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出生入死的先锋官
1958年10月17日，一架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途中发生了空难，飞机上的乘客无一生还。这架飞机本来不应该起飞，由于天气不好，这一天稍早些时候，航班曾经被取消过一次，现在看来，这之后的复航显得多少有点勉强。
飞机上的乘客是中国文化访问团的成员。团员们在收到飞机复航的消息后，不辞辛苦，再次来到机场，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
在登机前，文化访问团的团长跟母亲和妻子道别，他说：“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本来是一句由于飞机航班曾经取消而生出的笑话，但是一语成谶，飞机刚飞离中国和苏联的边境，便由于故障从万尺高空直直地坠落下来，团长和家人的告别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郑振铎（1898—1958））
半个月后，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想起这位团长，仍然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凌晨五点，他坐在书桌边写下了一首悼念诗，“粉身碎骨英雄气，百炼千锤斗士风。走石飞沙留侠迹，上天入地建奇功。”这位团长的名字叫做郑振铎。
把古卷旧书读“活”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郑振铎这个名字，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几对燕子飞倦了，落在电线上。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成了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歌”，这段耳熟能详的文字，就是出自郑振铎的《燕子》一文。和“小燕子，穿花衣”一样，郑振铎生动地让小燕子的形象飞翔在读者童年的时光里。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郑振铎的意义是巨大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拉开了帷幕，很多青年文学家开始致力于创造新的文学，同那些旧文学作斗争。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了三五年之后，其在理论方面的建树虽然有目共睹，但总显得缺少一些“实绩”。这时，不但旧文学的势力再次抬头，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没有前途的；连那些曾经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的一些人都开始动摇起来。在这个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那个人，就是郑振铎。郑振铎性格儒雅且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面对形形色色的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作家，郑振铎在人际关系上游刃有余。虽然这些作家各自观念不同，甚至思想上还存在着冲突，但是，他们都团结在郑振铎牵头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旗帜之下。“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团体，叶圣陶、周作人、茅盾等人都曾经是这一团体的成员，在“文学研究会”蓬勃发展的背后，郑振铎的贡献是巨大的。
（郑振铎自题草稿）
然而，在新文学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时候，郑振铎却选择了“急流勇退”，将目光投向了旧文学。这并非是郑振铎思想上的“急转弯”，他早就注意到，“国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却最能够得到当下中国人的认同；但“国学”中糟粕也甚多。郑振铎希望能够从这些旧的文字中读出新意，从“国学”中找到真正属于民众的文学。为此，他再次潜入古卷旧书之中，试图把这些死掉的文字给读“活”，为启迪民众的精神和再造中国的灵魂服务。
从文学家到藏书家
正是由于往返于新旧文学之间，郑振铎对中华文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眼看着中国新文化的燎原之火已经被点燃，自己却退居幕后，另辟蹊径，用学术来为中国新文化打边鼓。
郑振铎的学术之路起步于“俗”，在他留下的皇皇巨著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研究。郑振铎倾心于俗文学，和他深厚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是几代却都以诗书相传。郑振铎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对他的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小学到中学，郑振铎都在故乡温州最好的学校里学习，到了大学，母亲还把郑振铎送到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北京。可以说，郑振铎的少年时期是在书香中度过的，这使他一直以来就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郑振铎最钟情的就是小说与戏曲。虽然在传统文学中，这些都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技”，但是郑振铎却在这些“小技”中品出了味道，他重点关注了古典小说和戏剧的版本、目录、校雠等问题，并从中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戏剧的来龙去脉。同时，郑振铎还发现，在这种不被所谓“正统”重视的文学形式内部， 蕴含着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通过研究旧文学，郑振铎还对新文学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反思。
虽然听起来枯燥，但是郑振铎却乐此不疲。在对古典小说和戏剧的研究过程中，郑振铎不知不觉地就攒下了海量的珍贵文献，并在中国的藏书界获得了鼎鼎大名。他所著的《西谛书目》更是被后来的藏书者们奉为经典。与那些自诩为藏书大家的人相比，郑振铎对“藏书”这一事业感情更加纯粹，没有来自于经济和猎奇等方面的“烟火气”，更多地是一种爱好和一种学术自觉。藏书界钟情于宋版书籍，有道是“一页宋版一页金”，每每有宋版面世，总会引起藏书界的轰动。然而，作为藏书大家，郑振铎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收集着与自己学术研究相关的书籍。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
在郑振铎不幸遇难之后，他的夫人高君箴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生前所收藏的十万余册书籍和珍贵的字画、文物等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可以说，无论是作为文学家的郑振铎，还是作为藏书家的郑振铎，都展示了中华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
（郑振铎作品（资料图））
英勇的斗士
在人们的印象中，郑振铎是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但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时，他又总是金刚怒目，无论是面对着怎样的敌人，他都毫无畏惧。有朋友回忆郑振铎，说他“永远是出生入死的先锋官，为追求理想而在多方面战斗的一位带头人”，周恩来在诗中也称其为“斗士”。
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年代，选择了共产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危险。郑振铎是《国际歌》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之一。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郑振铎带头走上上海的街头，率领青年朋友们抗议游行。他没有想到的是，敌人的枪口正瞄准他，当他在宝山路上举旗呐喊的时候，一颗子弹擦肩而过。但这并没有让郑振铎畏惧，他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了抗议信，以毫无缚鸡之力的双手与反动势力持续斗争，郑振铎的行为被称作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而他本人也因此被迫流亡海外。
所谓文如其人，在郑振铎的著作中，寄寓了他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关注，常常有一种孤愤的情绪贯注其中。郑振铎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是在平静的书桌上写完的，譬如他那本《文学大纲》，四卷本的篇幅，从有到无，在这一过程中，郑振铎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风暴，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经历了被迫流亡海外的愁思苦绪。读者在阅读这本学术著作的时候，在震惊于郑振铎丰富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之外，还会感受到那种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愤慨。郑振铎在这种愤慨中进行学术研究，将一种来自民族精神内部的力量注入作品，并传达给读者，他的书正是这位斗士一生坚忍不拔精神的写照。
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新媒体编辑\实习生 于昕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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