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佛
文/张士雨
佛从西来，从汉朝时由印度传入我国，凡两千余年。经历代高僧执着艰苦的耕耘，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融渗透、相得益彰，对中华文明的架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中华古代本土文化共同形成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这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文以载道的文学艺术领域更加直接地表现出这种影响，《太平广记》《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经典文学把佛法的威力淋漓尽致地渲染神化，各种艺术形象和神话故事为普罗大众提供了无限想象，为佛教赋予了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超自然力量。作品中描述的神话故事生动离奇、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深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从而为佛教在民间的根植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佛教的各种宗派，其宣扬的教义都大同小异。其宗旨是教人行善积德、相信因果报应之说。这与老百姓的朴素世界观非常契合，因而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喜爰。但是，佛教的民间性，并非是普通老百姓都愿意当和尚，当和尚是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的，不但入法门要有条件，而且入门之后要遵守严苛的戒律，这不是一般烟火平民所能做到的，否则，那就是“假和尚”了。试看民国高僧弘一法师，出家前是名震全国的大才子，集音乐家、教育家、戏剧活动家等众多头衔于一身，三教九流无不涉猎，但其一入空门则摒弃俗尘，严格自律勤勉修持，终成一代大师。此等意志，此等修为，堪为佛家师表，茫茫众生，几人能够做到。
但是，在封建时代，佛教是统治思想的一种附庸，佛教的兴衰因统治者的喜恶而起伏跌宕，佛教的尊严也屡受挑战。一般情况下，多数统治者是尊崇佛教的，但过度的迷信往往造成悲剧，这其中甚至出现过梁武帝数度出家为僧的事，导致了历史上的某些朝代佛事盛行，民生凋敝。除了营造了一幕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太平乱象之外，还造成了深刻的社会矛盾。那些僧人们大多数并不是怀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而出家的，他们是为了一些不可明言的目的而当和尚——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为吃饱饭而出家为僧。出家后，他们不仅衣食无忧，还不交赋税，不服徭役、兵役，他们还有着大片的田产，除了雇人耕种收取租子外也依律不纳税赋，这些和尚们俨然成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特殊阶层，他们优厚的待遇，又诱使无数穷人出家为僧。此类情况恶性循环导致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这是某些有见识的统治者不愿看到的。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评价褒贬不一的“三武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规模灭佛运动。尽管那些帝王们广受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举措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近世以来，佛教式微。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推行尊王复礼之说遭到冷遇一样，在乱世中，佛教的教化众生虔心向善的思想遭受淹没，尚武征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和尚寺院在公众视野中渐渐沉寂。新中国成立，为万事开太平，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政策，为各种派别的宗教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空间。佛教迎来了发扬光大的春天，一批批得道高僧为弘扬佛教不遗余力辛勤耕耘。然而，在蓬蓬勃勃的国民经济复苏时代，全国人民怀着对共产主义的高度信仰，集中思想，统一意识，众志成城搞建设，佛教在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依然冷寂。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人们的固有信念逐步消失，各种思潮开始涌动，佛教随之悄然复兴。于是，作为历史名胜的全国各大寺院庙宇开始呈现出香客盈门、烟火弥漫、梵音妙唱不绝于耳的盛况。还有不少地方为了聚敛人气大兴土木，广建寺庙，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也加入到斥资建庙的行列中来。相伴而生的，大批僧侣也如过江之鲫，纷繁出现。他们同历史上的僧众不同的是，在现代物质生活空前发达的今天，他们的待遇令人咋舌，他们大都豪车宝马、锦衣玉食，更为惊人的是，他们坐拥广大香客捐献的巨资，为所欲为，穷奢极欲。至于这些僧人所应修持的佛法，外人不敢妄议，但通过他们豪奢的生活现状同佛家所倡导的“四大皆空”和“苦修”的主张的差距来看，这些僧人不仅违犯了戒律，而且玷污了佛门弟子的名号，他们是无佛无法，这是世人所广为指责的。这种种荒诞现象，与历史上描述的此类乱象是多么相似。
世事轮回，屡试不爽。佛教的殿堂是肃穆神圣的，它不容许被长期玷污丑化。我们相信，佛门终有一天会纯净自身，除掉满身的污泥浊垢，迎来其本来面目。
阿弥陀佛。我本四大皆空，功名利禄何为。笑尔凡夫俗子，何必费煞苦心。
（2020.7.7）
【作者简介】张士雨（男），济南市长清区人，多年前国营工厂下岗，一直从事自由职业，业余有感于时势生活，常写些文字，聊作纪念，抒情志物。愿与广大朋友交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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