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要有趣味。我认为最美好的事就是能够在心中留下一些有趣的回忆。如果活得足够长，老了，独自躺在躺椅上，看着蓝天白云，想起某件事，自己能偷笑一下，是很惬意的。
对阵
——《故乡印记》之二
文/黄银楼
我说的是两个村的孩子对阵。也可以说是对垒。
那时更没有电子产品。村里的孩子的娱乐方式，不外乎捉迷藏、看把戏、看电影、听盲人说书、抓鱼摸鸟、偷瓜摸枣之类。像游泳之类娱乐，是分季节的。而最刺激的，要数两个村的孩子对阵打仗，这是不分时间地点的。
双方主力军大多在十五六岁左右的半大小子，偶尔有十八九岁的，人数很少。那时的农村，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十八九岁就找对象了，而且大多是在邻村或本村找。有对象的人还领着孩子瞎闹，让女方本人或是其父母知道，可不是弄着玩儿的。
每个村都由年龄较长的孩子当头目，带领大家装模作样地走走队形。为鼓舞士气，头目会给新入伙儿的孩子用薄纸板儿做一顶平顶帽。如果因为放哨发现了敌情，或是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头目有时会奖励手下一把小兵张嘎那样的木头手枪或是在平顶帽上别上一颗铝质的红五星，让小伙伴们羡慕好长时间。
两村交战，不用来使，不下战书，不擂战鼓。但是双方“战士”，均是来之能战，随到随打，且骁勇无比。
一般都是黄昏或夜晚，两村各三五个孩子不期而遇，先是拉开架势，对峙对骂。如果一方优势明显，则是越骂越近，劣势一方，且骂且退。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则越骂越远，各自向各自村子后退，待双方离开四五十米，各自站定，继续骂阵。吵闹声引来援兵，或在大路中央，或在田地里，拉开架势，开始扔石头土块儿。孩子们机灵，大多数能躲过石头。但也有倒霉的，正好碰上左中右石块齐飞，“噔”的或“啪”的一声响，有时捂着腿撤到后方，有时额头直接流血，败退而走，其他人迅速顶上。但如果一方体力不支，或是头目受伤，则一哄而散，在对方“嗖嗖的”飞石声和杂乱的叫骂声中，落荒而逃，方才宣告战事结束。然后很长时间，双方不敢单独从彼此村子路过。
那时是孩子多，都是在外面摔打，也没有偷孩子的。全不是现在孩子这般金贵。父母出去干活或是赶集，一去就是一天，根本顾不得孩子。就算其中一个孩子两三天不回家，可能是独自去走亲戚，或是在同学、邻居家住，父母一般不会在意。也有心疼孩子的。有一回我哥把西石渠一个孩子的头打破了，他娘领着他找到我们家。平时大人都认识，我娘忙不迭地道歉，赶忙找了10个鸡蛋赔给人家才算完。
但是孩子们有底线。武器白天晚上是不同的。白天多用石块儿，晚上多用土块儿——晚上暗箭难防，土块儿杀伤力差。本来没有深仇大恨，无非闲得无聊，争个高下而已。邻村亲戚多，逢年过节、喜事丧亡都要来回走动。父母领着走亲戚，“仇人”相见，绝不言语，只是外村的孩子怯怯地看本村的孩子一眼，本村的狠狠地看外村的一眼而已，更不会追到亲戚家骚扰威胁——而且有的对阵双方本身还是亲戚。
我们相邻三个村，村名分别叫东石渠、中石渠、西石渠。我们村在另外两村中间，叫中石渠，跟东西两村都打，所以战事格外繁忙。在东石渠村我有个关系不太远的表哥叫“亭”，或者叫“廷”（后面我会有篇文章专门写他）。年龄当时二十多岁，智商有些问题，找不着对象，没有后顾之忧，被人怂恿，是战事中的常客。有个冬天的晚上，月亮时隐时现，两村如常交战。战了几回合不分胜负，双方倚靠在各自村旁的沟里脱下棉帽凉快、头顶冒热气儿之际，他突然怀抱一块大土块儿（临沂叫“坷垃”），像一枚出膛的炮弹，呼啸而来，吓得我们尖叫一声，抱头鼠窜。战斗以东村完胜而告终，我们村这帮孩子，任凭对方叫骂，几天不敢应战。
从小耳濡目染，10岁左右的男孩儿，就开始参与邻村之间的对阵。这个年龄的孩子，文不能惹祸，武不能砸锅。只能干点喊口号、输送“炮弹”（坷垃石块儿）之类后勤工作。我那时年龄较小，没动过手，骂起人来倒是脆声，声音明亮高亢，穿透力强，一里路以外都听得清清楚楚。无意间锻炼了嗓门和底气。
有一回，靠我这响亮的嗓门儿闹了个恶作剧。
我有个本家三哥，小名叫学习。我俩一个老爷爷的，长得不像，声音很像。他在西石曲村上小学。
一天放学后，两村孩子隔河叫骂，我自然是主角儿。骂的对方急躁，问我是谁？我随口说道：我是学习！对方说：好小子！明天你敢来上学，揍死你！
我说：老子不上了！
后来听说，第二天早晨，我那本家三哥一进教室，就被几个孩子臭揍一顿。好几年过去，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挨得揍。
两村对阵，算个传统，自我父辈就有。我父亲曾对我说，他小时候，在这方面也很积极。不止东西两庄，那时他们跟村北相隔三里路的马庄，也素来不睦。经常隔着一条七八米宽的水渠（我猜测“石渠”村的由来就是因为这条水渠），乱纷纷争高下。农村孩子坏起来也有才，骂人的话一套一套的编成顺口溜。我父亲七十多岁了，还把几条顺口溜记得清清楚楚。语言生动形象，我也记得，只是不太雅，不能跟读者分享。马庄当时是管理区驻地，有个带着院子、五六间屋子组成的门市部，是附近村布匹百货农具酱菜集散地。不成想，过几天，我父亲提个玻璃瓶子，去他们村打煤油（那时还叫“洋油”），被几个孩子认出，堵在了路当间。
几个孩子分外眼红，摩拳擦掌，准备教训我父亲。我父亲装作无辜，说是在外村上学，从来没参加过水渠战。对方自然不信，说当时就你骂得凶，不认得谁也认得你。言语间，我父亲找个人缝儿，一闪身，“噌”地一声穿过去，手握煤油瓶，撒腿就跑。跑出去二三十米，回头就骂。气得对方几个孩子翻白眼儿，摸起石块儿就扔。我父亲转身又跑，一溜烟不见了踪影。自此，几个月不敢去马庄。
后来，我们这一代成年了。经过计划生育，村里孩子慢慢少了。孩子们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课业负担也重了，有趣的对阵，逐渐的就跟滚铁环一样消失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村民开办了小工厂和养殖场，村子面积越来越大，三个村子完全连在一起，没有了开阔地当战场，村里的孩子自然就偃旗息鼓了。
只是看看现在孩子低头玩儿手机的样子，回头想想那时孩子的自由和顽皮，总觉得那时虽然生活条件差，但是得到的快乐，却比现在多得多。
（2020年6月8日二稿）
【作者简介】黄银楼（男），1970年11月生。在泰安广播电视台工作。喜欢朗诵古诗文和当代作品，曾获山东省第三届读书朗诵比赛专业组一等奖；偶尔写作，现任泰安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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