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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桥 | 那些坛坛罐罐和大缸——故乡物事之一

 

总第1485期

文 | 赵桥

图|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

农家,再贫穷,家徒四壁,多多少少还会有几只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几口大缸。

按容积从小到大,先说那些小罐罐。

不是大户人家的富贵气象,更不是皇宫里镶金嵌银、雕龙画凤的奢侈品。农家的那些小罐子,绝难出自龙泉、哥窑、汝窑、均窑等官窑,它们来自某个山野不知名的小作坊,连质地最普通的瓷器都不是,基本都是最低劣的粗陶,灰色、黑色的外表,很像图片上看到的半坡社会、红山文化那些人类初始文明中,先民使用的那些陶罐。稍微规整的,涂了一层厚薄不均、颜色不纯的釉,多是黑釉,看上去,恰似老农那一张张饱经风霜、十分粗粝的脸庞。

这些罐子,基本“蹲”在农家昏暗、挂满蛛网的厨房间、灶台上。那不带盖子的一只,可能盛放着一点盐巴,有盖子的一只,应该是半罐香油吧。

说起香油,我多次听说过一个与油有关的故事:一个姑娘,听信了媒人的话,嫁到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人家,后悔万分。当初,媒婆告诉她,这家人每次炒菜,都要放三盅油。姑娘一听,没得命啊!真是富得流油,三盅油,这菜肯定油汪汪的香啊!想想每次到河边去洗自家的锅碗,从来看不见水面漂半星油花。嫁到这样的人家,还不是从糠箩跳到米箩里去了?可是嫁过去才知道,原来婆婆每次炒菜,是用一根鬃毛在油罐里小心翼翼蘸了三滴油。这样的“三鬃油”,和娘家有多少差异!无奈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姑娘只能在心里骂一顿媒婆解气。

盐罐、油罐,高度、口径都在十厘米的样子,其大小、形状,类似于棋手装黑白二子的罐子。还有一种带盖子的罐子,平底,大腹,广口,高度在三十厘米到五十厘米不等,我家都有过。

三十厘米、矮一点的罐子,一般用来盛放荤油——我们直呼“猪油”的。比起更穷的地方和人家,小时候,我们那个长江之滨的小村落,还算过得去,至少我们生产队,仅有一户人家,有时在春荒时节会出去要饭,那是因为这家男人和主妇都好吃懒做。我家,日子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中,属于中等偏上了,一年中的多数时候,还能吃得上猪油。猪油,有时候是到七八里外的公社供销社,买来板油和花油熬制的。我曾陪着祖父去买过一两次。总是在春节前不久的某天,天寒地冻的时候,早晨四五点,还在酣睡的我,被祖父半喊半拖地从热被窝里拎起来,脸也不洗,跟着他,迷迷糊糊的,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河堤向供销社走去。“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到了集镇上,供销社的门口往往已经有了三五个排队的人,等着开门。多是素不相识,彼此很少搭腔闲聊,只是在无遮无挡的寒风中原地踱步,暖和身子。好在我们没有空手而归,虽然想买板油,总得搭个半斤一斤不情愿要的花油。到家,那一天我们总是围绕厨房、灶台打转,觊觎着祖母、母亲熬制猪油时那黄灿灿香喷喷的油渣,眼睛放光。我家猪油罐子里的猪油,更多的是自家养猪、宰猪后炼制的。记得那时,左邻右舍不管哪家杀猪,闲着无事(一般都是在冬天农闲、春节前一段时间杀猪)的小孩看热闹不说,大人们也会围过来。他们如果看到一拃厚的肥膘、七八斤甚至更多的板油,就会啧啧称赞。主人脸上也有光,忙不迭地打上一圈“雪峰”“勇士”等牌子的香烟(“飞马”“大前门”香烟有点奢侈了,很少有人抽得起)。记得为了自家的猪能有一拃厚的肥膘,更多的板油,四体不勤的我,割猪草算是最积极的了。

有猪油的日子,生活有滋味、很滋润,我们不必像民间故事里说的那个爱慕虚荣的人,每天出门用猪皮将嘴巴擦得油光发亮。试想,一大锅水煮青菜装进大海碗的时候,祖母搲了一大勺子猪油趁热一搅拌,多香多可口!这几年,一些地方的土菜馆,有一道油渣炒青菜颇受青睐,其中大概就是迎合了食客的怀旧情调吧。

如果是五十厘米高的那种“大肚”罐子,一般是用来放零食的了。贫穷的年代,农家会有什么零食?别人家我不知道,我家如果有,无非两样,一是锅巴,二是炒米、炒面。天天玉米糊、煮山芋,难得一次土灶大锅煮米饭,必有一层厚厚的、黄灿灿的锅巴。米饭吃完了,这些锅巴铲起来,有时候还会用灶膛里的余火再炕一炕,让锅巴更焦脆。把锅巴掰成饼干大小,装进罐子里,盖好,防止受潮变软。偶尔的炒米炒面,也是一样。

盐罐、油罐长年累月放在烟火缭绕的锅台上,炒菜的时候伸手可及,它们都带着满满的经年的烟火味。我家的这两只小罐子,还是爷爷奶奶成家时添置的,少说也有八十年的历史了。那些装着锅巴、炒米炒面的罐子,一定放在祖母或母亲的房间里,馋嘴的孩子不会轻易享用到这些零食。这些零食,是供整天在生产队劳动的父母,或者家里突然来了一位贵客后,应急用的。 

比罐子容积大一点的,是坛子。在我们那儿,坛子的实用功能有两方面。一是腌菜用,和现在常见的各种泡菜坛子完全一样。这样的坛子,夏天、秋天最派上用场。夏天的腌黄瓜、酸豇豆、豆瓣酱,秋天的腌制萝卜干,都需要这种坛子,一般人家都会备上好几只。讲究的人家,坛口都有一只原配的盖子,严丝合缝,防止灰尘、细菌进去。乡下人,不讲究的多,或者因为粗枝大叶失手打碎了的多,往往就是一块脏兮兮的小木板盖住,或者反扣着一只豁口的大海碗。我们一日三餐、尤其早晚的小菜,都来自这些坛里。二是烤火用,我们直接叫“火坛”。小号的火坛,有圆弧形的提梁,可以抓在手上;大号的,类似脸盆大小,沿口厚实,可以两三个人同时把手伸近或把脚踏在盆沿烤火。前不久看电视剧,开遵义会议的时候,正值寒冬,周恩来同志关照工作人员在会议室多放几只火坛取暖,和我小时候用的,完全一样。小时候似乎特别冷,隆冬季节,茅檐下经常挂着两三尺长的冰凌,火坛的作用特别大。先在火坛里面放上适量的干玉米芯或枯树叶,再从灶膛里铲些尚未烧透的灰烬,就足以应付半天。烧火坛是个技术活,不会烧的,烟雾缭绕,熏人。常见天气晴好的日子,几个老头老太坐在阳光和煦的墙根下,每人一只带提梁的小火坛,笼在胸前,偶尔拨一下,悠然地说着闲话,聊着似水流年。 

大缸,自然是大。小的时候,捉迷藏的游戏百玩不厌,有时候就会钻进屋角的一只大缸里。大缸也有大小之分。小一点的,有“高矮胖瘦”的区别。“矮胖型”的,家家都有一只,唤着“水缸”,放在灶间的一个角落,做饭炒菜和喝的开水,都取之于这口缸。水缸盖上,往往放着一只老葫芦剖开做成的水瓢,水的浸润,手的抚摸,时光早已在葫芦水瓢上镀上了暗红的光泽。小孩子在外面疯的渴了,“充军”一样跑进来,舀一瓢水,“咕嘟咕嘟”一气灌下肚,又“充军”一般杀出去,全然听不见大人的呵斥。缸里的水,需要从一条通往长江叫“大道河”的河里挑过来。记得十三四岁起,我就常常翻过河堤去挑水,来回四趟,才能把水缸装满。这样的水,须加点明矾,盖上盖子,沉淀半日后,方能使用。定期,还得清理缸底沉积的淤泥。一种“瘦高型”的缸,多数人家也会有好几只,都是质地相对好的釉缸,放在家中,一般作腌菜用。秋风起苇叶黄的时节,自留地里的雪里蕻或高梗白砍倒,去掉黄叶,洗净后晾晒半天一天,去除过多水分,就可以腌制了。将早已洗干净的腌菜缸搬到大门口淡淡的秋阳下,主妇坐在边上,先在缸底铺一层大粒盐,然后整齐码上一层腌菜,腌菜上均匀撒一层大粒盐,再码上一层腌菜,如此反复,动作悠然而娴熟。每码上一层腌菜,都得用脚踩板实,这样腌菜才不致轻易腐烂。踩腌菜的活,基本都是各家的孩子去干,他们那双早就习惯奔跑在河滩、田野里的脚,不在乎大粒盐是不是硌脚。这样满满一缸的腌菜码好、踩紧实后,最上面还得压一两块一面比较平整的大石头。这样的石头,一直被家庭主妇赋予了这样的使命,它们是腌菜缸的最佳搭档,不用的时候也会收好,等待下次再用的。沉甸甸的一缸腌菜,抬进屋子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其余的一切就让时间酿来造风味了。不多久,饭桌上就会有一碟酸酸咸咸、黄灿灿的腌菜。同样的缸,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还会有一只,那是为腊月、腊味准备的。一缸、半缸的咸肉、咸鸭子,更能勾引孩子的目光。在经过了大半年寡淡的日子后,简陋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出现了油汪汪的蒸咸肉,这是怎样的令人神往啊!

缸之大者,我的记忆中,高度有一米多,上口径也差不多一米,底径在五十厘米左右,倒圆台形,就是小伙伴钻进去捉迷藏的那种。这种缸,一律是不上釉的砂缸。质地好的,是灰黑色。有种泛红发白的,不知是制坯的原料较差,还是烧制火候不到,易碎,农民一般不会去买。这样的大缸,在我们那儿只有两个用途。静静立在房间一角的,一定是用来装稻谷、麦子或玉米的。每年,生产队刨去必须上交的公粮,剩余的按照人口、劳力、工分等分到各家,这大缸就是各家的“粮仓”,就是全家的希望。风调雨顺收成好的年头,大缸里满是黄灿灿的:稻谷、麦子或玉米。用砂缸不用釉缸,就是因为砂缸有很好的透气性,防止粮食受潮发霉。就是这样,三伏天,烈日当空,还得把缸中剩余的粮食弄到门前空地上去暴晒,把大缸也斜过身子“滚”出来,放在阳光下接受日光浴。常看见一粒粒小如黑芝麻的“米象”(我们老家叫它“油子”),像大难临头一样,从缸里,从谷物里爬出来,慌不择路地向四处逃散。

大缸的另一用途,说起来似乎不雅,但我认为倒是我们那偏远乡村文明的一个标志。我们那儿的大多数人家,都会选择屋山墙一个稍微背人的地方,挖个大坑,把大缸齐沿埋下去,差不多与地面平,三面围起来,留一道门,上面用芦席搭个棚子以遮雨雪,这样就成了个简易的厕所。一户一厕,一方面是干净卫生,彰显文明;一方面是物质利益,大集体的时候,人畜粪便,都是肥料,上好的有机肥,生产队定期出清各家的粪缸,并按担数和质量(这完全凭生产队长一言为定了)计入工分。

大缸作粪缸,别处也见过,并排埋着十几个的,半截入土的,都是无遮无挡,如厕的人安然蹲着,甚至“高高在上”,旁若无人,各具地方风情,都是一景,真可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此处不表。

家中曾有一堆坛坛罐罐和大缸,差不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事。记得1986年的样子,弟弟没考上高中,回家种责任田,冬天农闲的时候,常常和左邻右舍的一些青壮男人,到附近山村的一座窑厂,买些大大小小的缸,先用板车拉到长江边,再连车带缸用船运到江对岸,扬州、泰兴一带,然后走村串社卖大缸。父亲在世时,干过这营生,我还帮忙推过板车,那辛苦的滋味,体验过。苏北一带,似乎不生产大缸,拉过去,颇受欢迎,有钱的用钱买,更多的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法。弟弟每出去一趟,就能带回来千把斤稻谷和少量的现钞。这红火一时的买卖,持续的时间也就两三年。大缸是耐用品,市场容易饱和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没过几年,农民就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囤积粮食了,手中有钱,随时可以买到。能吃到新米,谁还高兴吃陈粮呢!

我家的那些大缸,自然也逐渐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放在家里已然碍事,先是移到外面空地上,翻建新房时,全部清理了,下落如何,竟一点记不得了。通了自来水,水缸自然也是多余。腌菜腌肉的坛子,倒还留着,但空着的时候居多。祖母母亲这一辈,还固守着传统的风味,年轻的一代,味蕾和观念有了变化,认为多吃腌制品不健康,蒸咸肉很难“色诱”他们了。只有一些盐罐子、油罐子,被爱惜老物件的主人保留着,整齐摆放在贴了雪白瓷砖的灶台上,向我们默默诉说数十年来调和鼎鼐、不曾散去的人间烟火味。

2021年8月21日初稿于润州,24日修改于湾山

作者简介


赵桥,江苏句容监狱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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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风雨薇、绿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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