论在周涛的长篇散文中，还是在余秋雨的系列散文里，可以说存葆运用的这种在述说中加入对“古今中外”的爱情与食色的议论方式并不鲜见。余秋雨、周涛、贾平凹等等均是写作高手，都有过人的文胆与超人的学识，或许李存葆是小说家，他横杀出来的理由，或者说他有别于其它大家的地方，是他更专注于《西厢记》中的各个关节——情节的转折点，并经由对各个关节的意义的引伸与拓展，从而实现自己的审美观照。他既能将故事拆解开来，又能将故事重新组合；拆解开来时漫不经心，组合之后却显得别有意味。仿佛一个老得泛黄的故事经他一拆一装，就变得风华正茂、意气纵横了。这种自由的写作，非大家难成气象。再从散文的文体上来看，李存葆的散文系列写作显然“别有洞天”，他与周涛的“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沙场秋点兵”式的居高临下的挥酒自如不同，亦与余秋雨的“青灯黄卷夜读书”的“点滴体会汇成河”式的从容不迫的娓娓道来相异，李存葆是小说家的发现故事与重说故事，将古老的故事用当代人的理性来剖析故事、创造故事，使简单的故事升华为精神上的追寻与人性的叩问，升华为形而上的历险与字斟句酌的创造。无论在存葆的《沂蒙匪事》、《祖槐》，还是在《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中，在我看来，他都充分发挥了他作为著名小说大家刻写故事的优长，把散文不仅写得文采斐然，亦写得栩栩如生，耐读经看。试想，李存葆若照此方式创作下去，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到李存葆的方式对于当代散文的发展创造，将会起到多么重要的“抛玉引金”的作用。正如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理论催生了小说界的“重说历史”的热潮一样，作家们在散文界的重说，或许能一波比一波更强盛，只是我们希望这“强盛”的重说，能像存葆这样严谨，而不至像当下的小说界的重说那样，不负责任地漫天想像、胡编乱造。因为，既然我们重说的是历史，当然首先就必须尊重历史，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才可能重说出令人信服的意义。

李存葆的系列散文既实现了结构严谨，起承转合均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又达到了纵横有致，气象万千的佳境。不仅文辞华美，且能写忧而造艺。意趣交融，气韵流畅，句句如珠，笔笔含情，叙述与议论，引经据典，查有渊源，绝无妄言与虚玄之语，读来令人感到自出机杼、美不胜收，实乃难得的大美之珍。

李炳银（著名文学评论家、《报告文学》主编）：今天这个会很庄重，很严肃，是一个能够给人很多启示的会议，李存葆从写小说转向报告文学，他在小说上造成的响动是我们新时期文学历史上都得重重地写上一笔的，后来又从小说创作转到报告文学，又转到散文领域，在散文界又造成这样大的声响，我觉得既不是偶然的，同时又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必然的。我过去是搞文学研究，没有参予办刊物，我特羡慕《十月》，我跟李存葆讲了，现在好多好稿子都发在《十月》上了，《十月》拿出这么多的篇幅，集中地发存葆的作品，我觉得《十月》既做了好事，也是《十月》的荣耀。我觉得存葆散文的出现，也是文学的幸事。说句老实话，我们文学创作可以说百花齐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是真正能够具有文化史意义的东西并不多，快餐性的东西太多。存葆的散文，大家刚才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具有文化史的意义。从作品的选材到表现的方式，表现各个方面的，包括文化方面的、历史方面的东西较多，综合起来，我觉得有文化史的意义。刚才阎纲老师谈到散文创作的时候说，我们很多散文作品，会被读者忘记，会被人们所忽视，包括我们很多得奖的作品，但是我想李存葆的散文人们不会掠过、忽视。他写的这些东西具有生命的价值，表现的意义具有文学的意味和美的存在。我补充一点，在文学越来越疏密化、文学越来越松散，文章越来越轻飘的时候，李存葆的散文别出一格，他的丰富性、深刻性很值得关注。我可能过于喜欢李存葆的散文了，存葆的作品可以越过我们历史的时空和唐宋八大家，能够和韩愈的东西衔接起来，我觉得他可以和屈原的文章结合起来，他在张扬自己民族的忧患意识，引发的思考中所表现的大气，视点的高阔，他在写某一件事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宏廓的气象，和唐宋八大家有可以沟通的地方，我既为《十月》感到高兴，又为存葆先生感到高兴，也请存葆先生对《报告文学》给予支持，我就说这些。

王久辛：炳银大哥很谦虚，虽然话不多，但却能横贯古今，对存葆的散文给予掷地有声与入史进册的评断，说得好，说得非常精当。下面，请听听鲁院的专家怎么说。

胡平（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我是读小说的，说几句外行话。我欣赏李存葆先生写作的准备和写作的姿态，我看完书呢不是读他的大散文，而是他的语言，我就想，中国当代有那么多的小说家那么出名的，有多少人有存葆先生的语言功底呢？他里面透射出来的旧学功底，也有一部分，主要是越来越少。我读了不少小说，现在由于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的不负责，有语法错误，很多语言不过关，这个倒成了当代小说家的一个大毛病了，所以我看到他的书呢，首先就感叹人家这是个正路子。上星期我跟王干上鲁院开研讨会，他提了个题目有些窄我们没有讨论，现在想起来就说出来，他提的是现在作家有三种：一种是大于作家的作家，一种是等于作家的作家，一种是小于作家的作家。大于作家的作家就像五四时期那样的，鲁迅那样的，他们本身不只是一个作家，是一个大文化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散文家；等于作家就是多局限在文学的范围，文学的技巧；小于作家就比如美女作家、网络作家的一部分，他们很快地冲上文坛，其实基本功都没有过关，用面孔、用身体来补充文学方面的匮乏。这种就是小于作家。那么我觉得李存葆的势头不能说是大于作家，也应该说是奔这个方向去的。值得提倡的。现在的作家不光是语言不过关，而且写作的准备、写作的姿态也不对头。李存葆的《沂蒙匪事》我是最喜欢的了，这里面写到的材料据他讲还是很少一部分，他的采访那样详细，写长篇是没有问题的。做这么大量采访的作家有多少呢？现在有些作家成名以后一本接一本地出书，写个中篇小说一个星期差不多，长篇小说也就是三个月。有多少人，我指的是年轻一点的作家，有谁能像存葆那样花力气去做呢？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他写散文像写论文一样去准备材料，同时他还有那么充足的成果，像《祖槐》、《东方之神》都可以作为论文一样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祖槐》明显从散文从小说那样去叙述，那么我就想，现在有一部分小说家是不是也应转向散文呢？小说的价值、散文的价值，如果说一个大散文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那样的长度，我是更愿意看一个中篇小说还是看一个相当于中篇小说那样的大散文呢？还是这个（大散文）更扎实一点。我也有不满意之处，比如说存葆的作品读起来很过瘾，有报告文学的气势和架构，而它的结构又不一样，报告文学是围绕着事件，围绕着人物，围绕着一种现象在走，他这个不大一样，虽然他大的构想是一样的，但是他是从思绪的方式变迁游仞万千的，这样显得有些散。他现在有些作品如果再想得更绝一点，想得更深一点，就是以这个架构，他会更加发人深省。比如说，有些东西更加限制在人性方面，比如《沂蒙匪事》限制在阶级上、人性上，像《鲸殇》那样，能不能更绝一点呢？同样的知识积累如果能够在这条线上更突出、更鲜明、更刺激人一点，我觉得整个散文的效果比现在会整个地翻一倍不止，我就说这些。

王久辛：学院派评论，讲究的就是个做工的工艺，胡平大哥讲散文，也没有离开“工艺”，问题是小问题，但放大一看，就觉得关涉极大，关涉到作家的“大”与“小”，“纯”与“杂”，对于那些连基本功都没有过关的“作家们”来说，相信存葆散文的文本，一定会给大家以启迪。由此看来，存葆的路子更正了。

王干（著名评论家、《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我发言的题目是，《拒绝休闲——评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李白诗云：“大雅久不作”，已很少读到李存葆这样大气磅礴、文风刚劲的散文了。20世纪90年代是散文繁荣的年代，可以说是继30年代之后又一次散文创作的高峰。各种性情散文、文化散文、风景散文、休闲散文增添了散文的丰富性，但毋庸避讳的是，小情小调的软性文字有泛滥之势，而李存葆的散文以男性的雄浑、军人的刚劲和土地的厚重，填补了这一空缺，颇有“倚天独立”之势。

李存葆的散文观念有点逆潮流而动，他说：“我从未感到散文是在灯下放一支轻曲、煮一杯咖啡之后，就可以随意去做的事。”这种不随意的散文观与时下流行的散文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因他选择的题材也往往与休闲无关，《大河遗梦》里关于黄河、泰山、沂蒙、洪洞、鲸殇这些与历史、生命、自然大主题的选择，都表明他在拒绝一种小情小调小格局，即使选择蟋蟀这样的小题材，他也要把它命名为“国虫”，从民族、国家、人类的角度来审视俯察这小小的事物，挖掘出其中的深刻内涵。在后现代文化、解构主义思潮颇为受宠的文坛上，李存葆依然一腔浩然正气，高举宏大叙事的旗帜，对抗着琐碎、平庸、快感的流行文化，他对中国历史、土地、河流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毫不掩饰：“尽管你的断流使我失落了许多金黄色的壮阔的梦，但我仍然痴痴地迷恋着你，我仍是你怀里的一片渺小的帆。我知道，你那巨大的心，永远不会干涸。因为你和黄皮肤的民族一样，永远拒绝衰老和死亡（《大河遗梦》）。”

另一位由小说转向散文创作的中年作家史铁生也是以拒绝休闲的姿态来写作的，如果说史铁生的散文是一种“大悲悯”的话，那么李存葆的散文创作则是一种“大悲愤”，这种悲愤主要来自于他对人类自身的思考，贯穿李存葆近期散文创作的一个“绿色母题”便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热爱，呼唤健康的人性，呼唤健康的生态精神。《沂蒙匪事》对人类毒瘤——匪患的记述触目惊心，令人悲愤难平。这种“大悲愤”在《鲸殇》中他对人类捕鲸的历史一一进行清算之后，悲愤地写道：“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本与身外生命的霓虹连成一片。人之外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鲸类集体自杀，其实也是敲响了人类生态的警钟。黄河的断流与干涸，意味着中华文明断裂的危险。农药的使用，成了蛐蛐的“断肠砂”，人对蟋蟀的狂捕乱捉，也使“欢乐小天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李存葆近乎恳切地对他的山东父老乡亲们呼吁：“宁阳的父老兄弟们，蟋蟀既是你们的‘小财神’，也是你们芬芳土地的‘保护神’，千万要加倍地珍惜它们。”称蟋蟀为国虫既有反讽之义，更有呼唤之情，因为蟋蟀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是上帝的造化，人类理当善待之，不可酿成鲸殇的悲剧。

在《祖槐》一文中，李存葆对鹳的追寻和怀念，既是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追溯与颂扬，也是对破坏生态、恶化环境行径的谴责。渴望回归自然，追求天籁一样的自然之声，是李存葆散文的一个艺术“情结”。文中多次写到声音，《祖槐》写到蛙声，《鲸殇》写到座头鲸发音如珠，清越婉转，《大河遗梦》中写到冰河的交响乐，《国虫》写蟋蟀的奏鸣曲，为告诉读者，人工虫鸣“无秋野月夜虫鸣的天籁之音”，专门又写了《国虫附记》一文。李存葆反复抒写自然的声响，是因为他相信“大自然的鸟鸣虫唱，能将人类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的音符清除”。生命意识、生态意识、人类意识构成李存葆散文的浓烈的人文背景。

在研究者将刘白羽、杨朔、秦牧称为“散文三大家”，虽然有人提出了异议，但这三人确实代表了散文创作在一定时期内的创作风貌。他们或以激情胜，或以意境胜，或以知识胜，都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的局限。李存葆则有心继承这一脉传统，他融激情、知识、意境为一体，熔铸出情理交融而又铿锵有力的大散文。这种大散文不只是在长度上的拓展，而是对激情、知识、意境全方位的“扩容”，既弘扬传统的散文的文化底蕴，又适应现代审美的阅读需求。总的说来，李存葆的散文是可以和他的小说匹敌的，尤其是他散文骨子里的那种壮美，是当代文学的稀有金属。

王久辛（诗人、《中国武警》杂志编辑部主任）：存葆散文的忧国忧民是最为让人击节的，他由忧国升华为忧民、忧人类，表现出了一位中国军人的渊壑般沉潜厚重的胸怀，如存葆写《大河遗梦》，从令人惊骇的黄河干涸、袒露着一丝不挂的丑陋写起，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激扬文字、追索渊源，以一位作家对生态环境的极度关注展开文路，纵横开阖、四射八荒，充分展示了作家对远古以来的黄河文化或中华文明的追求与渴望振兴的赤子情怀，读来令人酣畅淋漓，血脉贲张。再如《京殇》，作家存葆在这里将眼光又投入了更加邈远的海天一色的蓝色大洋，展现了作家对人类文明的道义使命与追索奋斗的忧患精神。存葆从海洋鲸类“集体自杀”写起，时而当年从军海防目睹鲸群的心态写真，时而笔描日本及世界各地捕鲸的疯狂。如果说存葆的其它散文是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的中国学人的著述方式，那么这篇《鲸殇》则依据的是大量的有关海洋生物保护的世界各地的资料。很难想象，像存葆这样的作家，居然能够那么细心地搜集了那么多的资料，而且能够活学活用，信手拈来，若没有对人类环宇的极度关怀与忧患进而焦虑不安，若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与惊心进而跃起捍卫，那么，在我看来，那些枯燥乏味的资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作家笔下的厚重与华美的佳作的。细心的读者若沿着这样的发现来阅读李存葆的散文，一定会发现作家烹文煮字的深刻悲悯，仿佛他写作的每一个题材，都与人与人类的自身有关，无论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再如他写的《沂蒙匪事》，就钩索了上世纪初中时期，“军阀混战，群凶猬起，匪患遍及中华，沂蒙尤甚”的历史烟尘。作家没有回避人性恶，细觅蛛丝，遍踏沟壑，青灯黄卷，翻史钩沉，硬是用铁笔把尘埋已久的恶凶悍匪深挖了出来，并条根缕析，精工描绘，把沂蒙土匪生存构架，畸形心态赫然揭出，那一桩桩惨不忍听、目不卒读的匪祸，在这铁笔之下逐个复活，且毕现在目，使人读罢之后的想象与思考，始终盘桓于人性善恶的对比之中，并对匪祸不由自主地进行深切的恸问。作家写道：“冥冥中，有一把最能衡量人与动物分野的界尺，她的名字叫良知。”作家通过对恶匪刘黑七的追根掘源式的钩沉，特别是对其屠杀自己妻妾儿女的残暴揭露，进而理性地概括道：“惟有土匪这种组织形式，将天使美的因子荡涤殆尽，而把魔鬼恶的细胞生满全身。”读《沂蒙匪事》不仅能使我们认识邪恶，同时，亦能使我们对真、善、美，对社会稳定、安居乐业倍加珍视。而在文坛颇受佳评的《祖槐》，则是作家在文学的“寻根热”已经降温至零度之后的一次精神的游历，可贵的是存葆的寻根似乎更为实在，从儿时哼唱的歌谣：“大槐树下老鸹窝”中的“老鸹窝”来质疑发问，进而惊异地发现，不论是县志，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老鸹窝”统为“老鹳窝”。存葆探颐索隐，沿波讨源，为了这么两个“鸹”与“鹳”的真伪，竟然故纸堆里讨金豆，临汾河里掘宝泉，采取了一种军人强攻式的探访与写作，汩汩流来的往事，娓娓道来的讲述，展示了李存葆作为一名优秀作家治学论证的学者功力，实现了散文——“进可成为小说，退可成为诗歌，左与历史接壤，右与哲学联姻”的挥洒自由的创造极至，读来令人惊叹这“祖槐”隐含的秘史的辉煌，又惊叹存葆驾驭散文这种文体的得心应手与创造新意。在我看来，《祖槐》的成功，又一次将这位军旅作家蜕变成一位卓尔不群的散文大家。

李钦业（评论家、陕西安康师专中文系教授）：首先感谢《十月》给我这次机会，不然的话我得过几年才能来。1966年至今我三次进京，我和李存葆这是第一次见面。关于李存葆的散文我共发表四篇论文，我发言的题目是，《大哉，李存葆散文》：

近些年来，李存葆高张大散文之旗驰骋于文坛，以一系列使人击节赏叹的精品散文，构筑了独特亮丽的一道文学风景线。现在，他把这些散文集成26万字的《大河遗梦》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使广大读者得以一睹他大散文的风采。在《大河遗梦》中，李存葆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以遒劲的笔力，以准确生动的文学语言，铸造了大散文的雄骨伟筋，展示了大散文波澜壮阔的万千气象。整部散文集每一篇所选择的都是一般作家很难把握的重大题材，整部作品厚重、大气、豪迈、阳刚，给人以美妙的阅读快感，字句中像伸出了千万只艺术触手，紧紧地抓住读者的每一个文学细胞，把读者引入一个充满魅力、无比瑰丽的文学天地中。

《大河遗梦》的首篇是《鲸殇》。《鲸殇》之感人，首先在于李存葆站在一个很高的视点来看鲸的悲剧命运。这个视点就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应该达到完美地和谐，保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保护鲸类动物的自由和不受侵害，保护海洋环境以利于鲸类的繁衍，说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当世界上最后一头鲸成为欲壑难填的人类的美餐时，刀叉叮当的声响便不是乐曲，而是人类一步步走向灭绝的哀音。李存葆的《鲸殇》是中国作家用美文写的环保宣言，是刺向人类野蛮行为的投枪，是人类讨伐破坏生态环境的战斗檄文。李存葆写鲸，既具科学的邃密又具有文学形象思维的传神描写，他把自己的生命意识、把自己的命运悲欢全部融汇在鲸身上，所以他笔下的鲸已不仅仅是海洋中的动物——鲸，而是以作家血肉铸成的人化了的鲸。鲸是全篇的主脑，是抒情主人公的化身，李存葆正是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对生命的珍视融入所写对象“鲸”中，他笔下的鲸才这样令人敬畏、可爱、可亲。《鲸殇》的感人之处还在于他以鲸为中心，把视野放得更广，把文笔散得更远，文中有机地穿插人类历史、现实故事及其它动物（如蜜蜂）的生存奥秘，以鲸为鉴，照出了人类的野蛮残忍的一面和群体阳痿症。李存葆的高人之处在于他让动物给人上了一课堂，以鲸（还有蜜蜂）的团结、协作、自律、人情味十足，以动物之光，射穿了人类最可怕的弱点：贪欲。

《大河遗梦》是我所看到的有关黄河的散文中最令人惊魂慑魄的篇章，通过对黄河的礼赞，对黄河的追忆，对黄河断流的忧虑，对黄河与长江的联姻的展望，把现实与远古、神话与真实联系在一起，浓缩出一部黄河史，一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文化史。在李存葆笔下，黄河已不仅仅是真实流淌着黄流的河，而是我们民族的魂魄，黄涛黄浪黄泥黄土塑造了我们民族的风骨。作者用诗的语言，热情讴歌人格化了的黄河，使我们读出了黄河的神圣、庄严、大气。使我们读出了作家广阔的胸襟和文学良知。《大河遗梦》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力量，使读者从一已小我中看到了广阔无垠的大天地，眼前豁然开朗，使人觉得有一股男子汉的豪气自丹田升起。在《祖槐》中，李存葆思接千载，上下贯通，古今勾连，自由地游弋于远古、明清、现实的广阔时空，饱蘸浓墨，笔挟满腔热忱，描画了根须绵连的祖槐形象，是一支唱给祖槐的颂歌。《祖槐》使我们听到了揭开明初大移民史籍的沉重的声响，使我们听到了迁徙者的哭声骂声呼儿唤娘声，使我们看到了迁徙者迟迟不愿挪动的脚步和忧郁的目光，腾起的烟尘渐渐模糊了白鹳栖息的大槐树……而这一切又都是一场必须的引起阵痛的大移民——为了合理进行人口分布，发展经济，将人口稠密的山西居民移往河南、山东、北平等地，而洪洞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的集合点。《祖槐》内涵的核心似乎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寻根。《祖槐》的主题是多元的，通过寻根使我们思索我们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及生存空间，使我们思索怎样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富裕更和谐更文明更秀美的环境中。《祖槐》的作者也在寻根，这种寻根蕴含深层意义。从《祖槐》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史籍的记载，还是地下的发掘（丁村人遗址），临汾和洪洞都在华夏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尧都这篇丰壤厚土上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洪洞自明初大迁移之后，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文明种子的播撒、民族智慧的勃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尧都古槐同黄帝陵的古柏一样，是华夏祖先精神的象征。《祖槐》重在呼唤民族向心力，弘扬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祖槐》通过对尧舜盛德和巢父、许由高风的礼赞，寻找和呼唤的是高尚的人格风骨，寻找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祖槐》以寻找老鹳为一条线索，从老鹳由有到无、汾河由鱼虾肥美到遭受严重污染，表现了李存葆对现实洪洞生存环境恶化的深深忧虑。《祖槐》将叙事、议论、写景、抒情熔为一炉，读后给人以知的增广，智的启迪，艺的陶冶，心的净化，美的享受。

钱钟书先生说过：“名家名篇，往往破体”，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就是“散文似论文”的破体名作，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散文笔调写的一篇优美的评《西厢记》的长篇论文，它充满思辨色彩，将学问、才情、考证、感悟、哲理融为一体，严谨而流动不居。《飘逝的绝唱》问世，王实甫又多一知音矣！

从《大河遗梦》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存葆是一个精品意识极强的作家。他在《也说散文》中这样写道：“历史对文章的筛选极为苛刻。这种筛选愈是严酷，对真正的文学家则更具吸引力。也许我们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我读《大河遗梦》，从中看出他正是如苦行僧那样用“心”在探求。

王久辛：李钦业教授是此次研讨会特约的评论家，他研究存葆散文多年，今天的发言可谓是“浓缩”形的、质量很高，以后有机会，我们肯定会看到李教授的长篇宏论。青年评论家施战军近年来非常活跃，也是从山东济南特约而来，相信他亦会有不凡的高论。

施战军（青年评论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来文章也写好了，写得比较长，但是家里电脑坏了，拷不出来，我就大致把我的想法、一些片段说一下，时间也比较有限。关于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含量”问题，是我近年来一直考虑的问题，李存葆的散文是用一种散文言说的方式，试图焕发或者重新发现一些传统上的作为文化大符号系统当中的一些关键部位，他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非常少见。他的写作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一些古典诗词来解释自己，比如说，写法或认识方式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是从传统中得来的这样一些东西，这里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我们看他循序渐进的工作，比如说，他从文化传统上看，尤其是当今民众中还有那样一种古典的文人情怀，他做了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摸清了很多来龙去脉。第二层意思，他对这些东西精神的认定，是当代性的。第三层意思，是民族的一种抒情方式，涉及到了很多知识性的问题，尤其文学创作，特别是怎么能把它从精神认定的角度含纳到我们本民族的抒情方式中去，这是需要一个艰苦而努力的过程才能实现。尤其民族抒情方式，自五四以来文白之争以后，对传统的文学语汇，当然五四大家还是有的，越来越往后，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传统文学的多时、杂糅式的运用，成了一个断裂的东西。如何把它们多时起来杂糅起来进行新用，在李存葆散文里面表现很突出，我们看到的骈散结合，那种诗、辞、赋的东西在文字表现力上的挖掘，李存葆做的努力非常大。另外，在文字之上，他赋予这些文字某种精神气质，这些气质表现得宏廓、认真，根基沉稳。他的大散文主要表现出一种人文情怀或者人文情怀之大，尤其是由《祖槐》到《东方之神》，他做的努力我们应该充分地关注，我喜欢他的散文《我为捕虎者说》，他表现了一些意识的某种冲突最后理顺的一些关系，《我为捕虎者说》、《鲸殇》一直到《国虫》，这几个人与动物关系的散文给我很多思考，《我为捕虎者说》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一首颂歌。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精华、万物之灵，人在其它生物面前充分的优越感，在这里面李存葆是有所展现的，他从一个普通人的民间的一个传奇人物的命运把握，这个角度就找到了文学正当的渠道，如果仅仅是表现人的情怀，那样一种优越感的话，我觉得这个散文就很难成立。从一个人的命运出发，赋予他的一种艺术精神，虎是最凶猛的动物，他把握了人与虎的较量。《鲸殇》是一种对于人与环境意识的提倡、焕醒，焕醒的是一种警钟式的写作，但是他和《我为捕虎者说》是一种换位式的思考，当然他要考虑周围其它生物类群的换位思考，表现了其他人对动物的一种悲悯情怀。《国虫》考虑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斗蟋蟀这样的事情，这三部作品有一种潜在的李存葆个人的某种精神气质，那就是军人气质，就是战争题材、军事题材某种语续的反应，他把这种语续反应进行了人类文化的思考，这是李存葆身上本质的东西。其它的《沂蒙匪事》、《祖槐》、《飘逝的绝唱》确是从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民族的情感方式出发的，比如《飘逝的绝唱》本来是一部爱情的轻音乐，然后带有某种悲剧色彩，但是存葆思考的是人的底线问题，情感底线、道德底线的问题，深入到底，一下刺到最痛处，使他的散文具有某种当代性。谢谢各位老师。

王久辛：战军的发言果然有质量，而文学中的“中国含量”问题，的确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作家需要认真思考，并进行认真准备与积累的很重要的问题。鉴于时间关系，战军没有更细地展开讲，但我相信今天到会的每一位大家都能由战军的发言而产生思考，关于存葆的散文，关于中国的散文以及整个文学，战军的提醒都无疑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提醒。我相信，这或许亦是这次讨论会必然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小弟，我受存葆先生委托，来整理这份发言，仍然是因为篇幅太长的原因，我删去了一小部分重复的意见，希望发言的各位大家看了之后，能给予理解，谢谢！

2002年12月16日

作者简介

本聚力阅读的现代诗总顾问王久辛先生，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汉族。先后出版诗集《狂雪》《狂雪2集》《致大海》《香魂金灿灿》《初恋杜鹃》《对天地之心的耳语》《灵魂颗粒》等8部，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老友旧事》，文论集《情致 · 格调与韵味》等。作品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宣部、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特等奖、一等奖；2003年荣获民间设立的首届剑麻军旅诗歌奖之特别荣誉奖；在《诗选刋》评选的10大军旅诗人中名列榜首。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5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阿拉伯文版诗集《狂雪》。历任军区文艺干事，《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编审，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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