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地方上普遍实行推崇乡贤制度。所谓“乡贤”，即地方上德行著称的人物。凡被尊为“乡贤”者，都各以德行纯美、风节高尚、文学拔萃、事功彰显等见著，他们居官为民，居乡利民，沾溉家乡，得到官民推崇，成为濡化地方崇德向善、尚义尊礼的榜样。
民国时期，王国宪、钟衍林、唐品三等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捐资助学和回乡创业的华侨，也为海南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他们也是近代意义上的“乡贤”。
在过去，乡贤是一个地方风气的正能量，即使是在今天，回放历史，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依然是当下感化人心的鲜活教材。
当下返乡创业和从事公益的智识阶层，也是新时代的“乡贤”。
海南周刊从本期开始陆续推出“琼州乡贤”专栏，希冀借此激励人心，改良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海南不是荒岛，而是一个英贤辈出、弦歌不辍的文明之岛。
秦代太遥远了，汉代置郡，唐才设州，宋开府学，历代乡贤，筚路蓝缕，开启文明。及至明代，海南文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进士者有62人，中举人者有594人，因此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
那时海南，乡贤显宦，星斗丽天。明正德《琼台志》记载：“广于天下为远藩，仕籍华秩已少，况琼于广又为远郡。成化二年秋，进薛公远为户部尚书、邢公宥为御史、丘公濬为翰林学士，皆在一月，恐虽天下望郡亦稀。”对此，时论称为“海外衣冠盛事”。
海南乡贤知多少？
这是海南文化盛事，乡贤传奇故事，也是华夏乡贤文化的传奇故事。
唐宋以降，大量移民迁入海南，岛夷土著与内陆移民相互融合，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碰撞，这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大幅度的文教宣扬，使乡土海南人文蔚起。诚如苏东坡所言：“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斑斑然矣。”
 |
| 姜唐佐像。 |
郡志记载：终宋一代，海南中进士12人，中举者13人。明初，朱元璋升琼州为府，尊儒兴学，文教大开，中进士62人，中举者594人。到了清代，虽然由于政治、经济等历史原因的影响而虽有减少，但本岛中进士和举人仍有21人和178人之多。
进士和举人是乡村精英。这些海南乡贤，有第一个举人、苏东坡的学生姜唐佐；有从布衣到卿相，参与军机政务的丘濬；有明代清官，被誉为“南海青天”的海瑞；有被《明史》称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有被誉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钟芳。
这些通过科举进身的精英，仅是海南乡贤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品行高尚的落第举子和德冠桑梓的不第秀才，还有不通文墨但懂道义的走卒贩夫，他们是乡土社会平头百姓称道的乡村贤能。因为他们，乡村跨越狭隘地界，成了文明礼仪之乡。
虽然海岛远离内陆，但郡县史志记载的乡贤很多。清道光《琼州府志·卷三十三·人物志一》宋、元、明“名贤”条记载：宋代，有姜唐佐等名贤7人；元代，有蔡微等名贤3人；明代，有唐谊方等名贤104人；清代，截至道光年间，也有名贤5人。
那是载于府志的“名贤”，不包括《卷三十五》“人物志三、四、五、六”的“忠义”“孝友”“儒林”“文苑”。既然有州府“名贤”，当然也县级“名贤”。民国《琼山县志·卷四·建置志一》记载：乡贤祠祀历代乡贤姜唐佐、陈孚、蔡微、唐谊方等53人。
姜唐佐，海南琼山人。宋元符二年（1099）寻师求学，苏东坡“甚重其才”，赞其文“文气雄伟磊落，有中州气概”，赠联“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予他。姜唐佐不负厚望，夺魁科场，首破天荒。苏公祠陪祀的有两牌位，其中一个就是姜唐佐。
陈孚，海南琼山人。《琼山县志》载：陈孚尝从郡守建阳宋贯之学；得第，乡人慕之，始习进士业，后多甲科，始于陈孚，被祀为琼州府乡贤。
蔡微，宋学士蔡襄后裔。通经史，善文辞，知县李思迪称赞蔡微的文章海南士子未能及，曾纂《琼海方舆志》。
上文首推“首破天荒”的姜唐佐，次点“始启甲科”的陈孚，继提以文章著述赢得盛誉的蔡微，是因为他们率先在乡土海南的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反哺这方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正是无数乡土海南先贤的努力，创造了灿烂的宝岛历史文明。
文化古村与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乡土历史的文明标杆，是连接故园、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千百年来，多少海南乡村精英，他们或求学，或执教，或游宦，或经商，或客居京华，或远走南洋，但不管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最后终会叶落归根。故乡培育他们，他们回报自己的家乡。
|
| 丘濬是海南乡贤中的代表人物。图为位于海口府城金花村的丘濬故居。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
古代琼州有闻名遐迩的四大文化名村，分别是海口市的攀丹村、金花村、文山村和三亚市的水南村。四大古村诞生了丘濬、海瑞、唐舟、唐胄等诸多乡贤，他们以文化事功为乡民树立榜样，成为道德教化的楷模，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数百年来为人称道。
攀丹唐氏，始祖唐震，宋末迁琼，落籍“番诞”。立村于始，唐氏建“唐子藏书楼”，经书数万卷；立攀丹义学，教弟子习读。明代科考，攀丹唐氏有6名进士，其中有2对父子进士。如此衣冠礼乐，名宦蝉联，不仅在琼岛绝无仅有，就是纵观全国，也不多见。
有明一代，攀丹唐氏，崇文重教，丹桂飘香，冠绝琼州，声名远播。丘濬、王佐、海瑞等名贤，均出于唐氏门下，因此赢得“天下无双唐氏，琼州第一攀丹”的美誉。据统计，唐氏子孙任提学、教谕、训导者就有42人之多。先贤造福桑梓，不愧为教育世家。
攀丹英贤，感人至深。唐震乃南宋名宦，“父子修圣贤之学，兴礼教以化黎民，郡人曾立碑颂之”；唐谊方通经博学，称“榕树公”；唐舟清正廉明，归里“无担石之米”；唐胄官至户部右侍郎，曾用20年时间，修成首部郡志，《明史》称其为“岭南人士之冠”。
|
| 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的攀丹村是乡贤唐舟、唐胄等乡贤的故乡。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 |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琼山不知培育了多少乡贤。他们在州府书院勤苦习学，十年寒窗，三更灯火，从那起步渡过琼州海峡，沿着“学而优由仕”的文化阶梯，在京城圣殿扬眉吐气。古村金花，一里三贤，丘濬、海瑞和许子伟就是诸多海南士子的杰出代表。
丘濬、邢宥与海瑞，同为海南“一鼎三甲”。三人中邢宥出仕最早，但也乡愁最浓。邢宥有诗“老来肌骨怕寒侵，无夜家园不上心”，幸得落叶归根。丘濬却没这么幸运，几番“乞休”不允。闻道邢宥去世，丘濬悲痛欲绝：“故人老死我何堪，眼泪汪汪望海南”。
虽然丘濬贵为卿相，位极人臣，名满天下。但是这位海南乡贤，“白头倦值文渊阁，清梦频归学士庄”。荣华富贵，难慰乡思；客居京城，他《客中对月》：“万里思归客，伤心对月华。愿凭今夜影，回照故园花”。丘濬愁肠百结，后来逝于北京任所，魂归故里。
海瑞为官，兴利除弊，廉政爱民，矢志不渝，史称“南海青天”。他正气直节，独立敢行，备棺叩阙，上疏“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死进谏，身受牢狱之灾。后来，海瑞逝于南京任上。乡贤许子伟，崇尚海瑞为人，不畏艰难，千里护棺，让乡贤的忠骨埋于故乡。
古村文山，原名“员山”。山村择址，面水背山，前塘后岭，山水清丽，势如鼎圆，因而得名。始祖周渠，宋末进士。立村以来，文山周氏，人才济济，鼎甲蝉联，家世鼎盛。总结村史，后人把文山历史文化概括为“一仙，二夫人，三进士，十五举人，58贡生”。
有这么多英才俊杰，真无愧为文化古村。众多贤达相互交往，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乡村发展。乡贤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村中先后立有“进士坊”“折桂坊”等十几座牌坊。这么多“人文建筑”，既是奖掖前贤，也是激励后学，成了乡村发展的宝贵财富。
以上三村，皆在琼北，唯独水南，地处琼南，位于崖城，因在宁远河之南而得名。琼岛人文昌盛，水南村贡献巨大。唐高僧鉴真曾居水南一年多。唐李德裕，宋赵鼎、卢多逊、胡铨等朝臣名宦因被奸臣陷害流放崖州而居此，元朝著名纺织家黄道婆曾在水南学艺。
唐宋以来，这种特殊的“贬谪文化”，使水南成了名臣、名宦、学士后代的聚居地，成为琼南文化的发祥地。如今，唐代晋国公裴度裔孙裴闻义的宅院仍在，虽已改成海南裴氏宗祠，但它仍在讲述名臣乡贤的人文故事，讲述胡铨题赠“盛德堂”匾额的历史故事。
|
| 海瑞故居里的乡贤塑像。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
还有琼西，苏东坡谪居三年，与当地士子诗文唱酬，文气传扬至今。《琼台记事录》述评：“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始”。苏东坡的《海外集》留下了他“与老书生良月佳夜，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的历史佳话。
同时，琼西郡县史志也留下了黎子云、王霄等人的乡贤师从苏东坡的历史传记，留下了符确、赵荆等名贤故事，留下了“野鹤进士”黄河清的传奇故事。看来，是名臣名宦培育与造就了海南英贤名士，是海南英贤名士的文化努力，两相结合推动了乡土社会进步。
五里官道，乡贤传奇
孤岛海南，辟处海外，天阻海隔，因而成了唐宋贬官的“海上囚笼”。从昔日的“鬼门关”到今日海南国际旅游岛，千百年来海南乡贤薪尽火传，呕心沥血，架设了穿洋越海的文化通道。明朝末年，为纪念三进士先后登第，官府在三位乡贤的故里修建“五里官道”。
那条始于龙华区遵谭镇坊门村的官道，经云庵直达卜宅，官道条石铺设，长有5里，宽约2米，宽阔平坦，路基厚实。修建五里官道，原因是三个山村出了三名进士。可想而知，当年官道新建，轰动四方，那种场景，激动人心，那受益村民是何等自豪。
追溯历史，偏僻山村出了三名进士，就像黑暗的夜空升起了三颗明亮的星星，那是郡县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为表彰三名进士的旷世功名，乡绅商议，奖掖前贤，激励后学，他们的选择是捐资修路，修建一条贯通三个山村的石板路，作为永久纪念。
用修路的方式奖励前贤，鞭策后学，这是一种朴实的奖励，更是巨大的荣誉。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褒奖，至今仍传为美谈。人们所谈的不仅仅是五里官道，更重要的是文化古道，是人杰地灵。有三名不同年代的乡贤，才有了这条贯通古今的官道。
|
| 海口市遵谭镇涌潭村明代五里官道上为三位进士乡贤所立的牌坊。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 |
云庵村林氏始祖元龙系南宋进士。立村以来，“世昌自五”，说的是自宋及元，林氏第五世祖首开科第，官任教谕，到第十世，林氏令人瞩目。至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世，遐迩蕃衍，科甲愈彰。自明至清，云庵村林氏发散千支万派，熙熙攘攘，人文蔚起。
明景泰五年（1454），林氏过琼第十代林杰考中进士，与丘濬同榜高中。当年，琼州知府曾立“表贤亭”，表彰他与丘濬、邢宥、薛远，并称“四贤俱发轫巍科，接踵要路，猷为足以匡弼时政，风裁足以激浊扬清，文章足以补助道化，实琼人之师，海内之望也”。
宅念村曾氏，自宋末立村以来，亦耕亦读，人才鼎盛。第八代曾英，考中举人，第九代曾鹏，考中进士。明清两朝，曾家本支，二十余世，簪笏蝉联，其间显贵贤良，名标志乘者，代不乏人，被琼州乡贤南京礼部尚书王宏诲誉为“一年两捷报，四代五登科”。
明正德九年（1514），曾鹏科场夺魁，初任龙溪县令，曾鹏缓征薄敛，百姓称道；升任刑部主事，执法不挠；任福建副使，断狱如神，官声载道；贵州任上独闯贼营，贼众俯首。郡守赞其“达以济世，退以安身，真乃神仙”；海瑞称赞“鹏为先辈，以为师法”。
坊门村何氏，始祖何兴系南宋进士，授朝议大夫。《琼山县志》载：南宋年间何兴遭谮谪琼，任雷琼副使，任满落籍琼山。何兴次子何一鹏，理宗宝祐元年（1253）中进士，居坊门村。历史记载，宋代坊门何氏二进士，加上明代何其义，坊门何氏，一门三杰。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坊门何其义考中进士。初任知县，访贫问苦，惩处奸恶，心系学子，捐献薪俸，募集资金，兴建县城学宫。因为政绩突出，调任花柳繁华之县，依然冰清玉洁，节操自律。曾与许子伟合力，创办京城琼南会馆，琼州学子赴京甚得其便。
天下道路万千条，万千条路万千里，但这短短“五里石道”，具有非凡的人文价值。数百年来，人们对“五里三进士”津津乐道，实则是对古村乡贤，对乡贤文化津津乐道，是对振兴家乡，对教育子孙津津乐道。唯其如此，五里官道成了琼州历史的文化通道。
解读乡贤文化
特约撰稿 蒙乐生
“乡贤”，是历史名词，也是时下热词。
历史上的“乡贤”，原先是东汉时期封建王朝对文武官员中的“廉臣能吏”，或是对“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在其过世之后赐予的一种“精神嘉奖”。
获得这种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极高评价。这不仅是对享有者，对享有者的家族，而且对享有者的家乡，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自古以来，国人尚德敬贤，敬重有德有才的社会贤良。《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武帝复诏举“贤良”，也称“贤良文学”。历汉而晋，历朝历代，诏举贤良，称为善政。
晋代李密，曾仕蜀汉。晋移蜀祚，晋武帝以其博览五经，孝亲敬祖，征召入宫。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供养，上表陈情，辞不赴任。相传，晋武帝阅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钦命郡县官吏供养李氏祖母，华夏历史因此留下“贤良”故事。
古代中国原是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传统农村的组织架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的关系而长期存在。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贤良，李密就是他们的偶像。他的奏疏《陈情表》以理动人，以情感人，成了乡贤文化中孝行天下的代表作。
蜀汉贤相诸葛亮，勤政爱民，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为兴复汉室，两次率师北伐，前后两篇《出师表》，情意真切，言辞委婉。他规劝后主，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同时表达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诸葛亮是两朝老臣，忠贞不渝，以身许国，魂断疆场。李密则“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祖母有幸尽其天年。解读乡贤文化，后人留下了“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感慨。
李密孝亲，感动晋武帝；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范仲淹出将入相，功满天下。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尚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难怪朱熹称范仲淹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幼年家贫，求学“划粥割齑”，当官后俸禄虽厚，但仍克勤克俭，毕生“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省下余资“置义田，兴义学”，解族人之困，促学子读书。一代名相，清贫如洗，无资葬埋。韩琦含泪祭祀，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直言朝政，痛斥时弊，陈“十事疏”，主张推行法制，整顿吏治，加强武备，巩固边关，减轻傜役，扶助农桑，史称“庆历新政”。虽然，范公有功社稷，有益民生，但却因此触犯权贵而遭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劝他缄默，范仲淹答以《灵乌赋》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现了旷古名贤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南宋陆游，自幼立志报国，始终坚持抗金，屡遭排斥打击。在抚州任上，春旱秋涝，灾情严重，百姓饥困，陆游因“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而遭贬。晚年退居乡里，仍然念念不忘“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仍然念念不忘收复中原，最后留下“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叹。
不管是李密、诸葛亮，还是范仲淹、陆游，他们所言所行，所代表的是古代贤大夫的精神风骨和道德情操。他们是国家栋梁，他们是乡村贤达，宋代张横渠为此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概括，是他们的共同理想。这就是历史文化，传统乡贤文化，是几千年来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极可贵的道德文化。
乡贤感人，但乡愁难熬。唐代诗人崔颢，登楼眺望，乡愁袭来，忧思顿生，不禁长叹“日暮乡关何处是”？家乡遥远，烟波迷茫，不由使人想起刘皂“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是啊，十年羁宦，日夜想家，“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乡贤是乡人，是古代的乡村人。虽然乡贤文化难免乡愁笼罩。但它曾为乡土社会稳定、中华文明传承起过重大作用，产生积极影响。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即便是没有显达的乡贤，他们也以其特有的文化良心，维持乡土社会礼仪秩序，教化邻里，造福一方。
传统乡村不是僵化村落，而是有故事的心灵家园。可是，现代都市像强力磁铁吸走了乡村精英。乡贤走远了，好在“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发出了召唤。为此，解读乡贤文化，弘扬乡贤精神，书写乡贤传奇，抒发乡土情愫，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