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1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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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有点特别。
1984年我刚工作那年，认识他的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吧，身体已经佝偻，头向右侧歪着，有点前倾。从背后看，完全是老态龙钟，七老八十的样子。
佝偻着腰，歪着头，张老师走路，整个身子总是右倾，感觉他一直在走着斜线，姿势也不好看。跑起步来，更丑。我看到过他跑步的样子。我是新老师，又是单身汉，学校安排我每天早晨带一帮住校生晨练，二十岁，正是贪睡的年龄，我醒不来，就请张老师负责叫我。我们的单身宿舍原来是教室，用纤维板隔起来了，我和张老师是同一间教室隔成的宿舍，紧挨着，敲起来“嘭嘭嘭”如闷鼓，比闹钟还管用。我睡眼惺忪爬起来，把住校生集中起来的时候，张老师绝大多数时候已经跑步结束，冲好冷水澡，坐在靠走廊的窗前读书了。“哇啦哇啦”的外语，我听不懂。张老师是英语老师。
一年四季，只要不是雨雪天，张老师都要在学校的操场上差不多晨跑一小时，从不洗热水澡。结束了，就在楼梯间的盥洗间里，用冷水冲一下，数九寒冬也不例外。那时，单位的福利中有一项“洗理费”，到浴室洗澡不用买票，直接在工资单里扣除，记得是每月3元。张老师的从来不扣。
每天早晨喊我起床的时候，差不多五点半了。这样说来，他起码四点半就起来晨练了。这对他其实很正常。学期中，除了每周一个晚上的教研组业务学习（一般都安排在周二晚），他基本在八点多一点就酣然入梦了，夏天也不例外。晚饭后到睡前的的这段时间，他倒不看外文书，而是做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这个习惯很像我们熟知的一位革命导师。我几次向他请教文史方面的问题，他都是推开面前的微积分习题集，不假思索地为我答疑，从来不需要翻看什么书籍，好像预先知道了我要问的问题，让我这个文科生很汗颜。
至于外语，当然是他的专长。有一次，就是我工作第一年的中秋，住校生搞联欢晚会，他一时兴起，居然连唱了六首歌，分别用了英、日、德、法、俄语和西班牙语，当时真的是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记得日文歌唱的是《北国之春》，那时刚翻译过来没几年，在国内很流行。其他的外文歌，我们没听懂，只是觉得好。和张老师共事近十年，他在公众场合“炫技”，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在业余时间编纂了一本德汉词典，利用一个暑假跑到上海，找一家出版社。出版社看了，说如果挂一位名家的名字，就可以出版。一位深山里的初中教师，到哪找名家呢？
最特别的，是张老师的身份。我们是地处宁镇丘陵山里的劳改农场（1994年后统称监狱了）干工子弟学校，教师有警察身份的，有工人身份的，有职工身份的，就像好长一阵子，社会上有公办、民办、代课教师的区分一样。身份不同，待遇悬殊。
我们正规学校分配来的教师，具有警察身份，固然不用解释，平时基本都是穿着警服上课。外人总是搞不清“工人教师”和“职工教师”还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挺大的。简单说吧，工人身份的教师，都是民警的家属，而职工教师特指刑满后的留场人员。非但我们学校，大概在2000年前，凡是有附属子弟学校的监狱劳改单位，大多从刑满留场人员中，遴选一些高学历、甚至就是做过老师的人，到学校教书。我先后和张老师等四位职工教师共过事。张老师毕业于一所知名的教会学校，在特殊的年代里，被打成“美国特务”，再加上其他什么事，进了劳改农场。后来，“特务”的帽子自然摘掉了，而“其他什么事”，看来确凿无疑的，没有平反，刑满后就留了下来，成了干工子弟学校一名身份特别的英语教师。
他们这些人有过怎样的经历、遭遇，有过怎样的酸甜苦辣，他们自然讳莫如深，我们无从知晓。但公允地说，他们为监狱劳改单位的教育事业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像张老师，他教出的学生，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的，不少。有几位，后来还做了英语老师。
张老师退休后，生活在另外一座城市里，再也没见到过，但我还清晰地记住他种种的一些特别。
2020年9月8日
赵桥,江苏句容监狱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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