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生 | 陈家坡

总第1007期

本期编辑：风雨薇

陈家坡——林虑山纪事

文：陈才生

说起核桃地，老辈人都记得，就是陈家坡。

是道坡，不是地。

满坡核桃树，长成了林。冬天一坡白，夏天一坡绿。

陈家，就是老校长陈玉开家。

坡在东山底，阳面是核桃林，遮了天；阴面是乱石岗，荒着。

在石板头地界，东山不仅指方位，还是山名。它横亘于村的东面，像一道巍峨的屏障。叫它东山，地图上可没这么写，县志里称青龙山。这山南北绵延数百里，在葱茏的夏日，真的像横空出世的青龙，腾云驾雾，活灵活现。天气好时，朝北望，能看到远方有一带凹状的山峦，隐隐约约，烟雾蒙蒙，是马鞍山，山后是水冶集，离彰德府不远；朝南望，则云里雾里看不到尽头，据说穿过了鹤壁，一直延伸到新乡，再往南，就到黄河边了。沿东山两侧，是无数的坡岭沟壑，像树根般拖拽着，牵扯着，一道挨一道，一重叠一重，光是石板头，就有万羊坡、椿树岭、白虎岗、三拐头、点将台、马蹄岭，还有桃沟、杏沟、蛇沟、后沟、杮子沟、梨树沟、蝎子沟、打碗沟、死孩子沟等十多处。陈家坡在白虎岗南侧，有百十亩大小，从坡脚到坡项，全是一层层十步见方的鱼鳞坑，每个坑内栽一棵核桃树，大者水桶粗，小者如碗口，虬干灰皮，盘根错节。每到秋天来时，绿浪翻滚，层层叠叠，黄果压枝，煞是喜人。

可惜，到20世纪末，陈家坡几经变革，早已分包到户，核桃树被砍伐毁坏，七零八落，不剩几棵了。偶有山货小贩来村里收购，还能听到有人说：“这可是陈家坡的核桃呢！”

有名的“陈家坡核桃”

很早以前，核桃地和白虎岗一样，到处是荆棘白草和圪针扑棱，荒得飞鸟不落，牛羊不入。民国十八年，村人陈大国从山西逃荒归，再不想过乞讨的日子，就率全家开垦了这面坡。他刨了上千个鱼鳞坑，然后填土、施肥、浇水，栽上核桃树苗，希望能靠山吃山，卖核桃养家。

常言道：“桃三杏四李五年，想吃核桃等九年。”树苗栽上后，陈大国开始了披星戴月的生活。除了定时浇水、施肥、剪枝、喷药、翻土、涂白，还抽空给人打零工，挣点粮食勉强糊口。夏天，赤膊光脚上山；冬天，只穿一件粗布夹袄。不到四十岁，已皮肤黝黑，脸皱头白，腰弯背驼，未老先衰。由于不舍得穿鞋，双脚的趾头松松地叉开着，像是小钉钯。两个脚拇趾向内弯曲，早已变形。一家人的生活更是俭省，据说，全家一年里难得吃上一次肉，一小罐菜籽油能吃到来年。甚至有笑话说，家里没杮子，捡来个杮盖能熬上一锅粥；用油条在锅底蹭蹭，炒菜就不用油了。说的就是他家。

终于，老天不负苦心人。第五个年头，核桃树披满绿色的花须，整座山坡弥漫着醉人的清香，毛绒绒的青果像愣头愣脑的孩子，爬满了枝头。也许是施的肥好，也许是坡上土质好，也许是树苗品种好，也许是主人的勤劳感动了上天，总之，秋天来时，他收的核桃个大、仁饱、油性足，“陈家坡核桃”在方圆百十里，很有名气。

每到果熟时，远在县北的山货商会专程跑来，安营扎寨，收核桃。

陈大国带着家人，忙时还有帮工，把去皮的核桃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过秤，然后整筐整篓地卖给货商老板。

老板也不急着拉走，马上安排就地加工，敲壳剥仁。这种工作全靠手工，耗时又费力，必须雇人。于是，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头老太太都有了活干，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噼噼啪啪，热闹非凡。

老板按敲仁多少和质量付酬。敲好的桃仁分“三路”，头路仁不许有丝毫破损，只能有“卵”和“夹”，即一团或半团整仁；二路仁就差点，但也得成形成块，看得过去；三路仁则是散碎的，和头路仁相比，价格没法比。有的人粗手笨脚，把好好的核桃敲得四分五裂，老板会心疼不已，唠叨半天。敲好的仁要装到特制的木板箱里，这种箱子长三尺，高尺半，每箱定数装110斤。装箱后，直接雇牲口送往安阳火车站，再通过铁路跨黄河，过北京，一直运到天津。当时村东的倒插门女婿刘木匠，专为山货商做核桃箱，并因此发了财，在县城买了房子，后来全家都迁走了。

有一年，一个叫“德盛安”的商号，认为陈大国的核桃品相好，想和天津客商直接做生意，把整个陈家坡全包了，上千箱核桃仁，装了一车皮，呼嗒呼嗒运到天津，却找不到合适买主，结果第二年一过暑天，果仁霉烂变质，德盛安从此倒闭。那掌柜的无路可走，最后客死在天津。

所以，有人把核桃仁生意称为“白老虎”。玩好了，能发大财；玩砸了，就赔干了。

陈大国卖核桃，只提供原果，辛苦是辛苦，但风险小，加上他能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几年间，他攒下一笔钱，买了二十亩薄地，并送儿子读了私塾。在解放前，像石板头这样的穷山村，能粗米淡饭填饱肚子，还能供孩子念书，已经算上等人家了。每当提及儿子，陈大国的腰杆会挺直许多，他常对人讲：“我这个‘大国’，是个空架子，只有读书明理，才能保家卫国啊！”

那个念了几年书的儿子，就是陈玉开。

陈玉开读私塾时，已经14岁，因为天生聪慧，读了不到两年，已学完四年级的课程，国语、算术双优，被老师推荐到县城读中学。两年后，转入合涧镇山西会馆读高中，这是国民政府三区创办的联合中学。其间，因日机轰炸，学校又迁址到县城西边的黄华山。

当时，林北县已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县领导梁永德派人在三区联中成立了地下组织，陈玉开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对象。集会中，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他的理想和志向。就在几个同学雄心勃勃准备奔赴解放区时，父亲患了重病。无奈之中，他向组织说明情况，放弃了那个伟大的人生规划，回到了石板头。

死里逃生

民国三十五年，在林虑山一带，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拉锯战刚刚结束，县南县北连成一片，石板头成了解放区。已是区长的梁永德见山里连所学校都没有，就动员许多识字的人出来办教育，陈玉开，自然而然成了他眼中的最佳人选。

此时，独自挑起家庭重担的陈玉开，已经25岁，儿子明善六岁，明忠刚刚出生。只见他细瘦的个子，宽脸膛，眼睛透着清纯，说话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沉稳干练能做能大事的人。

夏日的中午，核桃花刚刚开放，核桃地蓊蓊郁郁，像一片绿色的香海。村主任陈凤吉登上踏入果林，找到正在喷洒农药的陈玉开，“愿不愿意当先生？”他高兴地说，“粱区长点名要你呢。”

此时，父亲正卧床不起，陈玉开为养家糊口，接下了果林的活计。听陈凤吉这么一说，不知如何是好。

“这可是靠近组织的好机会。”陈凤吉提醒他。

他知道，当教师同样是革命工作，机不可失，但家庭的压力又使他左右为难：

“这一坡果树咋办？还有地。”他扫一眼周围的林子。

“有互助组呢，可以换工。”

“这也中。”他算是给了村主任一个囫囵话。

陈凤吉望着这个村里最有学问的年轻人，满意地笑了。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飘飞的蒲公英，只是一阵小风，不经意间被吹到一个陌生之地，或高岗，或岩缝，或河畔，或阴沟，被那或厚或薄的泥土羁绊，于是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完成他生命中轮回。陈玉开就是这样。从他对村主任说“这也中”的那刻起，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照区里安排，他被派到八里外的羊洼，学堂设在村头的山神庙。

羊洼村在西山深处一道幽深的山凹里，60多户人家，分散在八个自然村，羊洼是最大的一个，有20多户，大都以放羊为生。羊是有钱人家的羊，羊倌常年在山上奔波，家家穷得揭不开锅，让孩子念书，想都不敢想。好在陈玉开心地善良，学生买不起笔墨书本，他掏腰包贴补；学生生病缺课，他上门送识字牌；学生家远地偏，他在每个自然村都建立了“巡回小学”，每隔几天轮教一次。当时解放区的学校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有散句，有诗歌，也有农谚和顺口溜，比如初学的儿童要写仿，他就编道：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六七八九十，

劳动有饭吃。

学生学会了字，在思想上也受到启蒙。还有：

八路军，是好兵，

吃小米，打日本；

蒋介石，是孬兵，

不抗日，害百姓。

孩子念得顺口，同时也建立了正确的爱恨观。

由于有耐心，肯吃苦，周边村落的乡亲对他十分敬重。每月下来，他能挣到六斗小米，加上补贴，还有村里隔三差五的赠送，基本上能维持一家人的吃喝。

就在他教书的第二年，土改开始了。斗地主，分田地，成为当时的潮流。每天都有消息传来，牛庄的老财被批斗了，桑坪的地主被砸死了。据说，区领导崔大炮有指示，“村村都要打死人”。于是，凡是田产较多的人家，都有一种天塌地陷大祸临头之感。石板头村多数人都穷，难见富得流油的地主老财，结果驻村干部老赵在区里挨了批，“四平八稳、工作不力”，责令他马上确定斗争对象。

老赵没办法，只好回村和几个村委商议，陈凤吉对“必须斗死”这一条表示反对：“有多大的仇气啊，”他指着老赵说，“地多了几亩就得死，太不仁义了吧！”

老赵也有点心虚，但不弄死一个，他就过不了关，只好绷着脸，硬撑着。“我和谁也没有仇，这可是政府的指示。”几个村干部大眼瞪小眼，没了辙。斗谁谁就得死，这咋整？商量来商量去，找不到合适的人。直到后半夜，年轻的吴连才憋不住，提到了陈玉开：

“全村四百多户，家家穷得叮当响，比来比去，也就他家地多，还有一坡果林，上过学，还是国民党的学校，照政府说法，就是剥削行为。”

老赵如释重负，咬咬牙，拍着桌子:“就他了，逮回来，弄到洪沟，砸了！”并指着吴连才，“明天一早就带民兵出发，去羊洼抓人。”

这天晚上，月黑头，西山尖与天际相连，丁点微光都没有。寥落的村庄一片沉寂，村外不时传来狗的叫声。陈凤吉摸着山道，慌里慌张赶到羊洼，将消息告知了村主任周二，让他想办法救人。

周二是陈凤吉当年打铁时的伙计，性情耿直，得知消息，气得直跺脚，大骂老赵狠毒，“这可是一条命啊！”但也别无他法。两人最后商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让陈玉开先避避风再说。于是，他披上粗布衫，冒着秋夜寒凉，一路小跑，来到山神庙，把正在酣睡的陈玉开推醒：

“陈老师，快跑吧，等鸡一打鸣你就没命了。”

闻听此言，陈玉开被吓呆了，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出，赶忙揣了几个菜饼，半袋子薯干，照周二的指点，跌跌撞撞攀上西天垴，躲进了滴水岩上的观音洞。

天刚蒙蒙亮，吴连才果然带着民兵赶来。周二说：

“陈玉开昨天就到后山的教学点去了，具体哪个村，我也不知道，等他回来后，一定帮你们押过去。”

就这样，事情缓了下来。

没停数日，土改政策发生变化，要求对地主富农，可以批斗，但不准死人。

陈玉开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但他家成了地主。核桃林被没收了，土地剩下二亩，五间草房太破，冬天钻风，夏天漏雨，还让他住着。

自从遭受了这场运动，他变得格外谨慎，公众场合，啥话也不敢多说，更不敢提什么意见，只是埋头教书，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因为他教学严谨，对学生负责，被调到石板头中学，据说又是区长梁永德提议，将他提拔成了校长。

这次提拔，对陈玉开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拯救。区长的重视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地主”成份被打入另册。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读书人的赤诚使他反省，连做梦都在想着，如何以实际行动，投身于学校的建设，来报答党的恩情。在他面前，一条充满希望的大道正铺展开来。

当了“右派”

这是石板头新成立的乡办中学，建在离陈家坡不远的白虎岗上。有三十多个教师，八个教学班，二百多个学生来自全乡数十个山村。

陈玉开上任时，学校初建，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教室没桌凳，陈玉开要求：“把学生拉到户外去。”于是在操场上，山坡上，到处可见成群成片的学生席地而坐，老师把黑板挂在树上，立在石上，人影攒动，书声朗朗。有的年级没课本，怎么办？陈玉开让教师把内容写在黑板上，先让学生抄下，再讲。上课没有钟表，语文老师苏同书按照太阳照射的阴影，画上粉笔线看时间。阴雨天，就点香计时。没有钟怎么发号令？教导主任党卫发先是敲打一块不知从何处弄来的钢轨，后来又找了个骡马戴的铜铃，每到上下课时分，便晃着铜铃，在校园里游走。连陈玉开都笑他，“像个守夜的更夫。”学生上体育课，没有篮球架，教体育的大个刘就在操场两头栽上木桩，上面钉上块木板当球篮。批改作业没有红墨水，便从山石缝里抠出红土溶化后使用；学生晚自习没灯油，就从野地里拾来蓖麻子穿成串，点着照明。学校办公没有钱，主管少先队的张有富，便带学生上山割草，卖学校公厕的大粪，换钱做办公经费……总之，在陈玉开带领下，每位员工都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很快进入正规。

山里的天气，在正常年景，风来雨往，云卷云舒，少有久晴之日，也少有阴雨连绵，这是天地阴阳的调和，人称风调雨顺。一旦大雨滂沱，禾焦苗枯，对农民而言，那就是一场天灾了。政治气候也一样，各种势力的冲突与和谐，矛盾与统一，交相递进，社会由此得以发展。但若冲突郁结不散，矛盾久积不去，随之而来的，就是声势浩大的运动、斗争、辗压，直至动乱，人为的灾难在所难免。

似乎是水到渠成，似乎是大势所趋，在中国20世纪的五十年代，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1957年春节，全国的整风运动开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陈玉开领导的石板头中学亦卷入历史的漩涡。

动员大会由蹲点的区领导崔大炮主持，他反复强调，这是在帮助我党改进工作，一定要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藏头缩尾，并引用领袖的话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次日，学校的整风小报便刊出各种言论，在大组小组会上，大胆发言者都受到表扬。第三天，在学校后排走廊上，出现了漫画和大字报，一层又一层，铺天盖地。当时的形势是，人人都得写，谁不写就是消极抵抗，就会被谈话。光写还不行，还要在学习会上口头鸣放，谁不鸣放，也可能被戴帽子，说你不愿意帮助党整风。

张有富，是石板头村村委张文艺之子，当时二十出头，正是追求进步的年龄。他负责学校的少先队工作，但在会上却沉默寡言。原来，他热恋着来自邯郸的女教师孙艳梅，孙的母亲是个资本家小姐。有了这个政治背景，张有富怕自己风头太盛，被人揭发，故心存顾忌。几十年后，他回忆说，一开始就有个老主意，无论怎样宣传发动，都要“多开鲜花，少放毒草”，或者干脆哑巴进庙，“多磕头，少说话”，结果不行，崔大炮在会上点名批评，说他们组大字报太少，拖了后腿。看来不开口是不行了。这天，在大组会上，他和党卫发等人便共同回忆了两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县里要向农民收购军草，他们跑村串户，费了很大劲，军草收了半院子，突然又通知不要了，搞得他们十分被动。党卫发说：

“这县委真是哄死人不偿命。”

结果，第二天早晨，不知是谁写了篇稿子，墙上出现大字报:

党卫发说，县委是“哄死人不偿命”

没过多久，崔大炮召开干部碰头会，张有富被排除在外，骨干会也不让他参加了。

这天晚上，全校大会，崔大炮突然点了党卫发的名，对他展开批斗。张有富心里发了毛，坏了！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了。

第二天，崔大炮将张有富喊到办公室，先是肯定了他的表现总体不错，又严厉批评他立场不够坚定，并正式通知他，从现在开始参加整风反右骨干队伍。张有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出一口冷气。后来听吴连才说，当时准备捉他右派，老村长陈凤吉力保：“有富这孩子从小逃过荒要过饭，一贯积极。”才算幸免过关。

就在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整风运动中，陈玉开被逼到了风口浪尖。由于数年前那场惊吓，他守口如瓶，除了面上表态，基本上保持沉默。

这天早饭时，学校食堂的山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横幅标语：

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陈玉开！

贴标语者是食堂管理员吴贵才，此人是吴连才的弟弟，曾因克扣学生的粮食受到过学校处分。

全校为之震惊。许多人认为陈校长生活低调，且十分自律，无论工作还是为人，都堪称楷模，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敌人？都这样想，却都不敢明说。

当晚，全校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崔大炮亲自主持，让陈玉开交代是如何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陈玉开低头不语。很快，由事先安排好的教师发言。令张有富吃惊的是，第一个站出来揭发的，居然是孙艳梅。她指着陈玉开，慷慨激昂，说他曾多次拉拢年轻教师，让他们参加攻关小组，并散布谬论，说为了教学，政治学习可以先放一放，等等，大个刘也站出来作证，于是，崔大炮当场定了调：

“陈玉开死守着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党的领导，党叫他打狗，他偏要撵鸡，是披着校长外衣的右派典型。”

批斗会很快进入高潮，吴贵才把陈玉开拉到了台上，并将他推来搡去，连续四个多小时，直至他站立不稳，瘫坐在地。最后，崔大炮宣布，在他交待问题期间，由张有富负责看管，地点在学校北边的小会议室。

陈玉开连续站了四个多小时，本来右腿就有毛病，身体又累又乏，心事沉重，刚走到院中央的花池旁，一跤摔倒在地，起不来了。张有富一惊，急忙将他扶起，搀入室内。陈玉开一言不发，只是痛哭。张有富给他倒了杯水，安慰说：

“陈校长，事已至此，别多想了。”

陈玉开依然长吁短叹，彻夜未眠。

第二天，崔大炮把张有富叫去，交待说：

“领导让你看管右派分子，一定要认真负责，不循私情。”

张有富感到有点为难：

“他是我的领导，过去还曾是我的老师。”

崔大炮严厉地说：

“过去是老师，现在是敌人，这是党对你的考验。”

张有富点点头，但心里还是犯悚：陈校长资格老，又是同村人，我在人家面前只算个小兵，倘有差错，日后我的命运可想而知。但转念又想，崔大炮说的也是，他过去是老师，现在是敌人，大敌当前，就有打倒敌人之必要，何况孙艳梅都和他势不两立了，我要是装怂，她肯定看不起我。要横下一条心，对敌人就不能心慈手软！

遵照崔大炮的旨意，张有富逼迫陈玉开写检查：

“陈校长，过去你是我的老师和领导，现在让我来管你，于心是不忍的，可我身不由己，你多理解，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这话说得很客气，但客气里却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让陈玉开不寒而栗。起初，他保持沉默，一个字也不写，崔大炮闻知赶来，当面警告他：

“不写？对你事小，对你儿女事大。他们正在追求进步，你看着办。”

是啊，自己的前程已无希望，但明善这孩子还想着参军呢，明忠还要升学呢，我要是抵抗，崔大炮又将如何对待他们？这个人粗暴毒辣是出了名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不敢多想，痛苦地拿起桌上的蘸笔，按照崔大炮授意的思路，煞费苦心地编织着自己的反动思想。每写一纸，张有富都要逐字检查，认为有不深刻的地方，写得不认真的地方，便撕掉令其重写，可谓一丝不苟。

就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疯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陈玉开罪证确凿地出现在全体师生面前。

但在陈玉开心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他还有梦。他相信有一天能恢复清白，为妻子、为儿子讨个说法。虽然这个梦是那么遥远，那么渺茫……

党卫发也栽了

自从揪出陈玉开，全校教师人人自危，许多人夜里都睡不好觉，几乎每个人都在想：连陈玉开都成了右派，还有谁不可能是？明天揪出来的会不会是我？崔大炮要求，不仅要想自己的问题，还要揭发别人的言论。人人都清楚，不自我检讨就会受到别人的怀疑，不揭发别人就难以取得领导的信任。只有检讨与揭发，以攻为守，攻防结合，才可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运动中过关。

果然，没出几天，又揪出一个，他便是前不久受到过批斗的党卫发。他是陈玉开最信赖的教导主任。有一次，在去县城开会的路上，他和同事聊天，说桑坪周围的山上“年年植树不见树”。结果被大个刘揭发了出来：

“都去桑园看看，山上到底有没有树？他故意贬低我们建设的新成就，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是什么？。”

吴贵才甚至说：

“他的名字就有问题，党卫发，党卫法，掐音就是‘党违法’，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党卫发委屈地说：

“俺哥叫有发，俺弟叫得发，俺叫卫发，名字都是爹娘起的，他们斗大字不识半升，哪会想到什么掐音啊？”

孙艳梅站出来插话，“你留个大背头，是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当时的男教师，除了留光头，便是平头。因此，平时就有人戏落他是“有毛骚菇蛋”，此时，听孙艳梅提及此事，气得脸色发白，大声辩解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我留长头发，是别有用心，其实我留头发是为了遮丑，”说着，他撩起头发，让大家看头顶上的脱发和疮疤，“这样的秃顶，如果不留长发遮着点，我不就成了蒋光头了。”台下一片哄堂大笑。但尽管如此，党卫发还是遭到批判，他的所有问题都被指向同一个目标——反党反社会主义。

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的批斗会格外激烈，发言的呼叫声从教室的玻璃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张有富看到他坐在关押室的地上，呻吟着，有气无力，让他去吃饭，已经站立不起来了。

但也有面对形势不为所惧的。苏同书是石板头村人，48年参军，曾在部队当过文书，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过一等功。回到地方后，他想进机关，结果被分到学校，心中有落差，常指桑骂槐，发些牢骚，结果也被揭发。他承认有牢骚，但拒不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崔大炮亲自主持，先是小组会，再到大组会，最后全校集合起来批斗，要他低头认罪，他反而仰面朝天，大个刘去捺他的头，一松手他又挺起来，并坚决地说：“我冒着枪林弹雨，就是为的今天，怎么会反党？”斗了一下午，人们都以为他的情绪一定很低落。晚饭后，许多人出去散步，看到球场上有个人在打球，从这头跑到那头，篮板被球碰得哐哐响，走近一看，原来是他。

这次整风的结果是，陈玉开和党卫发被定为右派，留校劳改，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苏同书情节较轻，被严重警告；张有富表现突出，被提拔到了公社，任团委副书记；孙艳梅追求进步，被评为优秀教师。

校工的耻辱

陈玉开从校长变为校工，可谓一落千丈。每天按时按点参加劳动，扫地，浇菜，掏粪，挑煤，出门绕着路边走，说话不敢抬起头。在许多人眼里，他满脸灰青，垂头丧气，说话时左顾右盼，有气无力，和过去的温文尔雅相比，真像是换了一个人。

学校曾流传着陈玉开挑大粪不会换肩的笑话，说他挑大粪，肩疼了就把粪桶放地上，换另一个肩挑。这样是轻松了许多，但常常把粪沾在校园里，于是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他只好学着换肩，不过他不是从后边换，而是从前边换。有人问他为啥这样？他说：“从后边换肩看不见担子，担子容易掉，甩了粪桶更糟；从前边换肩瞧着担子，担子就掉不了了。”他的话成为笑谈。

这天上午，他到校外的白菜地施肥，要从校园公厕掏出大粪，再挑到菜地去，笨拙而迟缓的动作，引起一群学生围观。当他挑过第五趟，再次从公厕出来时，刚走到食堂前，准备换肩，“嗄喳”一声，钩担断了，两桶大粪倾泻一地，顿时臭气熏天，正在做课间操的师生们立刻围过来，掩鼻观看。大个刘穿一身运动衣，刚巧经过，他拨开人群，把老校长拉到过道，朝墙上推，训斥他说：“你居心何在？”又搡了他一下，“你要彻底与人民为敌吗？”……这时，吴贵才从旁边冲过来，伸出巴掌用力抽他的嘴，眼见得鼻青脸肿，顺嘴流血，但他已躲闪不及，只能像只绵羊一般，任人蹂躏，嘴唇颤动着，嚅动着，“我去弄干净，我去弄干净。”几个教师跟着他，找了一张锨。他正要用锨往粪桶里铲粪，吴贵才一把夺了过去，指着他的鼻子训斥：“锨是同学们用的，弄脏了你倒甘心！”他气得面目扭曲，浑身哆嗦，跪在地上，伸出双手，一捧一捧地把臭气熏人的大粪掬到木桶里……

旁边几个教师在笑。

周围的学生也在笑。

有三个孩子躲在操场的大桐树后面，惊恐地朝人群这边张望。其中，低头哭泣的是陈玉开的儿子陈明忠，站在他两边的，一个是陈凤吉的孙子大奎，一个是崔大炮的儿子崔东来。崔大炮犯了错误被处理，崔东来也成了学生中受歧视的对象，每天和明忠、大奎在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患难兄弟。

上课铃响了，校园里死一般寂静。陈玉开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眼里流淌着屈辱的泪水。他想到了死，想到了项羽拔剑自刎，想到了亚夫绝食而亡，想到了岳飞服毒自杀，想到了杨业撞死李陵碑……一死了之该多么好啊，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就不用再受奇耻大辱了！但转念一想，不能死，如果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真会像宣传中说的那样，是“抗拒劳改”，是“顽固不化”，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这样的例子在报纸上广播里随处可见。自己活着，辱在一人；倘若死去，全家遭殃。他想到了妻子，想到了明善，想到了明忠……

这天下午，石板头中学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主题是：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全校师生要提高警惕，监视陈玉开等人的新动向，预防投毒，严加防范……

孙艳梅死了

且说女教师孙艳梅，自从揭发了陈玉开，崔大炮对她格外看重，经常找她谈话，甚至有几个晚上，张有富和她约会，她都以领导谈话为由拒绝了。她年轻漂亮，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又能歌善舞，深受学生喜爱。在许多人眼里，上面领导要重点培养她了，她成了学校最有希望的教师。

但整风过后不久，崔大炮走了，张有富也走了，上面派了个姓郑的干部来接任校长。命运似乎并未朝她预想的方向发展。有一天，她请假外出，三天后归来，面色憔悴，头发蓬乱，无精打采，躲躲闪闪不愿和人说话。在课堂上，学生也看不到她往日那种欢快的笑脸了。后来才知道，她父亲在三中被打成了右派，加上她母亲的家庭出身，她成为双料反动派的后代。

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残阳西射，天色苍茫，教室外来了个戴眼镜的白发老人，，瘦瘦的，矮个子，说是找孙老师。孙艳梅走出教室，没几句话就与对方争吵起来。听话音，老头就是她的父亲，要让她回邯郸伺候病危的妈妈。她说不能丢下工作去干私事。老头无奈，去找校长，要领导帮忙做工作，但结果似乎令他失望。只见他走时，一手推着破旧的自行车，一手摘下眼镜，难过地用衣袖擦试着老泪纵横的脸，绕过校旁那道干涸的河床，上了南去的山道。

第二天上午，孙艳梅兴致勃勃地带着学生参加全校大会。会上，校长赞扬她“有觉悟、有勇气、有决心”，能和反革命势力划清界限，勇敢地站到人民群众一边。孙艳梅的眼睛似乎比过去更加有神了。

没过几天，传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但她并没有离开学校。

几个月后，她父亲也死了，据说是喝了老鼠药，发现时已是数日之后，尸体都僵硬了。她依然在教室上课。

再后来，听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组织上并没有批准……

这时，不断有消息传来：

崔大炮当上公社书记的第二年，就被隔离审查，罪名是和某校的女教师通奸。

张有富调查到公社后，很快就结婚了，女方是县民政局局长的千金。

再后来，是个冬日的清晨，许多人围在一间女教师宿舍门口，陈玉开和党卫发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从屋里抬出，又抬上一辆救护车。方知道，孙艳梅自杀了。

据说，在头天晚上，孙艳梅打破镜子，划破了手腕，被发现时，因失血过多，已没有了心跳，拉到医院，直接送进了太平间。

“我是真的，也是假的”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石板头中学迁走了。

陈玉开回到村里，成了一名普通社员。

党卫发回了城关西街，那是他户口所在地。附近有个八一农机站，他在站里当搬运工。

几十间校舍空着，周围几个村一商量，联合办了所高中，收了两个班，聘请陈玉开教数学，苏同书教语文，党卫发教史地，但只办了两届，散了。

转眼之间，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校舍成了一个农户的养殖厂，鸡鸣狗叫，臭气熏天。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成为许多人怀旧的话题。关于陈玉开，每当提起他，人们都为他惋惜。老村主任吴连才感叹说：

“陈玉开最不值的，是挨了二十年的斗，最后上面说他的右派是假的，人家没有他当右派的记录，你说冤不冤？”

“当年把他打成右派的人，就不能证明一下？”

“劳改的劳改，调离的调离，去哪找人证？况且，没有文字证明，说啥也不管用。”

“那二十年的罪不白受了？”

“所以他到处托人，要证明自己是右派。”

“不对，证明是错划的右派！”

当时，陈玉开六十多岁，已是满头白发，腰弯背驼，只能瘸着一条腿走路了。他穿一身蓝粗布衣，戴顶破草帽，背着干粮，四处奔波，到处申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有关部门还自己的清白。

“我是右派，是真的！”

“我是右派，是假的！”

这是他逢人便讲的冤屈，也是他长夜泪眼的梦呓。

当年和他同事的许多人大多退休，出于同情，都积极帮着证明，证明他是“真的”，也证明他是“假的”。张有富还托人去县政府的档案库查寻线索，终于苍天有眼，在教育局资料室一个破旧的牛皮纸袋里，翻到一个会议记录本，上面有崔大炮等人留下的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单，里边赫然写着陈玉开的名字。

经有关部门确认，陈玉开确属错划右派，是真的，也是假的，予以平反。

得知消息，陈玉开仰天大哭，复仰天大笑，几十年的隐忍与努力，他的梦想终于成真，老天开眼，他终于清白了。

公元1996年腊月祭灶日，陈玉开因病去世。

尾声

陈玉开的两子，长子陈明善，读中学时成绩优秀，本来有升大学和参军的机会，却因政审不过关，在家种地。次子陈明忠高中毕业后，跟邻村建筑队打工走了，后来成了包工头，在玉门关修铁路。

突然有一天，明忠回村租下了早已荒废多年的核桃地，和哥哥一起注册了“陈家坡核桃”的商标，生产罐头、饮料、干果等核桃制品，数年之后，成为全县的纳税大户。陈氏公司不仅在东山上遍植核桃，而且修通了与周边果林的山间公路，在母猪河西岸打了一眼机井，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问题。如今，陈家坡已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村里人大都成为陈氏公司的雇员，有一半农户还入了股，参加年终的公司分红。

某日，陈氏公司高薪聘请了一位工程师，是留学哈佛的生物学博士，刚刚回国。明忠派公司最棒的司机专程到北京接站。博士名大奎，是老村长陈凤吉的孙子。明忠在电话中告知大奎车牌号，并特别交代：“司机你认识，崔东来，崔大炮的儿子。”

作者简介

陈才生，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女性作者写作的奥秘》《李敖这个人》《李敖思想研究》《李敖评传》《才女之路》《用生命种诗的人——王学忠评传》《地摊上的诗行——王学忠诗歌研究》《红粉三千，我只爱一点点——李敖情爱纪》《我的江湖越来越小——李敖师友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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