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人们对杨振宁了解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科学要去功利化,要重视理论研究,如任正非所说: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国比较重视实验科学,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现在也一样,公司不能目光短浅,只追求实用主义,那有可能会永远都落在别人后面。
网上有很多人对杨振宁的误解很大,觉得他“没有明显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无知带来的局限性。
对于伟大的人物,人们通常因为不理解而“举世非之”,特别是对于还在世的伟大人物,更是吹毛求疵。
实际上,相比杨振宁的创造性贡献,他的一些“儿女私情”其实真的不应该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我辈无一人堪比任正非”,他还表示,中国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有很多,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里去。
这个评价太高了,这是在说杨振宁和任正非能够名垂青史啊。
杨振宁,世界级物理学家。1957年,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20世纪物理学公认的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我们知道,20世纪的物理学领域有三大里程碑:相对论,量子力学,规范场。其中之一(规范场)就是杨振宁的贡献,因此,杨振宁能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并驾齐驱。
“杨-米尔斯方程”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核心,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受益于这个方程,在基础物理学领域,杨振宁可谓是奠基人,一代宗师。
打个比方,科学理论的研究,就像是打地基,应用则是起高楼,如果地基不稳当,那高楼盖得再漂亮也没有用。
比如我们的几大互联网公司规模很大,市值很高,但为什么不如华为受尊敬?因为它们是在应用层面的“花枝招展”,而华为是做通信、芯片、系统等基础层面的——这方面的重要性,相比这两年大家都体会到了。
做基础层面的研究很辛苦,投入和风险很大,是互联网公司看不上、不愿做的“脏活累活”,但华为“板凳要坐十年冷”,数十年来一直坚持投入研发,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厚积薄发和高度。柳传志曾表示他佩服任正非,敢带着华为走那条艰险的道路。
在长期投入技术研发的同时,兼顾短期的利益回报,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良性循环。这是任正非伟大的地方,说他是商业天才,确实是名副其实。
如果只做应用层,那根基就会受制于人,永远无法独立自主,受制于人,做得再好也进入不了第一流。
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概念,技术是偏于经济层面多一些,而科学是技术的引领,科学是认知,技术是应用,两者是分主次顺序的。
“真正决定人类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是科学,而不是技术,科学对于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无以替代。”“牛顿运动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支撑着人类航天梦想,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奠基了电力和电子工业,图灵原理和模型孕育了冯·诺依曼现代计算机构架……”
前不久,任正非转发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表示,我国应该去功利化,超越对科学的肤浅理解。
任正非很认同这点,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就讲到,“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突破,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科学领域,基本上是日本、美国领先,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来造就自己的成功……我国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刺激,年轻精英们都去'短平快’去了,我国的工作母机、装备和工艺、仪器和仪表、材料和催化剂研究……相对产品还比较落后,我们用什么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试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越是在大机会时代,越是不能机会主义。要知道,在泡沫化的环境中,是产生不了科学家的。“我们国家经济上发展速度过快,有很多泡沫机会,大家都忙着在泡沫里面多赚点钱,可能在做学问的问题上,就有点惰怠了,有点儿跟不上时代。”
所以任正非指出,一个国家首先要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所以,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室的讲台上完成的。
我们要想在产业上取得领先,那在科研上就不能功利主义,不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就不会有技术上的创新和应用。
比如华为5G的领先,就离不开土耳其教授的一篇论文。任正非说得好,做研究就是要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
在任正非转发的那篇文章里,作者表示,“一个真正的科学强国必须拥有一大批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科学发现,以及众多能够领导世界潮流的科学大师。”
而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大师,正是我们最欠缺的。如果中国多几个杨振宁和任正非这样的天才,那我们的目标达成就要快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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