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007期
陈家坡——林虑山纪事
文:陈才生
说起核桃地,老辈人都记得,就是陈家坡。
是道坡,不是地。
满坡核桃树,长成了林。冬天一坡白,夏天一坡绿。
陈家,就是老校长陈玉开家。
坡在东山底,阳面是核桃林,遮了天;阴面是乱石岗,荒着。
在石板头地界,东山不仅指方位,还是山名。它横亘于村的东面,像一道巍峨的屏障。叫它东山,地图上可没这么写,县志里称青龙山。这山南北绵延数百里,在葱茏的夏日,真的像横空出世的青龙,腾云驾雾,活灵活现。天气好时,朝北望,能看到远方有一带凹状的山峦,隐隐约约,烟雾蒙蒙,是马鞍山,山后是水冶集,离彰德府不远;朝南望,则云里雾里看不到尽头,据说穿过了鹤壁,一直延伸到新乡,再往南,就到黄河边了。沿东山两侧,是无数的坡岭沟壑,像树根般拖拽着,牵扯着,一道挨一道,一重叠一重,光是石板头,就有万羊坡、椿树岭、白虎岗、三拐头、点将台、马蹄岭,还有桃沟、杏沟、蛇沟、后沟、杮子沟、梨树沟、蝎子沟、打碗沟、死孩子沟等十多处。陈家坡在白虎岗南侧,有百十亩大小,从坡脚到坡项,全是一层层十步见方的鱼鳞坑,每个坑内栽一棵核桃树,大者水桶粗,小者如碗口,虬干灰皮,盘根错节。每到秋天来时,绿浪翻滚,层层叠叠,黄果压枝,煞是喜人。
可惜,到20世纪末,陈家坡几经变革,早已分包到户,核桃树被砍伐毁坏,七零八落,不剩几棵了。偶有山货小贩来村里收购,还能听到有人说:“这可是陈家坡的核桃呢!”
很早以前,核桃地和白虎岗一样,到处是荆棘白草和圪针扑棱,荒得飞鸟不落,牛羊不入。民国十八年,村人陈大国从山西逃荒归,再不想过乞讨的日子,就率全家开垦了这面坡。他刨了上千个鱼鳞坑,然后填土、施肥、浇水,栽上核桃树苗,希望能靠山吃山,卖核桃养家。
常言道:“桃三杏四李五年,想吃核桃等九年。”树苗栽上后,陈大国开始了披星戴月的生活。除了定时浇水、施肥、剪枝、喷药、翻土、涂白,还抽空给人打零工,挣点粮食勉强糊口。夏天,赤膊光脚上山;冬天,只穿一件粗布夹袄。不到四十岁,已皮肤黝黑,脸皱头白,腰弯背驼,未老先衰。由于不舍得穿鞋,双脚的趾头松松地叉开着,像是小钉钯。两个脚拇趾向内弯曲,早已变形。一家人的生活更是俭省,据说,全家一年里难得吃上一次肉,一小罐菜籽油能吃到来年。甚至有笑话说,家里没杮子,捡来个杮盖能熬上一锅粥;用油条在锅底蹭蹭,炒菜就不用油了。说的就是他家。
终于,老天不负苦心人。第五个年头,核桃树披满绿色的花须,整座山坡弥漫着醉人的清香,毛绒绒的青果像愣头愣脑的孩子,爬满了枝头。也许是施的肥好,也许是坡上土质好,也许是树苗品种好,也许是主人的勤劳感动了上天,总之,秋天来时,他收的核桃个大、仁饱、油性足,“陈家坡核桃”在方圆百十里,很有名气。
每到果熟时,远在县北的山货商会专程跑来,安营扎寨,收核桃。
陈大国带着家人,忙时还有帮工,把去皮的核桃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过秤,然后整筐整篓地卖给货商老板。
老板也不急着拉走,马上安排就地加工,敲壳剥仁。这种工作全靠手工,耗时又费力,必须雇人。于是,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头老太太都有了活干,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噼噼啪啪,热闹非凡。
老板按敲仁多少和质量付酬。敲好的桃仁分“三路”,头路仁不许有丝毫破损,只能有“卵”和“夹”,即一团或半团整仁;二路仁就差点,但也得成形成块,看得过去;三路仁则是散碎的,和头路仁相比,价格没法比。有的人粗手笨脚,把好好的核桃敲得四分五裂,老板会心疼不已,唠叨半天。敲好的仁要装到特制的木板箱里,这种箱子长三尺,高尺半,每箱定数装110斤。装箱后,直接雇牲口送往安阳火车站,再通过铁路跨黄河,过北京,一直运到天津。当时村东的倒插门女婿刘木匠,专为山货商做核桃箱,并因此发了财,在县城买了房子,后来全家都迁走了。
有一年,一个叫“德盛安”的商号,认为陈大国的核桃品相好,想和天津客商直接做生意,把整个陈家坡全包了,上千箱核桃仁,装了一车皮,呼嗒呼嗒运到天津,却找不到合适买主,结果第二年一过暑天,果仁霉烂变质,德盛安从此倒闭。那掌柜的无路可走,最后客死在天津。
所以,有人把核桃仁生意称为“白老虎”。玩好了,能发大财;玩砸了,就赔干了。
陈大国卖核桃,只提供原果,辛苦是辛苦,但风险小,加上他能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几年间,他攒下一笔钱,买了二十亩薄地,并送儿子读了私塾。在解放前,像石板头这样的穷山村,能粗米淡饭填饱肚子,还能供孩子念书,已经算上等人家了。每当提及儿子,陈大国的腰杆会挺直许多,他常对人讲:“我这个‘大国’,是个空架子,只有读书明理,才能保家卫国啊!”
那个念了几年书的儿子,就是陈玉开。
陈玉开读私塾时,已经14岁,因为天生聪慧,读了不到两年,已学完四年级的课程,国语、算术双优,被老师推荐到县城读中学。两年后,转入合涧镇山西会馆读高中,这是国民政府三区创办的联合中学。其间,因日机轰炸,学校又迁址到县城西边的黄华山。
当时,林北县已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县领导梁永德派人在三区联中成立了地下组织,陈玉开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对象。集会中,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他的理想和志向。就在几个同学雄心勃勃准备奔赴解放区时,父亲患了重病。无奈之中,他向组织说明情况,放弃了那个伟大的人生规划,回到了石板头。
民国三十五年,在林虑山一带,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拉锯战刚刚结束,县南县北连成一片,石板头成了解放区。已是区长的梁永德见山里连所学校都没有,就动员许多识字的人出来办教育,陈玉开,自然而然成了他眼中的最佳人选。
此时,独自挑起家庭重担的陈玉开,已经25岁,儿子明善六岁,明忠刚刚出生。只见他细瘦的个子,宽脸膛,眼睛透着清纯,说话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沉稳干练能做能大事的人。
夏日的中午,核桃花刚刚开放,核桃地蓊蓊郁郁,像一片绿色的香海。村主任陈凤吉登上踏入果林,找到正在喷洒农药的陈玉开,“愿不愿意当先生?”他高兴地说,“粱区长点名要你呢。”
此时,父亲正卧床不起,陈玉开为养家糊口,接下了果林的活计。听陈凤吉这么一说,不知如何是好。
“这可是靠近组织的好机会。”陈凤吉提醒他。
他知道,当教师同样是革命工作,机不可失,但家庭的压力又使他左右为难:
“这一坡果树咋办?还有地。”他扫一眼周围的林子。
“有互助组呢,可以换工。”
“这也中。”他算是给了村主任一个囫囵话。
陈凤吉望着这个村里最有学问的年轻人,满意地笑了。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飘飞的蒲公英,只是一阵小风,不经意间被吹到一个陌生之地,或高岗,或岩缝,或河畔,或阴沟,被那或厚或薄的泥土羁绊,于是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完成他生命中轮回。陈玉开就是这样。从他对村主任说“这也中”的那刻起,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照区里安排,他被派到八里外的羊洼,学堂设在村头的山神庙。
羊洼村在西山深处一道幽深的山凹里,60多户人家,分散在八个自然村,羊洼是最大的一个,有20多户,大都以放羊为生。羊是有钱人家的羊,羊倌常年在山上奔波,家家穷得揭不开锅,让孩子念书,想都不敢想。好在陈玉开心地善良,学生买不起笔墨书本,他掏腰包贴补;学生生病缺课,他上门送识字牌;学生家远地偏,他在每个自然村都建立了“巡回小学”,每隔几天轮教一次。当时解放区的学校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有散句,有诗歌,也有农谚和顺口溜,比如初学的儿童要写仿,他就编道: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六七八九十,
劳动有饭吃。
学生学会了字,在思想上也受到启蒙。还有:
八路军,是好兵,
吃小米,打日本;
蒋介石,是孬兵,
不抗日,害百姓。
孩子念得顺口,同时也建立了正确的爱恨观。
由于有耐心,肯吃苦,周边村落的乡亲对他十分敬重。每月下来,他能挣到六斗小米,加上补贴,还有村里隔三差五的赠送,基本上能维持一家人的吃喝。
就在他教书的第二年,土改开始了。斗地主,分田地,成为当时的潮流。每天都有消息传来,牛庄的老财被批斗了,桑坪的地主被砸死了。据说,区领导崔大炮有指示,“村村都要打死人”。于是,凡是田产较多的人家,都有一种天塌地陷大祸临头之感。石板头村多数人都穷,难见富得流油的地主老财,结果驻村干部老赵在区里挨了批,“四平八稳、工作不力”,责令他马上确定斗争对象。
老赵没办法,只好回村和几个村委商议,陈凤吉对“必须斗死”这一条表示反对:“有多大的仇气啊,”他指着老赵说,“地多了几亩就得死,太不仁义了吧!”
老赵也有点心虚,但不弄死一个,他就过不了关,只好绷着脸,硬撑着。“我和谁也没有仇,这可是政府的指示。”几个村干部大眼瞪小眼,没了辙。斗谁谁就得死,这咋整?商量来商量去,找不到合适的人。直到后半夜,年轻的吴连才憋不住,提到了陈玉开:
“全村四百多户,家家穷得叮当响,比来比去,也就他家地多,还有一坡果林,上过学,还是国民党的学校,照政府说法,就是剥削行为。”
老赵如释重负,咬咬牙,拍着桌子:“就他了,逮回来,弄到洪沟,砸了!”并指着吴连才,“明天一早就带民兵出发,去羊洼抓人。”
这天晚上,月黑头,西山尖与天际相连,丁点微光都没有。寥落的村庄一片沉寂,村外不时传来狗的叫声。陈凤吉摸着山道,慌里慌张赶到羊洼,将消息告知了村主任周二,让他想办法救人。
周二是陈凤吉当年打铁时的伙计,性情耿直,得知消息,气得直跺脚,大骂老赵狠毒,“这可是一条命啊!”但也别无他法。两人最后商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让陈玉开先避避风再说。于是,他披上粗布衫,冒着秋夜寒凉,一路小跑,来到山神庙,把正在酣睡的陈玉开推醒:
“陈老师,快跑吧,等鸡一打鸣你就没命了。”
闻听此言,陈玉开被吓呆了,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出,赶忙揣了几个菜饼,半袋子薯干,照周二的指点,跌跌撞撞攀上西天垴,躲进了滴水岩上的观音洞。
天刚蒙蒙亮,吴连才果然带着民兵赶来。周二说:
“陈玉开昨天就到后山的教学点去了,具体哪个村,我也不知道,等他回来后,一定帮你们押过去。”
就这样,事情缓了下来。
没停数日,土改政策发生变化,要求对地主富农,可以批斗,但不准死人。
陈玉开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但他家成了地主。核桃林被没收了,土地剩下二亩,五间草房太破,冬天钻风,夏天漏雨,还让他住着。
自从遭受了这场运动,他变得格外谨慎,公众场合,啥话也不敢多说,更不敢提什么意见,只是埋头教书,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因为他教学严谨,对学生负责,被调到石板头中学,据说又是区长梁永德提议,将他提拔成了校长。
这次提拔,对陈玉开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拯救。区长的重视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地主”成份被打入另册。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读书人的赤诚使他反省,连做梦都在想着,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于学校的建设,来报答党的恩情。在他面前,一条充满希望的大道正铺展开来。
这是石板头新成立的乡办中学,建在离陈家坡不远的白虎岗上。有三十多个教师,八个教学班,二百多个学生来自全乡数十个山村。
陈玉开上任时,学校初建,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教室没桌凳,陈玉开要求:“把学生拉到户外去。”于是在操场上,山坡上,到处可见成群成片的学生席地而坐,老师把黑板挂在树上,立在石上,人影攒动,书声朗朗。有的年级没课本,怎么办?陈玉开让教师把内容写在黑板上,先让学生抄下,再讲。上课没有钟表,语文老师苏同书按照太阳照射的阴影,画上粉笔线看时间。阴雨天,就点香计时。没有钟怎么发号令?教导主任党卫发先是敲打一块不知从何处弄来的钢轨,后来又找了个骡马戴的铜铃,每到上下课时分,便晃着铜铃,在校园里游走。连陈玉开都笑他,“像个守夜的更夫。”学生上体育课,没有篮球架,教体育的大个刘就在操场两头栽上木桩,上面钉上块木板当球篮。批改作业没有红墨水,便从山石缝里抠出红土溶化后使用;学生晚自习没灯油,就从野地里拾来蓖麻子穿成串,点着照明。学校办公没有钱,主管少先队的张有富,便带学生上山割草,卖学校公厕的大粪,换钱做办公经费……总之,在陈玉开带领下,每位员工都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很快进入正规。
山里的天气,在正常年景,风来雨往,云卷云舒,少有久晴之日,也少有阴雨连绵,这是天地阴阳的调和,人称风调雨顺。一旦大雨滂沱,禾焦苗枯,对农民而言,那就是一场天灾了。政治气候也一样,各种势力的冲突与和谐,矛盾与统一,交相递进,社会由此得以发展。但若冲突郁结不散,矛盾久积不去,随之而来的,就是声势浩大的运动、斗争、辗压,直至动乱,人为的灾难在所难免。
似乎是水到渠成,似乎是大势所趋,在中国20世纪的五十年代,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1957年春节,全国的整风运动开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陈玉开领导的石板头中学亦卷入历史的漩涡。
动员大会由蹲点的区领导崔大炮主持,他反复强调,这是在帮助我党改进工作,一定要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藏头缩尾,并引用领袖的话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次日,学校的整风小报便刊出各种言论,在大组小组会上,大胆发言者都受到表扬。第三天,在学校后排走廊上,出现了漫画和大字报,一层又一层,铺天盖地。当时的形势是,人人都得写,谁不写就是消极抵抗,就会被谈话。光写还不行,还要在学习会上口头鸣放,谁不鸣放,也可能被戴帽子,说你不愿意帮助党整风。
张有富,是石板头村村委张文艺之子,当时二十出头,正是追求进步的年龄。他负责学校的少先队工作,但在会上却沉默寡言。原来,他热恋着来自邯郸的女教师孙艳梅,孙的母亲是个资本家小姐。有了这个政治背景,张有富怕自己风头太盛,被人揭发,故心存顾忌。几十年后,他回忆说,一开始就有个老主意,无论怎样宣传发动,都要“多开鲜花,少放毒草”,或者干脆哑巴进庙,“多磕头,少说话”,结果不行,崔大炮在会上点名批评,说他们组大字报太少,拖了后腿。看来不开口是不行了。这天,在大组会上,他和党卫发等人便共同回忆了两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县里要向农民收购军草,他们跑村串户,费了很大劲,军草收了半院子,突然又通知不要了,搞得他们十分被动。党卫发说:
“这县委真是哄死人不偿命。”
结果,第二天早晨,不知是谁写了篇稿子,墙上出现大字报:
党卫发说,县委是“哄死人不偿命”
没过多久,崔大炮召开干部碰头会,张有富被排除在外,骨干会也不让他参加了。
这天晚上,全校大会,崔大炮突然点了党卫发的名,对他展开批斗。张有富心里发了毛,坏了!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了。
第二天,崔大炮将张有富喊到办公室,先是肯定了他的表现总体不错,又严厉批评他立场不够坚定,并正式通知他,从现在开始参加整风反右骨干队伍。张有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出一口冷气。后来听吴连才说,当时准备捉他右派,老村长陈凤吉力保:“有富这孩子从小逃过荒要过饭,一贯积极。”才算幸免过关。
就在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整风运动中,陈玉开被逼到了风口浪尖。由于数年前那场惊吓,他守口如瓶,除了面上表态,基本上保持沉默。
这天早饭时,学校食堂的山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横幅标语:
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陈玉开!
贴标语者是食堂管理员吴贵才,此人是吴连才的弟弟,曾因克扣学生的粮食受到过学校处分。
全校为之震惊。许多人认为陈校长生活低调,且十分自律,无论工作还是为人,都堪称楷模,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敌人?都这样想,却都不敢明说。
当晚,全校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崔大炮亲自主持,让陈玉开交代是如何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陈玉开低头不语。很快,由事先安排好的教师发言。令张有富吃惊的是,第一个站出来揭发的,居然是孙艳梅。她指着陈玉开,慷慨激昂,说他曾多次拉拢年轻教师,让他们参加攻关小组,并散布谬论,说为了教学,政治学习可以先放一放,等等,大个刘也站出来作证,于是,崔大炮当场定了调:
“陈玉开死守着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党的领导,党叫他打狗,他偏要撵鸡,是披着校长外衣的右派典型。”
批斗会很快进入高潮,吴贵才把陈玉开拉到了台上,并将他推来搡去,连续四个多小时,直至他站立不稳,瘫坐在地。最后,崔大炮宣布,在他交待问题期间,由张有富负责看管,地点在学校北边的小会议室。
陈玉开连续站了四个多小时,本来右腿就有毛病,身体又累又乏,心事沉重,刚走到院中央的花池旁,一跤摔倒在地,起不来了。张有富一惊,急忙将他扶起,搀入室内。陈玉开一言不发,只是痛哭。张有富给他倒了杯水,安慰说:
“陈校长,事已至此,别多想了。”
陈玉开依然长吁短叹,彻夜未眠。
第二天,崔大炮把张有富叫去,交待说:
“领导让你看管右派分子,一定要认真负责,不循私情。”
张有富感到有点为难:
“他是我的领导,过去还曾是我的老师。”
崔大炮严厉地说:
“过去是老师,现在是敌人,这是党对你的考验。”
张有富点点头,但心里还是犯悚:陈校长资格老,又是同村人,我在人家面前只算个小兵,倘有差错,日后我的命运可想而知。但转念又想,崔大炮说的也是,他过去是老师,现在是敌人,大敌当前,就有打倒敌人之必要,何况孙艳梅都和他势不两立了,我要是装怂,她肯定看不起我。要横下一条心,对敌人就不能心慈手软!
遵照崔大炮的旨意,张有富逼迫陈玉开写检查:
“陈校长,过去你是我的老师和领导,现在让我来管你,于心是不忍的,可我身不由己,你多理解,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这话说得很客气,但客气里却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让陈玉开不寒而栗。起初,他保持沉默,一个字也不写,崔大炮闻知赶来,当面警告他:
“不写?对你事小,对你儿女事大。他们正在追求进步,你看着办。”
是啊,自己的前程已无希望,但明善这孩子还想着参军呢,明忠还要升学呢,我要是抵抗,崔大炮又将如何对待他们?这个人粗暴毒辣是出了名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不敢多想,痛苦地拿起桌上的蘸笔,按照崔大炮授意的思路,煞费苦心地编织着自己的反动思想。每写一纸,张有富都要逐字检查,认为有不深刻的地方,写得不认真的地方,便撕掉令其重写,可谓一丝不苟。
就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疯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陈玉开罪证确凿地出现在全体师生面前。
但在陈玉开心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他还有梦。他相信有一天能恢复清白,为妻子、为儿子讨个说法。虽然这个梦是那么遥远,那么渺茫……
自从揪出陈玉开,全校教师人人自危,许多人夜里都睡不好觉,几乎每个人都在想:连陈玉开都成了右派,还有谁不可能是?明天揪出来的会不会是我?崔大炮要求,不仅要想自己的问题,还要揭发别人的言论。人人都清楚,不自我检讨就会受到别人的怀疑,不揭发别人就难以取得领导的信任。只有检讨与揭发,以攻为守,攻防结合,才可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运动中过关。
果然,没出几天,又揪出一个,他便是前不久受到过批斗的党卫发。他是陈玉开最信赖的教导主任。有一次,在去县城开会的路上,他和同事聊天,说桑坪周围的山上“年年植树不见树”。结果被大个刘揭发了出来:
“都去桑园看看,山上到底有没有树?他故意贬低我们建设的新成就,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是什么?。”
吴贵才甚至说:
“他的名字就有问题,党卫发,党卫法,掐音就是‘党违法’,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党卫发委屈地说:
“俺哥叫有发,俺弟叫得发,俺叫卫发,名字都是爹娘起的,他们斗大字不识半升,哪会想到什么掐音啊?”
孙艳梅站出来插话,“你留个大背头,是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当时的男教师,除了留光头,便是平头。因此,平时就有人戏落他是“有毛骚菇蛋”,此时,听孙艳梅提及此事,气得脸色发白,大声辩解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我留长头发,是别有用心,其实我留头发是为了遮丑,”说着,他撩起头发,让大家看头顶上的脱发和疮疤,“这样的秃顶,如果不留长发遮着点,我不就成了蒋光头了。”台下一片哄堂大笑。但尽管如此,党卫发还是遭到批判,他的所有问题都被指向同一个目标——反党反社会主义。
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的批斗会格外激烈,发言的呼叫声从教室的玻璃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张有富看到他坐在关押室的地上,呻吟着,有气无力,让他去吃饭,已经站立不起来了。
但也有面对形势不为所惧的。苏同书是石板头村人,48年参军,曾在部队当过文书,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过一等功。回到地方后,他想进机关,结果被分到学校,心中有落差,常指桑骂槐,发些牢骚,结果也被揭发。他承认有牢骚,但拒不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崔大炮亲自主持,先是小组会,再到大组会,最后全校集合起来批斗,要他低头认罪,他反而仰面朝天,大个刘去捺他的头,一松手他又挺起来,并坚决地说:“我冒着枪林弹雨,就是为的今天,怎么会反党?”斗了一下午,人们都以为他的情绪一定很低落。晚饭后,许多人出去散步,看到球场上有个人在打球,从这头跑到那头,篮板被球碰得哐哐响,走近一看,原来是他。
这次整风的结果是,陈玉开和党卫发被定为右派,留校劳改,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苏同书情节较轻,被严重警告;张有富表现突出,被提拔到了公社,任团委副书记;孙艳梅追求进步,被评为优秀教师。
陈玉开从校长变为校工,可谓一落千丈。每天按时按点参加劳动,扫地,浇菜,掏粪,挑煤,出门绕着路边走,说话不敢抬起头。在许多人眼里,他满脸灰青,垂头丧气,说话时左顾右盼,有气无力,和过去的温文尔雅相比,真像是换了一个人。
学校曾流传着陈玉开挑大粪不会换肩的笑话,说他挑大粪,肩疼了就把粪桶放地上,换另一个肩挑。这样是轻松了许多,但常常把粪沾在校园里,于是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他只好学着换肩,不过他不是从后边换,而是从前边换。有人问他为啥这样?他说:“从后边换肩看不见担子,担子容易掉,甩了粪桶更糟;从前边换肩瞧着担子,担子就掉不了了。”他的话成为笑谈。
这天上午,他到校外的白菜地施肥,要从校园公厕掏出大粪,再挑到菜地去,笨拙而迟缓的动作,引起一群学生围观。当他挑过第五趟,再次从公厕出来时,刚走到食堂前,准备换肩,“嗄喳”一声,钩担断了,两桶大粪倾泻一地,顿时臭气熏天,正在做课间操的师生们立刻围过来,掩鼻观看。大个刘穿一身运动衣,刚巧经过,他拨开人群,把老校长拉到过道,朝墙上推,训斥他说:“你居心何在?”又搡了他一下,“你要彻底与人民为敌吗?”……这时,吴贵才从旁边冲过来,伸出巴掌用力抽他的嘴,眼见得鼻青脸肿,顺嘴流血,但他已躲闪不及,只能像只绵羊一般,任人蹂躏,嘴唇颤动着,嚅动着,“我去弄干净,我去弄干净。”几个教师跟着他,找了一张锨。他正要用锨往粪桶里铲粪,吴贵才一把夺了过去,指着他的鼻子训斥:“锨是同学们用的,弄脏了你倒甘心!”他气得面目扭曲,浑身哆嗦,跪在地上,伸出双手,一捧一捧地把臭气熏人的大粪掬到木桶里……
旁边几个教师在笑。
周围的学生也在笑。
有三个孩子躲在操场的大桐树后面,惊恐地朝人群这边张望。其中,低头哭泣的是陈玉开的儿子陈明忠,站在他两边的,一个是陈凤吉的孙子大奎,一个是崔大炮的儿子崔东来。崔大炮犯了错误被处理,崔东来也成了学生中受歧视的对象,每天和明忠、大奎在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患难兄弟。
上课铃响了,校园里死一般寂静。陈玉开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眼里流淌着屈辱的泪水。他想到了死,想到了项羽拔剑自刎,想到了亚夫绝食而亡,想到了岳飞服毒自杀,想到了杨业撞死李陵碑……一死了之该多么好啊,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就不用再受奇耻大辱了!但转念一想,不能死,如果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真会像宣传中说的那样,是“抗拒劳改”,是“顽固不化”,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这样的例子在报纸上广播里随处可见。自己活着,辱在一人;倘若死去,全家遭殃。他想到了妻子,想到了明善,想到了明忠……
这天下午,石板头中学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主题是: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全校师生要提高警惕,监视陈玉开等人的新动向,预防投毒,严加防范……
且说女教师孙艳梅,自从揭发了陈玉开,崔大炮对她格外看重,经常找她谈话,甚至有几个晚上,张有富和她约会,她都以领导谈话为由拒绝了。她年轻漂亮,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又能歌善舞,深受学生喜爱。在许多人眼里,上面领导要重点培养她了,她成了学校最有希望的教师。
但整风过后不久,崔大炮走了,张有富也走了,上面派了个姓郑的干部来接任校长。命运似乎并未朝她预想的方向发展。有一天,她请假外出,三天后归来,面色憔悴,头发蓬乱,无精打采,躲躲闪闪不愿和人说话。在课堂上,学生也看不到她往日那种欢快的笑脸了。后来才知道,她父亲在三中被打成了右派,加上她母亲的家庭出身,她成为双料反动派的后代。
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残阳西射,天色苍茫,教室外来了个戴眼镜的白发老人,,瘦瘦的,矮个子,说是找孙老师。孙艳梅走出教室,没几句话就与对方争吵起来。听话音,老头就是她的父亲,要让她回邯郸伺候病危的妈妈。她说不能丢下工作去干私事。老头无奈,去找校长,要领导帮忙做工作,但结果似乎令他失望。只见他走时,一手推着破旧的自行车,一手摘下眼镜,难过地用衣袖擦试着老泪纵横的脸,绕过校旁那道干涸的河床,上了南去的山道。
第二天上午,孙艳梅兴致勃勃地带着学生参加全校大会。会上,校长赞扬她“有觉悟、有勇气、有决心”,能和反革命势力划清界限,勇敢地站到人民群众一边。孙艳梅的眼睛似乎比过去更加有神了。
没过几天,传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但她并没有离开学校。
几个月后,她父亲也死了,据说是喝了老鼠药,发现时已是数日之后,尸体都僵硬了。她依然在教室上课。
再后来,听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组织上并没有批准……
这时,不断有消息传来:
崔大炮当上公社书记的第二年,就被隔离审查,罪名是和某校的女教师通奸。
张有富调查到公社后,很快就结婚了,女方是县民政局局长的千金。
再后来,是个冬日的清晨,许多人围在一间女教师宿舍门口,陈玉开和党卫发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从屋里抬出,又抬上一辆救护车。方知道,孙艳梅自杀了。
据说,在头天晚上,孙艳梅打破镜子,划破了手腕,被发现时,因失血过多,已没有了心跳,拉到医院,直接送进了太平间。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石板头中学迁走了。
陈玉开回到村里,成了一名普通社员。
党卫发回了城关西街,那是他户口所在地。附近有个八一农机站,他在站里当搬运工。
几十间校舍空着,周围几个村一商量,联合办了所高中,收了两个班,聘请陈玉开教数学,苏同书教语文,党卫发教史地,但只办了两届,散了。
转眼之间,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校舍成了一个农户的养殖厂,鸡鸣狗叫,臭气熏天。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成为许多人怀旧的话题。关于陈玉开,每当提起他,人们都为他惋惜。老村主任吴连才感叹说:
“陈玉开最不值的,是挨了二十年的斗,最后上面说他的右派是假的,人家没有他当右派的记录,你说冤不冤?”
“当年把他打成右派的人,就不能证明一下?”
“劳改的劳改,调离的调离,去哪找人证?况且,没有文字证明,说啥也不管用。”
“那二十年的罪不白受了?”
“所以他到处托人,要证明自己是右派。”
“不对,证明是错划的右派!”
当时,陈玉开六十多岁,已是满头白发,腰弯背驼,只能瘸着一条腿走路了。他穿一身蓝粗布衣,戴顶破草帽,背着干粮,四处奔波,到处申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有关部门还自己的清白。
“我是右派,是真的!”
“我是右派,是假的!”
这是他逢人便讲的冤屈,也是他长夜泪眼的梦呓。
当年和他同事的许多人大多退休,出于同情,都积极帮着证明,证明他是“真的”,也证明他是“假的”。张有富还托人去县政府的档案库查寻线索,终于苍天有眼,在教育局资料室一个破旧的牛皮纸袋里,翻到一个会议记录本,上面有崔大炮等人留下的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单,里边赫然写着陈玉开的名字。
经有关部门确认,陈玉开确属错划右派,是真的,也是假的,予以平反。
得知消息,陈玉开仰天大哭,复仰天大笑,几十年的隐忍与努力,他的梦想终于成真,老天开眼,他终于清白了。
公元1996年腊月祭灶日,陈玉开因病去世。
陈玉开的两子,长子陈明善,读中学时成绩优秀,本来有升大学和参军的机会,却因政审不过关,在家种地。次子陈明忠高中毕业后,跟邻村建筑队打工走了,后来成了包工头,在玉门关修铁路。
突然有一天,明忠回村租下了早已荒废多年的核桃地,和哥哥一起注册了“陈家坡核桃”的商标,生产罐头、饮料、干果等核桃制品,数年之后,成为全县的纳税大户。陈氏公司不仅在东山上遍植核桃,而且修通了与周边果林的山间公路,在母猪河西岸打了一眼机井,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问题。如今,陈家坡已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村里人大都成为陈氏公司的雇员,有一半农户还入了股,参加年终的公司分红。
某日,陈氏公司高薪聘请了一位工程师,是留学哈佛的生物学博士,刚刚回国。明忠派公司最棒的司机专程到北京接站。博士名大奎,是老村长陈凤吉的孙子。明忠在电话中告知大奎车牌号,并特别交代:“司机你认识,崔东来,崔大炮的儿子。”
作者简介
陈才生,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女性作者写作的奥秘》《李敖这个人》《李敖思想研究》《李敖评传》《才女之路》《用生命种诗的人——王学忠评传》《地摊上的诗行——王学忠诗歌研究》《红粉三千,我只爱一点点——李敖情爱纪》《我的江湖越来越小——李敖师友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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