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起于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
胡惟庸其时为中书省丞相,掌控政务,统领百官,辅佐帝王,调理阴阳。
王与士大夫同治天下,从汉到宋,皇帝与丞相和睦相处,相权是皇权的代表,二人本为一体,共同进退。
到了洪武年间,情况有些不同。
胡惟庸才情练达,野心十足,十几年的悉心经营,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而对面的朱元璋行伍出身,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人物,绝不甘心被人分走权力。
相权与皇权对峙多年,终于朱元璋下手了。
杀了胡惟庸,索性把丞相这个位子给拿掉了,“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这里的朝廷,说的就是皇帝本人。拿掉了丞相,皇帝一个人面对百官,朱洪武精力旺盛,还能勉强对付。到了后代,吃不了这样的苦头,于是设了内阁,几位大学士分了丞相的活儿。
胡惟庸案牵连极广,朱元璋要杀看不顺眼的官员,就放胡案里放,接连牵扯出李善长谋反,以及蓝玉谋逆。
三案前后延续了十四年,被杀的人,都是以家族为单位,开国的那些位公侯伯们,一家家连根拔起。
三案以外的开国功臣,陆续被杀的,有江夏侯周德兴、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这些都是当初一起创业的小伙伴。
曾经死守南昌、拖住陈友谅的亲侄子朱文正被鞭子抽死,外甥李文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毒死。第一功臣徐达生了背疮,据说这病不能吃鹅,皇帝偏偏送了一只蒸鹅,徐达含着眼泪吃了,当晚就死去。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皇帝盛怒之下,六部侍郎以下官员,都处死刑,牵连到地方,又诛杀了几万人。
每年地方政府都要派员入京,到户部核算钱粮军需账目。数目繁琐零碎,必须完全吻合才能勾账。不然,便得打回重做。
重做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地方衙门的用印才算合法。有时为了重新盖印,从京城到地方,再回京城,奔波几千里,得花去一年半载。
于是,入京人员会带好一叠盖好印的空白文书,随错随改,免去奔波之苦,户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朱元璋无意中发现此事,大发雷霆,地方各衙门掌印者一律处死,其他相关者充军边塞。
以上便是明初的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以及空印案,前两案诛杀四五万人,后二案则牵连七八万人。
洪武年间做官,真真是极高危行业。
鞭笞、苦役、流放、剥皮、抽筋,以及动不动就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官员们随时随地都有杀身之祸。
官员们天亮去早朝,出门时与妻子诀别。待到平安归来,一家人相拥而泣,庆祝又多活了一天。
很多人实在受不了,打算辞官回家,不干了。皇帝说,不行,你们不肯替朝廷办事,大不忠,该杀!
躲在民间闲云野鹤,不愿意出来应考做官,皇帝下令地方,逼他们出来做官,“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因文字禁忌被诛杀的人,也是不计其数。
明太祖赤贫出身,自幼读书甚少识字不多。发迹后大补特补,但仍是许多字认不周全,许多道理一知半解,捕风捉影地杀了不少读书人。
官员们上表,有“作则垂宪”,有“垂子孙而作则,有”仪则天下“,皇帝把所有的“则”都看成“贼”,无名火起。这些人都抓来杀掉。
杭州人徐一夔《贺表》中写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生者僧也,光者秃子,则就是贼,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做过贼啊!满门抄斩。
有个和尚写了一首诗送给皇帝,诗中有一个“殊“字,越看火越大,殊拆开,就是歹朱。抓来杀了。
一直杀到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六十八岁的白头皇帝终于停手了。
不世之功的开国元勋们杀光了,诡计多端的文臣谋士们杀没了,不听话的地主商贾们杀怕了,咬文嚼字的读书们也被杀得心服口服了。
自此天下归心,江山永固,子子孙孙无虞也!
朱元璋得意洋洋地对孙子朱允炆说,你看,满朝文武中,那些不服管的刺头们,我都帮你搞定了。边疆之地,也有你几位得力的叔叔在镇守,你的位子以后是高枕无忧。
建文帝说,如果我的叔叔们造反呢?
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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