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机器人智能的核心是以推理、规划为代表的智能方法和算法，但是其智能体系结构、传感器技术应用，以及基于多种传感器的智能行为等同样是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还远未达到完全替代人脑思维的水平，所以对智能机器人的设计仍然需要本着“人机共存”原则，充分发挥人类和机器人智能各自的优势，重视人类在系统中的作用。
在典型的智能机器人体系结构中，由总任务层负责协调各分系统的工作，各分系统分别是规划系统、运动学计算系统和伺服控制器系统。每个分系统又包含两个子功能模块，即信息集成功能和任务分解功能。系统各部分的协调工作包括：
下达给系统的任务通过任务分解功能进行逐步分解，细化为不同的子任务，同时配置各个子任务的协调关系。根据分解的任务要求，信息集成功能对各种传感器信息进行采集、处理、整合，分析和存储与环境和自身相关的各项数据内容，供任务分解功能使用，针对突发的意外事件，该功能模块将会将事件识别结果发送给任务分解功能同层模块，方便后续的业务实现。
尽管目前的人工智能尚是一种弱人工智能，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治理风险。人工智能的五大治理风险：隐私保护、数据泄露、伦理问题、数据战争和国家能力。消费者在入住酒店时发现“同房同天不同价”，实际上是酒店根据消费者数据形成的用户画像，提供了不同价格。这就是涉及数据伦理的典型例子。此外，基于数据的算法推荐会使人们看到的世界变得片面、不完整。
尽管“法律人格论”者言之凿凿，且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智能机器人具有了某些与人类相似的特征，但这些机器人根本不同于具有生命的自然人，也有别于具有独立意志并作为自然人集合体的法人等非“人”实体。因而，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承认机器人的权利“能力”并赋予其所谓的权利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机器人与“人”具有本质差异，它们不可能成为“理性的人”，既无法区分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等复杂的道德观念，也不要指望它们拥有难能可贵的同情心。毕竟，“人代表……一种具有理性思考与反省能力的智慧生物”，只有“人”才具有灵魂、目的性、意识、感情、利益以及自由意志。正因如此，“只有人类能够触及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他们辨别着、选择着、判断着……”。独特的思考能力、自我意识、自省能力以及自尊等特质奠定了人类享有某种程度人格的哲学基础，意味着每个人与生俱来地拥有相同或同等的权利“能力”，他们平等地拥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自然权利。这表明，人格对于人类而言是自由的、平等的、包容的。然而，较之于“人”，机器智能充其量是一种演绎智慧，只能对数据进行无理性、无情感的枯燥处理，无论其具有多强的感知能力、深度学习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自主性都不过是对人类某些认知行为的模拟，根本谈不上运用自由意志以及所谓的道德知识在道德两难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总之，机器人不可能与人类签订互相赋予权利的契约，而且，其作为人类工具的原初地位无法改变，并且没有不容破解的内心秘密。
进一步而言，基于人类自身利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禁区必然要避免机器人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因为一旦“人工智能有了'我’的概念和意识，不仅是对人的模拟，而且也具有了人的核心内核。在这个层面上而言，人工智能就在个体上可以成为另一个物种的'人”，此时，它将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人类恐将“沦落为技术'眼中’的他者”，人类的生存将因此而受到实质性威胁。可见，无论机器人多么智能，其限度必然是不得等同或超越人类地位，因为一旦对人类主体地位构成威胁，它们就会失去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系统中所有的系统层级、功能模块共享同一个全局数据库，数据库中存放和管理与外部环境和系统状态相关的所有共用全局数据。操作人员可以利用人机交互接口模块，采取多种形式参与系统的各个功能环节。为适应和扩展多种传感器设备，降低数据处理的复杂性，特将传感器及数据处理模块独立于体系结构之外。
综上所述，智能机器人体系结构的设计，实现的是对机器人软件、硬件的宏观整体协调，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组织系统架构，使得系统结构不会因为要求的改变而做过多的变化和调整，降低系统的复杂程度，是一个可以快速扩展新技术的开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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