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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明原创丨东鹅文脉

东鹅文脉

文/郭光明 

章丘地灵。明水香稻,龙山小米,“梧桐”大葱,黄家烤肉,梅花泉、净明泉、百脉泉……泉泉倾城。

章丘人杰。五行邹衍,新朝王莽,名相房乔,才女易安,旧军孟家,盖世开先……脉息遗香。

为这,我曾切近平陵古城,触摸龙山文化的黑陶碎片。绣江之滨,隐隐传来,征歌度曲,新声小令;曾爬上长城岭,寻访陇西后人的蛛丝马迹。远山沉入暮色,三千曲调转高,诗词豪放,信手放歌;我曾沉醉于百脉泉畔,注视兰陵笑笑生的背影。一湖清水,诙谐调笑,却是一代文人的自言自语。

因了太多的曾经,我追根溯源,寻访章丘的文脉。

邹衍,章丘文脉的始祖,战国末期的哲学家。著书言治,著书言天,创立的“阴阳五行学”“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还有10余万字的《邹子》《邹子始终》,都如过眼云烟,风来雨散,破碎于宇宙空间。

房玄龄,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堪称章丘文脉远祖,却没有走出古代文人的宿命。文人一旦文官,便峨冠博带,在官不在文。综理朝政,兼修国史,一把好手,被誉为一代名相,显赫一生。而西北长望,黄沙道,浩渺凌烟阁,横断回乡路。

李易安,父亦才子,夫亦才子,美若蔡文姬,却天妒红颜。鹧鸪啼号,凄凄惨惨,惨惨戚戚,词华愈高,命愈凄惨,花自飘零,水流如泪,却是山河镌刻,人心雕镂,永不漫漶的清风明月,疏星雨点,还有零落成泥后的声声慢。

至于新朝王莽、旧军孟家,虽鸿鹄联翩,极目天地,塞外江南,却千山万水,无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只能算作青山高人语,长河落日圆,算不上文脉。

而在章丘,在章丘的东鹅庄,我踩着黝黑的青石板,拐进透亮的胡同,走进旧庭深院,斑驳的时间,屏住时空的呼吸,竟让我触摸到了“陇西世胄”。

天空和鸟,阳光和风。空空荡荡的村庄,脚跟敲击石板的声音,在一条条寂静的胡同里,清脆激荡,慢慢散去。当一切声音一点一点沉淀下来时,所有的温暖与平静,化作一个家族香火,袅袅升起,赫然呈现的文脉,深远悠长。

感谢鹅庄!

感谢鹅庄人!

感谢鹅庄人用这种独特的形式,存留祖辈的文脉。

时令小雪,如约而至,却没有雪。

空气里的风,拂面不寒,依然是秋天的味道。唯有蝉虫蛰居,野菊凋零,似乎只有它们,还在恪守天道地规。

济南的经十东路,好长。跨过燕山立交,东行,车水马龙了很长时间,车辆才渐渐稀少。打开车窗,明显感受到气温,比市区低了不少。风,也大了不少。

过鹅庄大桥,进入章丘境地。309国道旁,圣井街道驻地,一处仿古院落,粉墙灰瓦,一座深灰色建筑,轩峻翘檐,赫然伫立,格外显眼。

我在这处院落里,看见了小叶黄杨,是常见的那种。二十年前,许多单位的绿化,都是首选。只是,眼前的小叶黄杨,种植不久,夹杂生长的味道,与赫然伫立的仿古建筑,似是同生。

而这座仿古建筑,深灰色,看起来灰蒙蒙的,似乎没有味道,却有文化的传承。比如,月台下的踏步,在古代中国,宋时称踏道,清朝叫踏跺,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踏步越多,拥有者的地位和身份越高。

我数了数这里的踏步,竟然是九层,吓了一跳。凝神再看,发现最底层的踏步,与其他比较,矮了半层。看得出,建筑者心有所想、处心有虑——文脉传承,需循规蹈矩,不能乱了“分寸”。

建筑高耸,居高临下,颇具汉代风格。而拱门上额,“李开先纪念馆”六个鎏金大字,在冬日暖阳照耀下,熠熠生光。走近它,仿佛,踏上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

忽然记起先生的《夜奔》诗,其中一句话是,“登高欲穷千里目”,只是“愁云”是先生的,我没有。眼前的经十东路,路面空旷,不是先生的“衡阳路”。

然而,就东鹅庄的文脉而言,与时代、与物质关联。若不是遇见好时代,有丰庾的物质成果,东鹅庄的文脉,也将失去依存的载体。而文脉一旦失去依存的载体,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了文化的象征。

人类无文象,是谓无体;人类无文脉,是谓无魂。从这个视角说,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一堆古人的器物,有灵魂。一个民族,之所以灵魂不灭,就是因为它绵延不绝的文脉,与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衬托,交相辉映,这才让文化晶莹,文明完美,让社会更加和谐。

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感谢新时代!

鹅庄文脉的载体,是李开先纪念馆。

而守护这个载体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字叫李庆启。

李庆启,东鹅庄村的原支书,现在是纪念馆的管理员兼义务讲解员。他说,自己与李开先共有一个祖先。按族谱辈分,李开先是第15世,他是第31世。纪念馆是李开先的墓地,占地曾经上百亩,而且松柏茂密,走在里面不见天日,只是在特殊的时代,树被砍光,光秃秃的,也就渐渐荒芜起来。

走进新时代,章丘人为存留这支文脉,延续这支文脉,保护这支文脉,让这支文脉有一个“家”,政府出资,村民捐赠,建起了纪念馆,修复了李开先坟莹。

纪念馆里,我见到了两个“李开先”。一个是画像,彩色的,戴乌纱帽,着白色圆领的绯红色长袍,束黑白相间绶带,胸前的一方补子,上缀祥云,下缀大海,祥云与大海之间,绣着两只展翅的仙鹤,一只云中下俯,一只辞海冲天,典型的明朝四品官员的服饰。

毋容置疑,李开先官至四品。明朝嘉靖七年,先生“以毛诗举山东乡试第二人”,于次年会试京师,得二甲第67名进士,授户部正六品云南司主事,开始他13年的居官生涯,后来一路攫升,先吏部考功主事,后吏部员外郎、郎中,掌管官员考核、罢黜与晋升,止于正四品的四夷馆太常寺少卿……

只是,先生一生,为官政绩,远逊于林下著述。《宝剑记》的问世,奠定他在章丘文脉中的历史地位。

另一个“李开先”,是雕像,汉白玉雕刻而成,端坐纪念馆正厅大堂。雕像无特别之处,唯有坐像后墙的“陇西世胄”四字,金光闪闪,夺人眼目。

何以“陇西世胄”?

李庆启先生说,鹅庄的李氏,祖籍就是陇西。据他自述,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与自己的老搭档、村主任李厥峰续修李氏族谱时,更加清晰了李氏家族的来龙去脉。

他说,先生的《家堂秋祭》自称:“吾宗世率,爰自陇西。金兵猥夏,弃家东驰……”也就是说,李氏一族,于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始祖李演,为避金兵,携资弃家,由甘肃陇西,东驰山东,先是落脚长清灵岩寺,后又搬到了长城岭。大乱平定,举家下山,迁徙绿源,也就是今天的东鹅庄,开垦土地,修建住房,繁衍生息。而李氏一族迁来之前,此处早有吴家居住,所以留下“先有吴家坟,后有李氏茔”的传说。

原来如此。

忽然想起一句话:文魂秦岭,武德凤阳。

原来,东鹅庄的文脉,魂在黄土高原!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所谓耕,就是农耕,就是劳作。古代中国,耕,历来都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

而读,别的他意,不是单纯的念书。欧阳修对此有自己的见解,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可见古人推崇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应举、出仕,而是修身、立德。

因此,这则古训,被不少家族奉为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

陇西世胄,也是如此。

先生的《家堂秋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是:“载耕载耨,不识不知;间登仕籍,文武兼备;文为州牧,武作军师;富甲郡邑,名满华夷……”

对此,李庆启先生解释说,李氏先祖的真正发迹,应是在元代,六世祖李进因军功被封都统将军时。

元代都统将军?

我查《元代官职表》,没有发现这一职位品级。

不过,这并不影响“陇西世胄”称谓。

李庆启先生说,他的八世祖李春,曾任滨州知州并被封为章丘县子;先生的祖父李聪,是章丘县学的秀才;先生的父亲李淳,乡试举人;而先生本身,又是进士发身。他的李氏一族,可谓书香门第。

有了这样的出身,这样的门户,先生的外戚也非等闲。如先生的外祖父王福厚,是章丘城的巨商;表弟王云凤,是嘉靖四年乙酉科举人,累官至思州府知府;先生的第一岳父张锜,是章丘巨商,第二岳父王贡是南顿县的巡检……

所以,李庆启先生说,到了明中晚期,李氏家族家资累万,良田千顷,富甲一方。

然而,尽管李氏家族数代富裕、殷实,却在先生的父亲李淳死后,家道渐次式微,左支右绌,勉强守业。

而先生虽为官9任,满打满算也只有13年,但他在居家守业的日子里,购置良田千顷,危楼瓦舍,遍及邑境。据说,仅高楼就有20余座……

关于高楼,先生的《闲居集》里有诸多楼记,说有楼的地方,就有宅第,宅第中的楼宇用作居住,或登高观览。而田亩中的楼宇,则用来督耕和防盗。因此,先生的楼记,以望楼为多。

李庆启先生说,时至今日,村中东西大街上,有一家老门楼,额匾刻着“陇西世胄”四字。说这座门楼,原属李氏商号西盛永的。而在西盛永的东边,是东盛永,东盛永的门额上,曾经镶有一块木匾,上书“耕田乐道”,是李开先挚友雪蓑的墨迹,只是大门依在,木匾不存。

先生的纪念馆,大门两侧有一副楹联,红底金字,上联“在学十年血气方刚曾许国”,下联“历官九任心情才倦即还家”,概括先生一生。

嘉靖七年秋,也就是公元1528年的秋天,先生参加山东乡试考试,获参加进士考试资格。

那一年,先生28岁。

那一年,山东乡试,中举者75人,先生名列第七。而在章丘中举者的7人中,先生排名第二。

次年暮春三月,先生离开生活近30年的章丘,抵达首都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那时,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里满满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来京后,先生参加明世宗朱厚熜组织的殿试,得二甲第67名,赐“进士出身”,获入仕资格,开始步入仕途。

我来之前,有人向我介绍说,先生是进士及第,以为先生是一甲进士,李庆启先生说,先生是二甲进士,只能是“进士出身”,而不能“进士及第”。因为,“进士及第”的,只有状元、探花和榜眼三人,其余的进士,或二甲,或三甲。

先生虽然入仕,但仕宦生涯,并不一帆风顺。甚至,文才越出众,才华越横溢,受到的攻讦和迫害也会越多。

因为,古代中国,高堂顶层,是一个文人聚萃的世界,也是一个相轻相贱、毫无足观的世界,当一个后学文人出现时,别人就会感受到威胁。

所以,才华熠熠、飘逸俊秀的李开先,秉性耿介,性格耿直,不会曲意迎合,天生就是一个众矢之的人,因而使得他中枪的几率更高。

先生进士出身,起点很高。首授职位,便是正六品的户部云南司主事。明朝的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而一个才入职的基层公务员,晋升到副厅级,不知要奋斗多少年。

此后,先生转授同级别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升级晋职出任吏部稽勋司署员外郎,又验封司署员外郎,再验封司员外郎,都是从五品。再后来,先生晋升为正五品的稽勋司、验封司、文选司的郎中,还是工作在吏部。

吏部,古代主管官员的官署,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类似今天的组织部。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先生不到40岁,晋升提督太常寺四夷馆少卿,职级升为正四品,相当于现在副省级。

 太常寺,明朝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太常寺的四夷馆,则是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由管理官员,到翻译外文,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先生的晋升,是明升暗降。

圈子文化,非今日才有。科举时代,初入仕途者,往往视本科主考官为恩师,视同考官为举主,视同科进士为同窗,他们因了这样的缘故,自然而然地结成同年阵营,织成一个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先生也是常人,跳不出这个怪圈。他与会试房师王中川、座师霍渭厓及礼仪新贵桂见山、张罗峰栓在一起,结为一派,本想荣辱与共,不曾想,桂见山与张罗峰失和,夏桂洲势力趁此发动攻击,礼仪派树倒猢狲散,夏桂洲得势,先生也就在劫难逃。

可见,政治上站错队是致命的。而不站队,又违背时代潮流。

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天才。深处政治漩涡,却不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先生是一个艺术天才,具有超强的敏锐性。他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书生意气不是泅潜的本领,于是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后退十万八千里。

但个性使然,先生忍不住要发声!

倒是先生的章丘同年张舜臣、谢九仪,为人机警,处世圆通,或许悟到为官真谛,从而顺顺当当、位至公卿。所谓性格决定爱好,爱好决定命运,此言不妄。

余秋雨先生的《阳关雪》,首段似乎写的就是先生:“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官场遭到打击,先生黯然离开朝廷。罢官回乡,他的一杆竹管笔,成就了他林下著述的艺术天才,不朽的著述,光耀千秋。

而张、谢之流呢?早已在历史长河中,黯然失色。

不知先生褪了色的青衫长袍里,藏了什么法术!

鹅庄的文脉,是一种文化现象。由李开先承前,又由李开先延后,其精魂与神韵,潜藏于文化物像中,体现在人们的心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熏陶、浸润、留存、继承和繁衍,渐成一种精神,一种灵魂,超越地域,超越时空,成为国人的共同财富。

然而,文化绕不开物质,文脉绕不开物质。古往今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传承文脉而明道、示法、修史、护典,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感谢他们!

而作为章丘文脉的继承者、发扬者,先生的—生,致力于学问的钻研,经史现学,天文地理,无不涉猎,文学创作惊人,艺术著述颇丰。

比如,先生的《宝剑记》。一经出世,便轰动朝野,名重华夏,被誉为扭转颓势的“报春”之作,助推中国戏曲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次繁荣,将明朝的传奇创作推向高潮。所以,有人说,不研究先生的《宝剑记》,就不能完整地了解和认识先生。此言不虚!

再比如,先生的诗。就其格律而言,先生的诗,褪去华丽的光斑,算不上好诗。但他的诗,真挚,自然,素朴,简洁,或抒写农人之劳,或抒写军士之苦,像经春未化的雪,转眼之间,融进泥土,扎根凡尘,满满都是悲悯。而另一方面,先生的诗,连着朝堂,或慷慨激昂,或切中时弊,典雅,庄重,深邃,空灵,都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是先生的精神品质,先生最深邃、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更是先生的当空明月,洒下的万顷清光。

先生一生有“三好”,一好词曲,二好藏书,三好交友。

就词曲而言,先生是明季散曲豪放派的中坚人物,明中后期扭转戏曲创作方向的人物。

就藏书而言,先生“甲于齐鲁”“名闻天下”,一座“万卷楼”,容下一个“词山曲海”,何人可以能比?

就交友而言,凡志趣相投者,先生均视其为知己,或诗文赓和,或引吭高歌,或切磋棋艺,或徜徉山水,或诗酒和韵,或词曲唱和。

先生熟读圣贤。要不然,何以用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何以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能与他人分享?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先生的生活,有辞赋,有酎酒,有丝弦,有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更不用说先生的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

尽管,在先生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还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置身的时代时,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先生做到了。

只是,生命给他的时间,太短!

先生最后那年的元日,似乎意识到生命旅途,接近终点,于是挥毫写下迎新诗章《戊辰元日》:

“六十余龄两戊辰,今辰就是未衰人。青藜杖弃长行健,绿柳条新远望真。早起书云聊卜步,不须曝日已知春。林居朝阙同乡老,尚忆当年拜紫晨。”

那年三月,春云薄薄,新日烟耀,绿柳丝丝,先生身卧病榻,却幻想能够进近绿柳,走出春天,因为他的手头上,一些著作尚待完稿,宏伟的写作计划尚未实现,还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做……但是,自然法则,谁也无法抗拒!

公元1568年3月13日,先生与世长辞,留下一宗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

纪念馆的南侧,是先生及其父母的茔地。

茔地东侧,是先生的坟。墓前,明朝崇祯二年的石碑,上书“太常寺少卿中麓李公墓”。碑前,两方碑座,横倒平卧,并无碑文。据说,先生死后,家境破落,无钱刻字,故成两则无字碑。

其实,先生才华熠熠,道德完美,无需将不朽刻到石头上!

由此,我想起历城的李攀龙。

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明代著名文学家,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继“前七子”之后,成“后七子”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而他与先生类似,死后家道中落,其妾蔡姬,为生计而卖炊饼。据说,蔡姬不但人美,而且还有好厨艺,做出的炊饼,只闻葱香不见葱,堪称绝活。对此,清代诗人董芸赋诗感慨:“柴市归来日又斜,蔡姬迟暮倍堪嗟。罗裙典尽红颜老,断肠西郊卖饼家。”

这诗,饱含痛感。“断肠”二字,像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幽长的叹息。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疼痛,即使经过几百多年的时光,依然会在一瞬间,把我们的内心穿透。

神道两旁,翁仲一对,石灰石雕刻的,很威武。翁仲,秦始皇的大力士,力大无比,端勇异于常人。据说,秦始皇令其守临洮,威震了匈奴,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造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远看见那铜像,以为是真翁仲,不敢靠近。

先生作为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生活在一个坏时代,他的子孙后代们,怕他死后,受到骚扰,于是请来“翁仲”,震慑邪魔鬼祟。

与翁仲一道护卫先生坟墓的,是石象生。对称的石虎,对称的石羊,对称的石马,形体保存完好,都具象征意义。比如:

虎,是百兽之王。石虎象征压盛辟邪;

羊,性情温顺,取其谐音,象征吉祥,寓意忠孝;

马,主要的交通工具,象征仁义。

石像生温情,注视着人世间,都是生命的平静、微渺、坦荡与绵长。而先生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墓地西侧,是李开先父母的合葬墓。北端的三通石碑,成品字形,只是石碑很有特色,以龟为底座。而南端的石坊上,刻有“李氏先茔”四字,及楹联“漫漫长夜何时旦,瑟瑟高松不计年”,是为明代书法家、诗人、道人、杰出的思想家雪蓑的墨迹。

李庆启先生说,雪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皆可居海内第一流”,能歌吴曲,善诗赋,还能炮制药材,行医看病,喜欢“搭配古董”,在文人名士中享有威望,深得先生推崇。雪蓑死后,先生含泪为其撰写《雪蓑道人传》,说他“醉后高歌起舞,更有风韵,只是玩世不恭,人难亲近耳”。尤其对他的书法,大加赞赏,曾写长文加以评价,称其书法,“笔振雄风,理趣深长,初若放狂涉怪,细目之则敛锷藏锋,微妙难名,变化莫测,乃神之所为,非力之可与也”。

只是,此书失传。李庆启说,先生家居期间,与雪蓑常于胡山中麓读书,共研词曲。先生的名作《宝剑记》的序,就是雪蓑为其所作,序中有“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适。夫既不得显施,譬之千里之马,而困槽枥之下,其志常在奋报也,不得不啮足而悲鸣”表达出雪蓑对先生的生不逢时、才不尽用的遗憾之情。

忽然想起顾城的一句诗,权作对文化人格的回应: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李庆启先生说,来东鹅庄,不看先生故居,等于没来东鹅庄。

故居是一座四合院。我见南面是排红瓦房,现代的。李庆启先生说,这是故居的前厅,以前的屋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只是,瓦房改成东鹅庄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天吃过饭都会有许多村民在这里下棋、聊天、看节目。

穿过活动中心,走进四合院。迎面是座楼房,两层,三开间。我见楼房的筑基,是条石垒砌的,上面刻着花纹,一条一条的,都是斜刻,很精美。我忘在哪见过类似的筑基,见过类似的条石,条石上面也刻有花纹,也很精美。只是,花纹横平竖直,总觉不对劲儿。一问才知,这家的房主,祖上是位“摸金校尉”,掘了人家的坟墓,起出墓石,盖了这座房子。

原来,房子的基石,若要刻上花纹,是有讲究的,不能胡刻乱刻。横平竖直,那是给死人用的,叫“盖棺论定”。活人的房子,基石的花纹,必须斜刻。这是规矩。

眼前的楼房,青砖黑瓦,飞檐翘脊,高高大大,坐落在石基之上。一层正中间,拱形小门之下,有层石阶;正门两侧,各开一个小窗,二层也有个拱形的窗户,只是窗棂都是石条的,透而不通,显得很特别;正房两侧的房子,因为长期无人居住,也无人使用,几近坍塌,却是厚重的文化底蕴。

路过一个破旧的大门。大门不起眼,也许是某位进士的宅院。这不是猜测,因为,这个小小的村庄,仅李氏一族,就出了63位有功名者,大小官宦,更是不计其数。

门前坐着一位老人,看岁数年近八旬。他告诉我,李开先的故居,楼房经过多次重修。这话说得在谱——再紧固的建筑,也有倒塌的时候,唯有文化这东西,撕不毁,砸不烂,烧不掉,铰不断,而且,代代相传!

【作者简介】郭光明(男),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散文学会理事,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济南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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