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
文/陈于贤
（一）
我家五姊妹中，二哥排行老四，生于1959年10月。听妈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一年，能生下二哥已是奇迹，要不是我父亲当时在乡政府工作，每月有二十七元的工资，也许我二哥便会和同村的几个同龄孩子一样在当年就饿死了。可能由于营养不良的缘故，童年时的二哥会时常生病，好在每次吃了药或者吃点好的二哥的病就好了。但是，因为那是缺吃少穿的年月，所以二哥的身体一直都是特别的瘦弱和多病。
1962年12月，身为中共党员和乡干部的父亲因为一封写给毛主席的建议信遭到了查处。而且，因为父亲之前在某些场合有公然反对吃大锅饭、大跃进的言论，还以革委会副主任和驻村干部的名义大胆组织部分村民分田到户，实行交足国家的，剩下全归自己的生产方式，尽管这一行为也得到绝大部分农民的热烈拥护，却也成为被人揭露使父亲遭罪加一等的依据。被关进县城看守所后，父亲的言行和写给毛主席的信因为有反对“三面红旗”的嫌疑被定为了反革命纲领，被县法院判了十六年。此时，父亲刚满二十八岁，二哥才三岁多，大姐才十一岁，大哥九岁，二姐六岁，我还在妈的肚里怀着，直到1963年出生。从此，家里的顶梁柱很不光彩地走出了这个家，走向了离家数百里之外的大路沟煤厂，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煤井下的劳动改造。
据母亲回忆说，在父亲从县城看守所用囚车拉走的那一天，母亲被通知见了父亲最后一面。那天，在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徒步跋涉后，母亲来到了守卫森严的看守所门口，此时，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冰冷的小雨，悲伤的母亲将装有父亲衣服的包裹交给那里的看守后，在阵阵寒风中流着眼泪等到了被押送到看守所值班室的父亲。相见的那一刻，母亲看见了父亲白纸一样的脸，看见了父亲憔悴的面孔以及喷涌而出的眼泪，听见了父亲向母亲低声留下的一句话：“请相信我，并转告儿女们，我无愧于党，无愧于群众！儿女们就交给你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囚车，母亲失声痛哭，差点晕死过去。
十多个小时后，父亲被带到了大山脚下的监狱，开始了艰难的被强制性的劳动改造，而且是千米深处的煤井之下。两个月之后，父亲向家里写回了第一封信，父亲说，这个家他已无力照顾了，这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愧疚和遗憾，希望母亲找一个好心肠的人家改嫁，把家里的孩子抱出去一个或者两个，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五个孩子都能活着，都能长大成人。看了父亲的信后，母亲泪流满面，坚定地否定了父亲要她改嫁的想法。但是，要养活这五个孩子，在那缺吃少穿的年月实在太难太难了，面临一贫如洗的境况，抱出去一个或者两个未尝不可，于是，快满四岁的二哥成了首选。
接下来，母亲召集一家人开会，把父亲写回的要把一个或两个孩子抱出去的信由大姐念给大家听，一家人开始沉默，继而是读完信的大姐的呜呜哭声，接下来是大哥二姐二哥开始跟着哭，再后来母亲也放声地痛哭起来了。母亲回忆说，这哭声持续了好一阵子，引来了邻居的劝说，也惊哭了还在襁褓中的我。好心的邻居劝住一家人的哭声后，母亲做出一个决定，要求还在读小学的大姐和大哥从此不再读书，帮助家里喂养猪牛和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只有九岁的大哥当即表态不去读了，成绩较好的大姐却迟疑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流着伤心的眼泪痛苦地接受了不再读书的决定。
那时，尽管一家人都很努力地劳动，包括每年喂养的一两头肥猪全部交公，但因哥哥姐姐的年龄太小生产队给评的工分实在少的可怜，所以根本无法挣足生产队规定的工分，每年都要向生产队补两百元左右的钱，于是，该分的部分基本口粮被扣留，一家人只有靠着省吃俭用度日，几乎每年青黄不接时我们都不得不在好心的邻居那儿借米借面，家人生病了很多时候方子挖些草药医治，但是，一家人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了，几乎每天都有人病倒在床。
为此，通过书信得知情况的父亲写信回家责问母亲为何不按他写回的信去做？为何不把无法养活的孩子抱出去？母亲回信说，抱哪一个出去她都舍不得，大的已经可以帮助挣点工分，小的还太小，怎么忍心抱出？（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陈于贤，男，生于1963年，笔名沉燃，四川渠县人，先后在“四川文学增刊”、“大巴山诗刊”、“宕渠诗丛”、“渠江文艺”、“达州地税”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应渠县作协之约采写的《大山深处的期盼》被四川省作协出版的脱贫攻坚专刊采用，应渠县政协约稿采写的《一个爱心故事的主人翁》被集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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