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时年二十岁。
新皇帝给王安石安排一个实权职位，知江宁府，王安石欣然接受。
那一年，王安石四十七岁。
十年前，王安石曾给仁宗皇帝上了一份万言书，从“教、养、取、任”四方面，洋洋洒洒阐述了自己改革的决心。
仁宗皇帝看完后没有反应，无动于衷。
三年后，仁宗皇帝去世。同年，王安石丧母，辞官回江宁守丧。
再往后的七八年里，即便是守丧期满，朝廷不停地催促他进京赴任，他始终婉言拒绝。
而这次神宗皇帝的召唤，舆论以为王安石依旧会谢绝，谁知，他决心出山了。
在江宁守丧的时候，王安石一直在思考一个关于“时”的问题，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时就是趋势的意思。
他认为君子进度都要符合“时”，也就是要顺势而为。
变法一直是他的心愿，只是从仁宗到英宗，趋势总是不太适宜，条件还未成熟。
如果“时”一直不给他改革的机会，那么他宁愿老死在江宁。
幸运的是，趋势终于来了，年轻锐利的神宗皇帝继位了。
仁宗没有子嗣，神宗的父亲英宗便以旁系的身位登上了皇位。
与其他养在深宫的太子不同，神宗早年游历市井，了解民间疾苦，故而有着改革的动力。
君臣一拍即合，变法开始逐步推行。
第一步是“均输法”。
每年由朝廷制定计划，将一年政府用度通知发运司，发运司则按照该计划就近采购。
目的是改变过往远近均摊运送成本的模式，进而减轻了各方的实际负担。
第二步是争议很大的“青苗法”。
国家利用常平仓储备的钱粮，在青黄不接时，以极低的利息借于农民，等秋收后再做归还。
政府作为友好的债权人，资助陷于困境中的百姓。
政府多了一笔稳定的利息，百姓也不用承受大地主的高利贷，以致于最终丧失田地。
多年以前，王安石在鄞州执政时，试验该政策大获成功，此时推及到全国，也是信心满满。
随后，接连推出了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法等。
新法改革遍及北宋的财税、军事、农业、官制等众多领域，一时激起千层浪。
历朝历代，变法总有着无穷的阻力，盖因触动利益远胜于触动灵魂。
这场声势浩大的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反对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一类是有理性和良知的反对派，他们反对之目的，是担心变法会造成更不好的结果。
比如，三朝元老韩琦极力反对青苗法，他的确看到了青苗法在推行中的出现的各种问题。
担心贷款出现风险，基层官员为了规避连带责任，以及完成考核指标，故而将大部分的贷款摊派给了富户，而不是本应该发放的贫农。
这种举措已经彻底背离了政策的初衷。
而另一类反对则是出于党争，只是因为王安石赞成，故而反对。
神宗一朝，最著名的对立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王安石锋芒毕露，司马光老成持重。
王安石认识社会始终是动态变化的，而司马光则秉持着对于静态秩序的执着。
二人年轻时曾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最终因为新法而分道扬镳。
站在新法对面的，是以司马光为首，文彦博、欧阳修、富弼、苏轼等次之的庞大阵容。
改革者的一举一动，反对者举着放大镜观察，容错空间极小。
而站在操作的层面来说，新法的可执行性的确是太小了。
用现代的话术来说，是国家企图用行政手段来精确掌控和调节市场，尤其是青苗法和市易法。
要求执行层面有着上下一心的默契，足够丰富的金融知识，以及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
这些在当时的宋朝，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具备的。
新法渐渐出现了偏离，反对的声音故而开始占据了上风。
公元1073年，发生了一件小事，但王安石嗅到了其中的异常。
那年上元节，君臣约好一起赏花灯，王安石从宣德门骑马入内，却被守门者呵斥僭越。
他以前都如此行动，成了惯例，并不曾被阻拦。
事后神宗做了安抚和解释，但君臣之间毫无疑问起了嫌隙，皇帝没有以前那么信任他了。
第二年，天下先是蝗灾，接着大旱。
对于灾情，神宗十分忧虑，他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废止保甲法和方田法，因为有人谏言说，德政不施，故而天生异象。
王安石鼓励皇帝，说仁宗盛世时也不免天灾，为政者做好本份最重要。
皇帝最后还是决定，暂停保甲法和方田法，诏令发出当日，便天降大雨。
王安石开始提出了辞呈，此时他已经身心俱疲，希望能回乡养老。
皇帝起先不允，先后又提了六次，最后终于许了。
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回到了江宁，此后到死，再未回过都城汴京。
九年后，宋神宗去世，继位者是年仅十年的哲宗，皇帝年幼，祖母宣仁太后摄政。
太后本就厌恶新法，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改革派诸位或贬或罚，推行十五年的新法渐渐熄灭。
再往前追溯1400年，秦国商鞅也进行了一场变法。
与王安石的惨淡经营、一地鸡毛相比，商鞅变法则是大获成功，打造出虎狼之秦，直至百余年后统一天下。
毫无疑问，商鞅有着更大的决心、更好的时运，以及更多的支持。
同样为士，春秋战国时讲究的是“为知己者死”，而到了北宋，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
越往后走，越是惜身，少了血性，多了筹谋。
商鞅孤身入秦变法，把老秦人全数得罪。
意思很明确，改革我是认真的，谁挡路便拔掉谁，日后车裂也好，腰斩也罢，我全然不管，此刻心中只有变法。
王安石则没有如此决心，总是有着一个田园牧歌的陶渊明梦想。
入世营营，出世淡然，如同一个称职的经理人，尽够了人事，便等着退休。
商鞅变法，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孝公。
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生死相扶，永不背弃，二人之间的信任深厚无比。
渭水河边砍了几百个人头，太子犯法割了太傅的鼻子，商鞅的尺度越来越大，很多人哭着跑去找秦王。
秦王说，啊，有事么，有事去找左庶长吧。
商鞅的回报则是，毫不惜身地办事，成为绝无退路的孤臣。
孝公心中明白，没有他的支持，商鞅便什么都不是。
君臣二人从无猜忌，彼此信任，至死不渝。
王安石与神宗之间，决然做不到这般的默契。
保守派的声音不绝于耳，祖母也时常念叨，“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三人成虎，说得多了，皇帝心里自然就开始动摇起来。
况且王安石的那群部属，活儿也并没有干得多少漂亮，惹下的破事儿一大堆。
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画了一幅《新法流民图》，献给了皇上。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鞅二次变法，发布律法共计11条，最厉害的一条是，废除世禄，奖励军功。
军人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取下他的头作为凭证，可以获得一级晋升。
从此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嗷嗷叫，所向无敌。
商鞅变法，触动了少部分的利益，却给予了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机会。
同时打开了一个增量市场，函谷关后的六国，便是无数的新机会。
这群新的利益者便成为新法的铁杆支持者，即使若干年后，商鞅身死，变革也从未停下来。
王安石变法，则显得十分尴尬。
守着一个存量市场，做的是重分蛋糕的事情，就算百分百完美执行，充盈的只是国库。
民间看不到好处，故而应者寥寥。
没有新的既得利益，新法自然逃不过力竭而亡的命运。
王安石被后世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以及政治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若仅从变法改革而言，王安石的确是充满想象力，蓝图设计精巧无比，但有着超越时代的天真与脆弱，这些缺点在执行过程里显露无疑。
而最重点的是，顶层设计者的决心并没有那么果决坚毅。
客观原因是政治土壤不同，无法做到大权独揽，将反对派彻底打死。
宋朝“数百年不杀一位文臣”，血染渭河，震慑对手，这般商鞅的行径，王安石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王安石总想着事罢后颐养天年，从来都没有商鞅那股“孤臣“狠劲，缺乏一种死不旋踵的气性。
而这份心气，便是王安石与商鞅之间最大的内在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安石》，三浦国雄，2021，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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