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勇原创丨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

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

文/王明勇

【博士观点】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脊梁的这些人，无不难能可贵，无不可歌可泣，他们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与之相反，两晋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所谓风流名士，一天到晚洋洋得意于四处清谈，但却只是泛泛而谈地讨论国家大事，而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因而被“书圣”王羲之贬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更被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先生以“清谈误国”四字，一针见血地将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一名普通人，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所能而且所应去做的，就是为人处世既不哗众取宠，也不夸夸其谈，而是脚踏实地，学以致用，遇事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

【话题缘起】在不少地方，我都曾对王士弘的广泛涉猎和博闻强记给予过很高评价，这是他积极进取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但也不可否认，我在不加掩饰喜悦地对他给予肯定赞许的同时，也对他的前途命运抱以深切忧虑，既怕他不能学以致用，更怕他“思想跑偏”，成为毛泽东主席掷[zhì]地有声的著名论断“如果（知识分子）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中的为人所不齿之人。

关于“思想跑偏”和不能学以致用问题，我跟王士弘沟通交流很多，也对他提醒引导很多。其中一次是在王士弘高一考试结束后放假期间，我带他回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酒足饭饱后，我与弟弟、妹妹和弟媳、妹夫等一大家子人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儿，妹妹的孩子则在摆弄着手机上网课，唯独王士弘在手捧书本看得津津有味。弟弟明荣把书拿过来一看，发现王士弘正在旁若无人欣赏阅读的，竟然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不言而喻，在以短视频、微信聊天等为代表的手机文化泛滥成灾的当下，王士弘能在没上高二之前，就把远比手机文化枯燥乏味不知多少倍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读到津津有味，足以让我为他感到骄傲自豪。事实上，像这样枯燥乏味的人文哲学类书籍，就连一般大学生乃至硕士生、博士生，如果不为应付考试，恐怕都不会主动自觉去读。正因如此，我才对他不吝溢美之词。

撇开《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是否枯燥乏味不谈，仅在手机文化泛滥[làn]成灾的当下，王士弘能用业余时间在看纸质书，就已经让我心满意足，毕竟纸质书才是真正能够源远流长的文明载体，也只有通过纸质书才能实现文章精读，才能让你更加准确完整地读懂文件内涵，才能让你查找到真实完整资料，才能让你获得更加全面信息，而这，才是学习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科学严谨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另外，阅读纸质书，可以让你在圈点划线标重点的同时，获得内心安宁与美学享受，不会像以微信、抖音或电子书为代表的快餐文化那样让你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我是深有体会的过来人，我有足够资格和真实案例告诉您，如果想在学业上做得更好，在事业上走得更远，就请发自内心地相信我这句天地可鉴、日月可表的大实话，并请认真踏实平心静气地去读纸质书。

在由寿光老家开车返回青岛的路上，我有感而发地告诉王士弘：“如果说知道读书是人类成长进步的阶梯是一种思路，那么知道为谁读书和怎样把书读到更好，就是一种问题解决办法。”

【现身说法】我之所以说要想实现文章精读和查到真实完整资料，就得去读纸质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例为证。具体而言，2005年我在办理一个出典事实发生于1951年，当事人书面约定“到期不赎，视为绝卖”的出典房地产确权纠纷案件过程中，亲身经历的以下两件小事不仅值得引起足够警惕，而且足以证明我所提倡的读书就读纸质书的意见建议完全正确。

第一件事，是我在办案过程中偶然发现与纸质书相比，网上资料并不齐全。我在研究论证案件或者准备重要发言时，总是有个凡事都要穷尽证据，任何数据资料都必须逐一审查核实的良好习惯。我觉得一名执业律师如果做不到以上两点，他就不可能做到言之有据和侃侃而谈（据百度百科，侃侃而谈是指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地说话）。

具体而言，由于我办理的这个“到期不赎，视为绝卖”的旧式典当案件，在法律性质上与现如今满大街都是的典当行所做典当并非一个相同概念，属于历史遗留的疑难复杂问题。关于本案的疑难复杂，曾在青岛中院、山东省高院和海南省高院等多个法院立案庭担任过领导职务，堪称见多识广的王庆三先生在见到我们的起诉状时说：“像您代理的这类旧式典当案件，在文革结束后开始陆续出现，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后逐年递减。在我印象中，青岛中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就没有再受理过类似的旧式典当确权案件。您这案件之所以拖到2005年才提起诉讼，恐怕其中一定有它不便言说的疑难复杂。”

由于年代久远，而且疑难复杂，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即便大学教授等老一辈法律专家，他们对于旧式典当案件往往也是一知半解，像我这样的后学晚辈，要想办好这个案件，必然需要恶补历史知识和准确了解法规政策。在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解释大全》，核实网上查找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过程中，我才十分惊讶地发现，网上资料并不齐全，有些司法解释明明书上有，但却网上无！很显然，这是工作人员在将纸质资料录入电子系统时工作失误，或者自以为是地认为有些资料不太常用，所以故意选择性忽略。可见，要想查找准确完整资料，就得去看纸质书。

第二件事，是我在办案过程中偶然发现政府机关的资料上传存在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的资料在网上无法查找。以公安户籍资料为例，出典人李先生既有名，也有号，据说在出典当时，起码是在青岛台西当地，无论单呼其名，还是仅称其号，人们都会一清二楚这是在叫李先生，所以他在《典当契约》上是亲笔签名，而在《收款收据》上则是落字为号，这在出典当时没有任何问题，也绝对不会赖账，但在出典54年之后的2005年提起诉讼时，名与号的问题，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麻烦，承典人要想得到案涉典当房产的所有权，就得证明《典当契约》上的签名人，就是《收款收据》中的落号者，否则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更为疑难复杂的是，按照法律规定，提起诉讼必须要有明确而具体的被告。就本案而言，委托人杜女士一家在1951年从李先生处承典案涉房产之后不久，就遇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改造，之后又是破四旧和斗私批修，再之后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间一度出现越穷越光荣，越穷越能证明出身好的不正常现象，以至于人人自危，害怕被人指称为富，所以早就与出典人李先生断绝了联系。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名正言顺地主张承典房屋的产权时候，却发现李先生已如过眼云烟，早就无从查找了。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从文革结束后可以主张承典房屋的产权开始，一拖三十年而未能进入正常的行政或者司法程序，就是因为承典人杜女士一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并且更换过多名房地产专业代理律师，但却一直未能查询到出典人李先生、李夫人及其子女的任何信息。

没有明确被告，就无以成讼。在2005年委托我们代理案件前，杜女士聘请的那些房地产专业代理律师，虽然也都十分清楚要想找到出典人一家的身份信息，就得去公安机关查询户籍资料，但是却都无功而返，因为他们到公安机关网上查询李先生及其继承人的结果，都是查无此人，所以起诉时间只能一拖再拖。

后来，我们通过线下查阅纸质资料发现，李先生在出典房屋之前共有八名子女，分别生活居住在黑龙江、安徽及青岛等天南地北的不同地方，李先生及李夫人离世后，只有二女儿居住在青岛市区，小儿子户籍虽在青岛市区，但是人在山东省诸城市工作居住，这些信息此前代理律师之所以查找不到，原因很多，比如：

台东商圈的热闹繁华由来已久，因此我敢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岛本地人，虽然很可能没人不知道台东，但却不一定有人知道青岛行政区划中还曾有过台东区，因为早在1994年4月23日，台东区就被国务院批准撤销。我所代理的这个案子的典当房产和当事人都属于比这年代更为久远的台西区，而台西区早在1963年2月即被撤销，其所辖区域被划入市北区和市南区。我们知道，行政区划发生变动，其所辖街道办事处与公安派出所等基层组织也会随之改变，档案资料也就随之转移，别说1963年撤销台西区，就是1994年撤销台东区时，办公电脑也属凤毛麟角，相关资料不可能上传到网，等办公电脑逐渐普及，过往一切都成历史，现在的资料上传到网尚需假以时日，过去的事情必然无暇顾及，这就有了相关资料不予上传到网的主观理由和客观情况，因此，在我们之前的代理律师到公安机关查找不到出典人及其继承人的身份信息，属于客观正常情况。反过来讲，在网上查找不到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要想找到出典人李先生或者继承人的身份信息，必然就是大海捞针。

由前述情况不难看出，在我们之前的代理律师，虽然都有去往公安机关查找出典人身份信息的清晰明确办案思路，但却均未找到能够查到资料的切实有效办法。接受委托并了解以上情况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xī jìng]，否则绝无突破。具体而言，是我想起了一句耳熟能详的老人言，说的是“山不转，水转！”

当时我想，不管行政区划如何调整变更，案涉房屋的位置坐落并未改变，要想找到出典人李先生一家的身份信息，就得根据这个位置坐落去找曾经的主管派出所。我虽然是由山东寿光应征入伍来到青岛的农家子弟，对于青岛的人文地理很不熟悉，但是我有一个思路相对灵活的大脑和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更有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良好学术习惯和一个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端正学术态度，所以我就能够扑下身子，通过朋友去找那些从青岛市南、市北公安分局离退休的老公安学习请教，要知道他们可是活地图一般的行家里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请教的那些行家里手中，有名刚从市南分局退休不久的老公安，他不仅概略知道我想查找的那些资料目前应存放于哪个派出所，且其本人曾在该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又跟现任所长相当之熟，所以就请他出面帮助打探资料的具体下落，之后再带着调查函去派出所“按图索骥”，结果不言而喻。

从上述过程看，要想办案成功，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

关于想问题办事情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老鼠想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这个寓言故事，很能说明一切：

某地有一群老鼠，也有一只凶狠无比、善于捕鼠的猫，眼看鼠子鼠孙被猫抓捕吃掉的越来越多，胆战心惊的老鼠们就聚在一起商讨对策，研究讨论如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老鼠们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谁也没有猎杀猫的力气和胆量，于是退而求其次，只想提前探知猫的行踪，以便早作防范。这时，一只头脑活络的老鼠提议说，只要在猫的脖子上挂上一个铃铛，便足以解决问题，因为猫一来，铃铛就响，一听到铃铛声响，它们就可以立即遁洞而逃，这就不会再为这只凶恶无比的猫感到恐惧苦恼。闻听此言，众鼠齐声叫好。没想到在一片叫好声中，却有一只不识时务的年轻老鼠突然发问：“那么谁来给猫挂铃铛呢？”顿时全场一片肃静，因为谁也不敢冒死担此重任，所以此议只能不了了之。

毫无疑问，把铃铛提前挂在这只猫的脖子上，的确不失为一个疯狂而大胆的创新思路，但是怎样才能如愿以偿地把这铃铛给猫挂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解决办法。有思路而没办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然，现实生活中不光有思路，而且有办法的成功案例，也是不胜枚举。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同样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

话说明朝时期，一名在任知县不小心得罪了下属黄某。没想到黄某怀恨在心，趁给县衙打扫卫生的机会，偷走了知县大印。在古代，官员丢了大印可是杀头之罪，非同小可。知县知道大印被偷后，虽然怀疑盗印确系黄某所为，但却没有任何办法：来硬的，把黄某抓起来，人家就是不承认你也没办法，毕竟知县没有抓住黄某的盗印手腕，最后还是要由知县承担官印丢失责任；来软的，好言相劝，动之以理、晓之以情也不一定能行，因为黄某的盗印目的，就是要狠狠地报复知县。而且一旦把事情摆到明面上来谈，就等于把官印丢失的事情公之于众，知县死期更快。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师爷给知县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在天刚放亮的时候，派人在县衙里放一把火。火起时候，立刻召集人马前去救火。等队伍集合完毕，知县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盒子当众交给黄某，说：“你好好保护官印，不用前去救火！”

知县带人前去救火后，黄某就好奇了：明明是我偷拿了官印，怎么还要我来保护官印呢？于是就好奇地打开盒子一看，立即发觉上当了，因为盒子里面居然空空如也！虽然盒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是所有人都看见知县亲手把大印交给了黄某保管，等他救火回来故意当众打开盒子一看发现里面没有官印，自己必然要负官印丢失之责，黄某这才知道自己是被知县明明白白地给活活算计了。所以，立刻跑回家去拿出大印放进盒子里。知县不仅用一把火顺利找回官印，同时也给黄某一个就坡下驴的台阶，不失为高明至极的棘手问题解决办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刻反思。

关于《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这个话题，很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思路和办法本身就是完全相同的一码事，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绕来绕去地浪费笔墨口舌。对此观点看法，我并不认同，我认为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觉得如果将思路比喻为足球比赛中的盘带过人，办法就是临门一脚。毫无疑问，足球比赛中如果缺少这临门一脚，那么再漂亮的盘带过人，归根结底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为了更加准确具体说明问题，在此与众分享我切身体会的一个真实案例，主要意思是说某网络军事大咖的长篇专著，看起来面面俱到，鸿篇巨制，实则哗众取宠，误人子弟。具体而言，2008年2月，我在奉命离开舰队军事检察院正团职主诉检察官工作岗位，牵头组建海军北海舰队法律服务中心之后，为了尽快拓展自己的军事法律顾问知识面，尽快提升自己服务保障首长机关依法决策和部队军事行动的能力水平，我就想方设法利用点滴时间，广泛涉猎与海军有关的军事法律书籍，其中读得最为仔细认真，也曾抱有最大收获希望的一本书，就是看起来博学多才，曾在广播电视上频频露面，被誉为海军军事法律专家的某网络军事大咖那本长达500余页的军事法律理论专著，这本书如果是外行人阅读，很可能会被带节奏，并由此收获大加赞赏，但在像我这样的军事学硕士出身，既当过潜艇全训副艇长这样的军事指挥军官，也曾在执业律师岗位深耕多年的求真务实者眼里，却是失望至极的“有思路，没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关于《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这个话题，我还可以写到更多有血有肉的真实案例，但是本着“行有所止，言有所界，凡事有度”的原则，并考虑为尊者讳，为女士讳，为国事讳等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只好就此打住。

回到对于高二学生王士弘的引导教育话题，我觉得为人处世“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这个问题，至少应当提醒年轻人想方设法克服以下三种不良倾向：

一是读书虽多，但却夸夸其谈，只是作为哗众取宠的资本，而不能将其化作治国安邦之良策。我有一个曾经的朋友读书甚多，多到让当地新华书店的员工都为之侧目，但却只知夸夸其谈，而不能将其转化为治国良策或济世良方，加之命运多舛[chuǎn]，结果被人讥讽嘲笑为“这书都读到狗肚里去了！”

二是只知纸上谈兵，而不能学以致用。读书做学问，目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归根结底在于一个用字。我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与导师的唯一冲突，就是导师认为博士论文不需要人人看懂，有那么三五个人能够看懂，给你打个及格分，就能堂而皇之地博士毕业，而我不以为然，坚持素面朝天，主张学以致用，文字简单。此学术观点，至今未变。

三是为人处世，不能有思路而没办法。在汉语成语中，有个非常切合今日之主题的房谋杜断，意思是指唐太宗时，名相房玄龄多谋，而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济谋，传为美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是唐太宗，也不是什么豪门大户，绝对没有唐玄宗这样的房谋杜断优势资源，所以只能自我加压，自我完善，不仅要善谋，而且须善断。通俗地讲，就是不光有思路，还得有办法。

（2023年4月5日写于清明节）

【作者简介】王明勇，男，山东寿光人，曾服现役30年，工学学士、军事学硕士、法学博士，资深律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曾任潜艇全训副艇长、海军北海舰队军事检察院正团职主诉检察官（四级高级检察官）、海军北海舰队法律服务中心主任，2016年12月退出现役后牵头创设山东水兵律师事务所并兼任律所主任、党支部书记，2011年被中宣部、司法部表彰为“2006-2011年度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被解放军四总部表彰为“2006-2011年度全军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