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近些年来，只有外面汹涌澎湃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提示我春节到了，过年了。没有福橘，没有冻梨，没有磕头，只是又长了一岁。“随便着”，我们把年变成了日历上沉闷而面目模糊的一天，变成了同昨天明天没有区别的一天，变成了大体寻常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这时候，我总会分外怀念起年少时过年的种种情景。
几乎在二十岁之前，每到冬至一过，便怀着亢奋的心情期待过年，好像一棵嫩绿的青草等待着开花，然后是放假了，一颗心野到天边去，每日充满喜悦地为过年做着准备，那忙碌里也漾着期待。
一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白天忙于农活，晚上熬夜为我们纳制布鞋、织毛衣、熬糖、磨豆腐、蒸阴米……做着一应的前期准备工作。
腊月二十三小年的到来，仿佛是为春节拉开了序幕，这一天是传统的送灶节，母亲总会一大早从菜园里拔上几棵萝卜，洗净剁碎，拌上干子，肉丁等做馅，用糯米大米按比例搭配轧碎成米粉做成外皮。吃过午饭，母亲就开始制作送灶粑粑。蒸熟后，谁也不许吃，先取四五个放在碗里，搁置在灶台上——敬灶神爷，然后才轮到我们这一群馋猫。
之后从二十四到年三十，家家户户开始忙着掸尘、洗被子、杀鸡宰猪、打炒米糖、炸肉圆……庭前院后晾满了各色衣被床单，空气里飘荡着美食的香味，那一天天攒起来的年味，隔着岁月也好闻。
春节最喜庆的我以为应该是年三十。一大早，父亲总会骑上他的28大杠自行车去“补缺补差”（那年代，家里没有冰箱，为了保证菜的新鲜，有些蔬菜鱼肉等总要到年三十现买）。母亲则忙着洗菜切配，我们就只有打下手，随时听候调遣，或去买瓶醋，或去剥个蒜、择个菜……反正不会让你闲着。这一天，午饭一般是随便凑活的，好留着肚子迎接晚上的年夜大餐。
母亲在灶台上挥舞着锅铲，我们则忙着开始贴春联。春联都是爷爷写的，他老人家几乎承包了一个村的春联。每到年底，村民们就夹着几张红纸往爷爷家一丢，也不用说几个门几扇窗，街坊邻居闭着眼也知道彼此的门户。那几天，爷爷什么也不做，除了一日三餐，就是坐在小八仙桌前挨家挨户写春联。奶奶一个人踮着小脚锅上一把锅下一把，免不了要抱怨几句。“天天就写写写，什么都指望不上”。不知道爷爷是耳背压根没听见呢，还是不想火上浇油假装没听见，反正毫无反应，继续写他的春联。桌子小，春联长，刚写的春联墨汁未干，为了防止墨汁流淌，爷爷总喜欢喊上我们去给他牵着春联。他写一个字，我们就隔着八仙桌倒着认一个字，然后猜测接下来会写什么，继而根据整副对联判断出是大门还是书房或厨房的门联，倒也其乐无穷。
贴春联一定要用现熬的浆糊，贴的时候还热乎乎的，哪个屋贴哪对儿，这时候就必然有一番争论，好炫耀自己一年的语文学习成果。我家的大门春联是无需争论的，年年是 “传歌盛世家家美，喜庆丰年处处欢”，这是爷爷为父亲定制的春联，首字是父亲的名字“传喜”，到现在还记得。大红的春联一下子让简陋的屋子喜庆起来，过年的热闹气氛呼之欲出。
等我们贴好了春联，母亲也差不多烧好了饭菜，我们开始七手八脚忙着往桌上端，这时候母亲总要问一句“几个碗了？”（即：几样菜了？）最后总要凑成一个双数，以示吉利。满满一桌子，荤素搭配，只有一样菜母亲总要提前招呼“鱼不要吃，年年有余”。父亲则会拿出特意为我们准备的红酒，每人倒上一小杯。现在想来，与其说是让我们解禁喝酒，倒不如说是让我们感受年的仪式——今天过年了，又长大一岁了！
吃过年饭，父亲就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压岁钱，三块、五块，父亲心细，每年给我们的压岁钱都是特意留下的崭新的纸币。现在我已记不太清，是父亲要求还是我们自己自觉，反正三天年一过，压岁钱又都原封不动上交给了父亲，好像原本就该如此，从来没想过，给我的压岁钱就是我的了——那时候，对钱真的没什么概念。
领过压岁钱，我们就开始盼着春晚，家里没有电视机，我们就去二叔家。学生时代，真正的放飞时间也就从春晚到年初三，这三天里，父亲是允许我们不翻书自由玩的。三天一过，初四开始收心，再不许看电视，哪怕电视剧正追得心痒痒也不行。得来不易便加倍珍惜，这三天我们几乎是泡在电视机前，什么破烂节目都看得津津有味。最怕的就是此时被指派出去拜年。
从小到大，我都巨讨厌拜年。一则不喜欢应酬客套，二则不喜欢和陌生人一桌吃饭。这两点偏偏拜年常遇上。小时候去姑妈家拜年，是我们最头疼的，大家都不愿去又不得不去，只好姐妹几个“有难同当”，谁也别想偷懒，绑上一起去。姑妈家姑父家两头的亲戚总会遇上，有些面熟认识，有些压根不认识。中午都会被留下来在一张桌上吃饭，看着一圈不知道是八分之一还是十六分之一血缘的亲戚，不知道该夹菜还是该吃饭，说不出的拘束。
时光如绣，岁月结茧，人生就是这样矛盾着。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转眼间已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年少时的情怀和往事，都已经远去，成了镜花，成了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