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回忆我的老师们 || 作者 鼎元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回忆我的老师们
作者 ‖ 鼎元
我自八岁入小学，到高中毕业，换了三个学校，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其间倍受师长们的教诲与垂爱。如今人到中年，岁月蹉跎，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不称意。然而夜深忽梦少年之事，闲谈多忆儿时之苦，当年那些教我诲我者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心怀，让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我的这些老师们都是极普通的乡村执教者，没有显著的名声，也没有突出的业绩，也似乎从未有人记叙过怹们的行状事迹。今借吴建烈老师八秩荣庆之机，将这些记忆的碎片重温一过，权且表达我对师长们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的启蒙老师姓陈，名养斋，是一位民办教师，当地通称民请教师。“民请”者民聘也，为当地村社所聘，非官办体制内之正式名额，这是他的身份。那时候拿工资而脱产的老师被称为公办教师，民请教师的报酬很低，大概每月不到十块钱，但是保留农村户籍，随时可以解聘。说白了，民请教师就是教育系统的临时工。陈老师教给我们的，是汉语拼音和“大小多少”“山石土田”之类。黑板上的板书很漂亮，但是发音仍然是乡音，也即我们说的土话。我从小学到高中，也确乎没有遇上能用普通话流利教学的老师，大概因为大家平日只说土语，临时强作普通话，舌根发硬，语调不准，表达不力，听起来怪声怪气，蹩脚扭捏，呕哑嘲哳难为听的缘故。那个年代，纸笔都比较昂贵。一个印有格子的练习本一毛钱，一支不带橡皮擦的铅笔三分钱，带擦子的五分钱，但是大多数学生买不起，我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到院子里画字，每人圈画一块地方，用废弃电池的墨棒，照着练习本上格子的式样，在地上画好格子，然后一遍一遍地反复写画，嘴里念念有词。等到写熟了，学会了，再工工整整地写到作业本上，交给陈老师。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他教会了我们什么，而是他慈详得像一位妈妈。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有些孩子由于家里没人照管，早早地被送到学校，穿着开裆裤，流着长鼻涕。往往正在上课，就有人要上拉屎尿尿，也有人哭闹着要回家。陈老师总是温声慢语地进行哄教，拿自己的手绢帮着擦鼻涕，有时甚至要用袖子。哄乖了，还要在孩子皲糙的脸蛋上亲一下，亲切得有如妈妈一般。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遇上一位水平较高的语文老师，名叫史存杰，也是一位民请教师。三年级要写大楷，大家都用印制的影格描摹，两分钱一张，内容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他说那种印制的影格过于死板，容易把字写死，于是亲自给我们题写影格，是他自己的风格，而且也非常自信，似乎其他老师的字也难入他的法眼。三年级还要写作文。于是史老师教我们作文之法，好像是破题、承题之类，但是又明确反对八股文，当时听着比较玄乎。具体到写作实践，他又强调摹仿，摹仿课文，摹仿《小学生作文选》里的好文章。于是我们就学着撒谎，明明星期天在家劳动，打猪草，牧羊放牛，拾柴捡粪，饥肠辘辘，苦不堪言，但是在作文里却写成了去公园游玩，除了奇花异草，还有名胜古迹，完全一副欣欣向荣、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气象。其实那时我连公园是何物也不知晓，更遑论名胜古迹。上学的路上，除了公路两旁的白杨和脚下的荒草，眼中更无他物，却偏偏要说拣到了钱，交给了老师。要是真能拣到钱，起码可以买个本子或者铅笔之类 ，哪能交到老师手里呢？家乡的土山，一年四季灰突突一般模样，河流也早已干涸了，但是在我们的笔下，却美丽得有如桃花源，不是树木葱郁，就是水流婉转，炊烟袅袅，牧歌声声。老师也不责怪，每次还要挑几篇语句通顺、结构完整的念给大家听，然后分析赏评，绳之以他心目中的作文之法。于是我们就在这种摹仿中不知不觉地混大了，对周遭的人和事，一直缺乏独立的认识和判断。史老师当时的家境异常困难，除了衣衫破敝，似乎还食不果腹。他上课时经常向学生伸手要干粮，以至传为笑谈。冬天的教室里架着火炉，同学们将从家里带来的煮洋芋放在火炉盖子上烧烤，要是被史老师看着了，他一定挑出其中最大最圆浑的拿走吃掉，丝毫也不觉得愧疚。他后来的命运非常不幸，据说与他带头伸张民意有关，当了出头鸟。正当别的民办教师大规模转正之际，他却被乡政府解雇了，四处求告，毫无结果，最后在穷困潦倒中去逝了。直到小学四年级，我才遇上了一位比较好的算术老师，他叫何金虎，当时很年轻，也是民请教师，后来据说转正了。转正就是进入体制，端上公家的饭碗。这位何老师真是不简单，竟然能把小学算术讲得生动有趣，在当时当地，算得上是好老师。之前我们的算术老师动不动就挂在板上了，恼羞成怒之际，就反转身来怒斥我们，蛮骂，粗骂，破口骂，好像还夹杂着 毛 主 席 语 录 之类，显出骂得有水平有文化。我们战战兢兢地听着，心里害怕极了，无不盼望着早点下课，可是他偏偏不按时下课，还要骂到下一堂课上课为止，真是厌烦极了。我后来每当遇上这样的老师，就莫名地产生抵触。憎恶和尚，祸及袈裟，连这门课也不爱学了。何老师带我们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对算术的兴趣算是略有增长了，他对我和另外的几名学习较好的同学，也是真心地格外关注，着意培养，时常叫到他的办公室，出一些有难度的题目让我们做，完了进行评讲，总结归纳一些解题的方法和技巧，目的是提高应试的能力。至于这其中有没有科学思维的训练，或者是否培养了我们从小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可真不敢妄言高论。就何老师来说，只怕没有那么高深的造诣和期望；作为我们学生来说，压根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令我难忘的是小学毕业前夕，何老师把我和另外一名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枝水笔，比当时的英雄牌钢笔要短而小一些，价钱也相对的要便宜些，大概不到两块钱。何老师当时的工资很微薄，却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给学生购买赠别礼物，真真是感人肺腑，至今叫我难以忘怀。有一次，我的父亲对我说，他曾在赶集的路上碰到何老师，两人相伴而行，一路闲聊，免不了要互问姓氏里居。当何老师得知我们是父子关系之后，在父亲面前对我大加赞赏，说我是他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当时听了，未免觉得过誉，也多少有点窃喜，老师能这样评价我，真是莫大的鞭策。我之后求学路上的勤奋努力与矢志坚守，大约在这时已冥冥生根了。如今马齿已高，然而一事无成，真是愧对老师当年的期许。图片说明：本文作者小学毕业照，1983年6月1日。我上初中之后的第一位语文老师，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他名叫张崇德，是公办教师，当时很年轻，思想也活跃，只是微微有点口吃。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既教语文，也教历史。语文教的生动活泼，历史教的热闹有趣，我们当时最爱上的就是这两门课。张老师读书勤奋而面广，对一个刚升入中学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渊博的学者。他自己订了好几份文史报刊，比如《少年文史报》《语文报》《文史知识》等，经常拿来与我们分享。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知识界无比活跃，许多刊物纷纷刊载名家名篇，对社会进行文化的普及和反哺，我们的张老师大概就是被反哺者之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倾其所有地给我们传授。当然他的传授从来不是硬性灌输和死板说教，而是富于启发性，铺设悬念，注重趣味，逐层递进，曲径通幽。尤其是他兼教语文和历史两门课程，文中有史，史中含文，能做到文史的有机结合，这对我后来的求知取向影响很大，这两门课也一直学得最轻松，而成绩也相对较好。我从张老师的讲课中感受到了课本之外的有趣世界，激发了浓厚的求知欲望，也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了知识修养的层次性、广博性和通融性。小小年纪，常怀“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心，每有“薄雾浓云愁永昼”之思，沉浸在古诗文的美妙意境中，徜徉在历史的无穷趣味中。每次考试，历史课我几乎都是满分。而我的作文，总是被抄在大红纸上，贴在校园里供师生品评。老师的爱护和激励，一直鞭策着我，感觉读书写作是人生的莫大乐事，纵使博得书呆子的蔑称，也依然初心难改。当时受条件限制，可看的书籍非常有限，我和二哥张宗良就把《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笠翁对韵》等小书从头背起，相互督促，寒暑无间。当时还流行过一本绿皮的小书《汉语成语小辞典》，我们弟兄也是从头读过，往返数巡，还抄过几遍，把书页都翻烂了。现在条件好了，我个人的藏书少说也有几千册，只是从未翻烂过其中的任何一本，倒是尘埃满架，书页如新。回想当年借书抄书的艰难，师生间相互砥砺激扬的情景，不禁浮想联翩，往事如昨。张老师是我遇到的一位好老师，他为我开启了求知的大门，指引了最初的路径。初三的班主任是林万清老师，教的是代数与几何，非常认真卖力，我们也都学得用功，不敢懈怠。林老师对我有点偏爱，不举行选举就直接任命我为班长，给我一等助学金（五元），还直接上报我为白银市“三好学生”，这是全校唯一的，奖品是一个带皮笔记本，到现在我还珍藏着。最有意思的是大概在1986年的“五·一”前后吧，县上为配合 国 家 教 委 副主任何东昌的考察，在各乡拍摄教育素材。摄像机就架在校园的走廊上，林老师让我在镜头前手捧着书本来回走动，装作读书的样子，我只好遵命奉行。但是后来播出的片子上，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形象，仅有的只是校园里一树迎春花的一枝。听说何东昌要来我校考察，乡政府和学校竭尽全力筹备接待事宜。专程从会宁北部买来了羊羔肉，请人在学校食堂烹煮调理，殷勤地等待着考察团的到来。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的任务是端茶送饭，拿着自家的端饭盘子，早早地就来到学校，接待室就是我们班的大教室。考察团到来的时候已近正午，一大队人马，从校门鱼贯而入。这时候突然天公变脸，雷声大作，瓢泼大雨倾盆而下，考察团的人还没来得及“考察”，就急急躲进教室。我们就在大雨泥泞中将羊羔肉端进教室，考察团大嚼之后就匆匆离开了，这时候暴雨也停歇了。林老师给我们说，给何副主任准备的羊羔肉，副主任没来，暂咱们给吃。我们将羊肉盛得盆满钵满，围着桌子肆意痛吃一顿，还平生第一次喝了啤酒。也许是沾光何副主任的缘故，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平生吃过的最可口的羊肉，也是喝过的味道最好的啤酒，再也没有那么美好的口福之忆了。我在会宁工作的时候，林老师曾因为修房的事向我张过口，我借给他1000块钱。后来我调到兰州工作，给他写信报安，信中提及那笔小钱，等他在手头宽裕时可以直接转给我的父母以补贴家用。没想到他接信后立刻把钱还给了我的父亲，我听说之后感到非常难受。后来他搬到了县城居住，我们弟兄还去过他家几次，喝茶吃酒，款待甚是热情。他听说我放弃了银行的工作而去念书，表示非常不理解，也颇有几分失望的神情。我们因为念书才有了师生之谊，但是又因为念书而似乎产生了隔膜，之后的联系也就渐渐疏远了。当然我丝毫没有忘记他对我们弟兄的好。我在初中上学时，还有两位堂叔也当过我的老师。一位是张保卿，排行老五，一位是张建卿，排行老七。五叔是校长，七叔是物理教师。二人长相、性格截然不同，关系也非常一般，甚至还有些紧张。校长叔叔教的是政治，说话总是少不了“核心”二字，于是学生给他一个雅号“核心校长”。物理叔叔讲课爱说“关键”二字，于是大家又称呼他为“关键老师”。五叔性急，治校方法简单粗暴，以训斥为主，与师生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有一次早操集合，他发表训诫的时候，我不小心与邻近的同学说了一句话，结果被他逮着。他疾步上前，冲进人群，将我连揪带拉，扯到队列的前面，啪啪就是两脚。在大庭广众之下叫你出丑，让你长记性，和旧时的家长一样，教育子女无非就是打骂，这大概就是他的教育理念。还有一次，就在中考前夕，在校园里他把我拦住，问我准备得怎么样，我说还没准备好，不料他大为失望，指着我的脑门说：会宁一、二中不是那么容易考上的，咱们侯家川的娃娃，不补习是考不上的，你还是复读一年吧。我当时觉得非常莫名——还没考呢，就让我复读！结果我当年毫无悬念地考上了会宁一中。到学校一看，也大都是些和我差不多的农村孩子，更没有怀胎三年的哪吒和三头六臂的红孩儿嘛。五叔后来身患重病，英年早逝。他是一位热心肠的人，远近乡邻闻之无不悲痛。恶噩传来，我在斗室中徘徊沉思，忽忽若有所失，最后撰成一联，写在丈二白匹上，聊以寄托我的哀思。七叔还健在，寡言少语，以下棋为乐，我们几乎每年还能见上一面。图片说明：本文作者初中毕业照片，1986年5月1日。我在会宁一中的三年，表现实在平凡，乏善可陈。唯是我非常幸运地聆听过诸多名师的教诲，也算是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高一的班主任是杨志高老师，教的是历史课，记忆力非常好，许多琐碎的历史事件，他都能准确具体到某一时日，令我们班上的那些佼佼者们都颇感吃惊咋舌，更遑论我这个来自乡下的寡陋之人。但是历史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些日期和事件呢？老师的能力是不是仅仅表现为在课堂上倒背如流呢？我对历史一直有兴趣，但是高中阶段却没有大的起色，原因固然不在老师。但是老师在授之以鱼的同时，是否可以授之以渔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高二的历史换成了张志国老师，他用的是蹩脚的会宁普通话，头扬得很高，总是频繁地扎巴眼睛，紧锁双眉，做出一副深思状。但他教课还算思路清晰，我们学的也相对轻松些，成绩也一样的好。高中三年的数学，都由张钰老师传授。张老师据说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从小学老师一直升到高中教师，音乐、体育也很在行，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口才尤其出众。他给我们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就是：数学是科学之母！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一泄千里。他上课从来不带书本和教案，背着双手，口中念念有辞，信步跨上讲台，然后就是环环相扣式的抄写演算，一道题接着一道题，小字密密麻麻，笔走如飞，整板整板地抄写，仓促之间，经常用衣袖擦拭黑板。一节课下来，我们也是抄得手酸指麻，应对无方，很少有消化喘息的机会。仅高三一年，我的数学笔记本就多达30多本，摞起来足有一尺厚。张老师的肚子里确实有货，然而好多学生因为跟不上他的节奏而掉队了。我从张老师那里受业三年，全在竭力追赶他那疾风闪电般的节奏，幸好没有掉队，但也绝对称不上优异。平时在校园里遇见，他总是像关老爷一样双眼微闭，稳健地迈着八字步，目不斜视，旁若无人，令人既敬畏又害怕，只好绕道而逃。到了高三，他似乎才对我略有注意。有一次我听课走神，被他立马叫起来回答问题，窘迫至极，然而又心存窃喜，因为他极少在课堂上提问学生。参加工作以后，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聚会，张老师依然健谈，而且嗜酒。觥筹交错，非一醉不肯方休；谈笑风生，实八仙有意而发。一代名师，满腹韬略，最后却纵情于酒，放浪形骸，未免令人唏嘘。教过语文的有王化民和邴克茂两位老师。王老师严谨朴实，邴老师不拘一格。语文历来是最为难教的课程，严谨者失之促狭，宽泛者则会导致空疏。王老师的特点是就事论事，基本不涉及课本以外的文化知识。而邴老师则好发议论，像战国时的谈辩处士一样，动輙横议时政，指点江山，用他那独有的榆中口音发抒而出，有时候确实也能激荡人心。当时邴老师热衷于他的 民 盟 主 委 一职，经常参加县、市政协会议，是故眼力识见自然不同局守绳墨者。同时他又大步翩翩，银发飘飘，边幅不修，衣冠不整，很有名士派头，是一位非常独特的长者，令人击节神往。然而他虽然身在学校，却心系社会苍生，汲汲于参政议政；在 政 协 开会，又经常抱着学生的作业本，一边参政一边批改作业，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最后干脆舍鱼而就熊掌，当了专职的白银市民盟主委，从此渐渐淡出教育界了。教过政治的有王世礼、李万祥和张克礼等几位老师。王老师是绝对的才子型人物，俊逸倜傥，颇有玉树临风之感；谈吐雅致，深得黼黻锦绣之文。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明光可鉴。西装笔挺，裤子上的棱角简直能切西瓜。皮鞋油光锃亮，蚂蚁扶着拐杖也望而却步。每当想起英俊潇洒的王世礼老师，我总会想到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的一段话：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王老师是物质与精神都追求高贵脱俗的人。能把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得生动有趣，百听而不厌，确实要有一定的修养，非照本宣科者所能比肩。当然工夫在诗外，这与王老师在文史等方面的修养是密切相关的。据说他还能押中高考政治题，这就更需要对课程内容和历年考题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了。他的办公室有一张曾参加定西地区高考分析会议的照片，大概“押题”的传说与此有关。我工作后与王世礼老师有过多次来往，主要是向他请教过一些语文的问题，倒是再也没有向他讨教过那些连马克思也答不对的政治多选题。他送我一套隋树森等人编的《古代散文选》，作为考研的备用书。有一次闲谈中得知他有一位同学是县人民银行的行长，我就请他给老同学求个人情，把我从工商银行调到人民银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就有了结果。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轧账，县人行的行长到我们营业室来找我，了解情况，真是特别意外而荣幸之至。随后我就登门去拜访这位行长大人，交谈甚恰，说是让我静待佳音。我静待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眼看着别人一个个调入县人民银行，而我却毫无佳音，只好作罢。后来碰到王老师，告诉了事情的经过，他摇了摇头，吐了一个烟圈，甚是悠长地说了一句：娃娃，你还太年轻！高三教英语的是麻珍玉老师。她衣着时髦，仪表高雅，言笑不苟，举止不俗，有点矜持冷峻的感觉。不想她却把我们引入了英语的美妙世界，凡是一个问题，都能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讲授者从容自如，听课者轻松有趣。语言现象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母语使用者习焉不察，而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则音同鸟语，差之毫厘就缪以千里；文似画符，失之规矩则滞碍难通。要将外语讲好，不仅仅是词汇和语法的问题，还要有文化，有丰富的语言积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一切，麻老师似乎都做到了。我以后上大学、念研究生、读博士，遇到过不少自命不凡的外语教师，他们的学历、眼界和科研能力或许在麻老师之上，但是他们讲课的水平却确实不及麻老师，而且对待学生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我参加工作后，由于不满足于现状，不想一辈子与十个数码字打交道，老死于槽枥之间，于是就考研，被拒之门外后又自学英语本科，其间多次叨扰过麻老师，向她借书，向她请益学习方法。后来她也报了自学考试，我们一同在白银参加考试，共同感受过铜城的风沙与冷漠。再后来听说她举家迁往广西桂林，在高校就职，从此远隔天涯，而我也更加迍邅蹇连，疏于问候，联系也就中断了。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遥祝如画的桂林山水，能为我师增添福祉愉悦。我在高三时，学校曾组织过一个临时性的“拔高班”，大约100多人。每周一次，请各科的名师给大家举行讲座，目的是拓宽视野，提升高度。这些名师中就有吴振中、李如尧、邴克茂、高鹏、张汉武、张钰、刘宏柏等人，而我对李如尧和高鹏老师的讲座尤感兴趣。李老师的起点高，言必称高邮王念孙父子，可能更适合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高老师的条理性强，条分缕析，眉黛犁然。别的老师都在教室里或大会议室中举行讲座，而高鹏老师的讲坛则设在校园里的一棵大槐树下。冬日的一抹暖阳，懒懒地照在他那毛发稀疏的秃顶上，却也别有一番风姿。他穿一身灰色制服，笑眯眯地站在大树下，身材高大，略现臃肿，像一尊弥勒，额外招人喜爱。课后我斗胆向他借阅讲义，他笑而不答，却拿出发表在《秘书之友》上的一篇文章让我看，题目好像是《读〈论积贮疏〉》之类。当时的会宁一中，名师确实不少，但能公开发表文章者又确乎不多，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分敬意。工作后也听到过不少揶揄高鹏老师的笑话，说他的教案是几十年只换封皮不换内容，去年的讲座是“高考语文八年回顾”，今年就将“八年”改为“九年”，内容一仍其旧。市井无稽之言，迹近无聊，或许事出有因。但是有一件事却令人大出意外，就是某年的一日，忽然听说高鹏老师自戕而亡了，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个笑口常开、形如弥勒的长者，怎么会自毁发肤、自绝于亲人呢？闻之不禁令人凄惨潸然。这件事在我心中萦怀数年，阴霾总是挥之不去。调到兰州工作之后，我写了《怀念高鹏》一文，发表在《白银文艺》上，回忆我和他老人家短暂而富有意义的交往，其中还虚构了一节赍银助学的故事，纯属为文而造情，实在罪莫大焉。高老师灵泉有知，其恕我乎？我到高二时班主任就换成了吴建烈老师，他教的是地理课。其实在升入高中之前，我就听说过一些会宁一中名师的大名，其中以吴老师的声名最为贯耳。我初三的化学老师马进谦，就是吴老师早年的学生。这位马老师经常向我们讲述一些会宁一中老师的风采，某某老师渊博，某某老师善辩，某某老师严谨，某某老师圆通，其中提得最多的是吴老师。当时那个神往啊，岂止艳羡一词所能形容！结果高一浑浑噩噩一年，差一点水土不服，把马老师讲过的神奇故事几乎全都忘却到爪哇国去了。压轴的戏总是最后开场。开学已经快两周了，还没见过吴老师的面，听说他游历考察去了。好像是第三周的某个下午，期盼已久的吴老师终于稳健地步入了我们的教室，大家安静地几乎屏住了呼吸，头发掉在地上似乎也是很大的声响。他声音轻微，语速也不快。所讲内容与地理无关，主要是他的经历与成就，有些之前略有耳闻，有些则是头一次听说。我因坐位靠前，眼神不能总是盯着他的目光，于是就低头近瞅，见他穿一双棕褐色的尖头皮靯，既细且长，颇觉好奇，心想这位心目中的神也是蛮时尚的。吴老师也是一位上课不带讲义的老师，他的办公室也简单得要紧，一桌一椅，别无长物。上课也不生动，自始自终一个表情，但他注重细节，注重课外的修养，这对于兴趣广泛的我，倒也暗合。有时候晚自习还抱来一个大电视，看看“祖国各地”之类的节目，浮光掠影，浅显热闹，也算是一种生活的调节。他无论掌校还是治班，强调最多的不是刻苦努力，而是张弛有度，按时作息。为此，他晚上还要拿着手电，逐一督促学生们按时睡觉，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会玩的学生会学习”。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与提倡苦学的观念大相径庭。可惜我既不擅玩，也不善学，加之性格上的浮躁、轻狂，多次使吴老师难堪、失望，以至于听之任之，不甚措意。高考预选时我的前几科答得非常轻松满意，于是最后一科政治只答了填空选择题，匆匆缴卷，早早离场。成绩出来后吴老师对我说，你今年能走个专科还是有希望的，我听了甚是不以为然。我自有妙算，时人哪得知？高考结束后，我感觉成绩尚可，于是就填报了京津地区的几所名校，还在“调济”栏中填写了“不服从”，交给吴老师把关，他未置可否，只是按单照收了。不曾想吴老师一语成谶。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摔了一个天大的跟头，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全国计划招生64万，京津地区却因为“当年之事”而减招了3万。一个学生没有输在考场，却输在了赌场！真是天道不测，造化弄人。我拿着兰州商学院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沮丧至极，压根就没听说过兰州商学院这么一所大学，与吴老师话别，他说已然如此，你就去吧，我女儿上的也是这所大学。工作后，我多次去过吴老师的办公室，已经搬到了西院的后一排，依然简单如故。我多次向他诉说过工作的无味、现实的困境、生活的压力、内心的焦躁，他总是听的多，说的少，基本观点就是要正视现实，脚踏实地，命运不好改变。后来李如尧老师提议把我调入会宁一中从事语文教学，他跟吴振中校长也说过了，让我去和吴老师勾通一下。我又腼着脸去找吴老师，结果他不同意，一来银行当时的收入好，可以养家；二是我的学历低，怕人说闲话。此事就此戛然，我也从此打消了要去中学教书的念头。到兰州后，听说吴老师又主掌成功学校，报纸上也有好多宣传推介这所学校的广告，给人的感觉是商业气息较浓，与吴老师淡泊恬静的风格有点龃龉不合。我的同事拿着报纸问我，我说他是我曾经的班主任，他们颇感吃惊——如此有名的老师，怎么会有你这个寂寂无闻的学生？我说孔子当年弟子三千，有名的也不过七十二人，吴老师的得意门生，普通人是无缘得见的。当时吴振中校长也在兰州掌校办学，地点与我的住处很近。我们本来已约好一班人要去看望两位吴校长，结果阴差阳爽，未能成行。大概是去年的元宵节前后，有高中同学自南国回乡省亲，部分人在兰州一聚，相约要去看望吴老师，当即成行。可恨我多贪了几杯，力不胜酒，未及上楼，就瘫卧在别人的宝马中昏昏睡去，未能见上吴老师一面。事隔数日，我和史雯等人又专门造访，向吴老师当面致谦。没想到他老人家从十八层高楼亲自下来迎接我们，热情地拉着手礼让先行，真是令人感动莫名。到家中坐定后，他拿出自己写的文稿，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给我们听。我当时想，这位老人已近耄耋之年，他的这些回忆、自述，不只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对半个多世纪家乡教育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应该结集出版，以广其传。旋即就这一想法与吴老师进行了交流，他说自己是一介草民，不值得大张其鼓，小范围留存就行了。于是我和别的几位同学商议，就以吴老师八十大寿暨从教六十周年的名义，向社会各界和历届学生发了征稿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间我和魏彦珩同学还专程到过吴老师在会宁的家中，向他请示有关问题。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但又非常在意《文集》的编行，自己也在搜集整理旧作遗文，精神状态很好。我想，作为学生，能在他八十华诞之际编写一本《纪念文集》，吐露心声，表达愿望，也算是最好的礼物了吧。图片说明：本文作者高中毕业将上大学之前与吴建烈老师留影，1989年8月。我参加工作伊始，最初在县城，与母校的另外一些师长们也有过不同的交往，尤其是李如尧老师、韩笃石老师和吴振中校长。我最初的工作是每天早上骑车到县人民银行进行票据交换，照例要经过会宁一中校办工厂的大门。大门永远敞开着，院子里有一台电锯，永不停歇地来回拉扯摆动，其声哐当，单调乏味。有一次我冒昧地骑车进院，敲开了韩笃石厂长的办公室。他很亲切，笑容可掬，礼貌得令人有点侷促。我们经过简单介绍之后，才相互有了一点了解。他说校办工厂后继无人，非常需要一位有编制、有头脑、有管理能力的年轻人，问我有没有意向。我是一个书呆子，除了有一个干部的编制，别的可谓一无所有，一窍不通。但是萍水相逢，他竟然能坦诚交流，还似乎有点欣赏和期待，真是令我心存感激。有一次我在政府招待所的大厅里等人，大概已经晚上十点钟了，不期碰见韩厂长，他拎着个皮包，行色匆匆地穿堂而过，与我附耳悄声细语，说是要去找 陈 绮 玲 副 省 长 。一个小到不知名的校办工厂，几样并不稀缺的教学用具，却要大费周章，请托到副省长跟前，足见用心良苦，办事之难。此后似乎再未见过韩厂长，我也庆幸自己没有当上这样的厂长。我与李如尧老师的交往，始于学问，也仅限于学问，因为他是一位相对单纯的长者，生活能力既差，又不圆通世故。我第一次考研败北，就慕名去登门拜访。他住在校门西侧的一个小院里，比外面的马路要低许多，像是跌落在一个大坑中的样子。院门非常窄小，犹如乡下的柴门，用半截铁丝折成直角，将门扇扣在门框上。人若从外入内，就把门框上的铁丝转上一转，门扇就无人自启了。进院之后，又将直角铁丝扣在门框上，就算门又上锁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敲了大半天的门，硬是无人应声，真是“屐齿印苍苔，柴扉久不开”。后来我知道了机关所在，再不用扣门就可以进屋了。李老师平时总呆在他的里屋，也就是卧室，与客厅之间隔一门洞，挂一白色门帘。我每次拜访，师母总是先让我坐待，然后小心翼翼地掀帘进屋通报，过一会李老师就揉着睡眼跌跌撞撞地出来了，踉跄趔趄，习惯性地扶一扶他那浅黄而老旧的镜架，逡巡数步，绝少寒暄，然后就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起来，口音是纯正的洮州腔，眼窝中总是残留着尚未揩尽的馀物。第一次去探访，主要是请教古汉语学习该读哪些书，他推荐了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一套四册，并说他的书全都毁掉了，要不然他手头就有。我环顾了一下他的住处，确实连一本书都没有。又说如果行有馀力，还可以再读“高邮王氏四种”，即《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再进一步就是《尔雅》《说文》和《广韵》。我听张钰老师非常佩服地说过，李老师能将《尔雅》等书倒背如流，可见用功之深。这些书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基本都接触到了，但似乎都不能熟稔成诵。有一年春节我去李老师家，正好师母不在。本来坐一坐聊聊天就可动身，不料李老师非要“招待”一下，找着了茶杯却找不着茶叶，找着茶叶却又找不着开水，方寸有点错乱，脸上略带窘态。我看着他那笨拙的憨相，心中既好笑又不免悲凉。他从厨房里端来一盘皮冻，切得长短不齐，薄厚不一，又从里屋拿出一瓶酒，举杯对酌，畅谈了半日。他上大学的时候，仰慕郭晋稀、彭铎等人的学问，对个别学问又浅而出言不逊的教师，他曾犯颜顶撞，骨子里有一股狷介之气。他参加省中语会的会议，总是言必有据，切中肯綮，不卑不亢，表现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涵养与气节。李老师后来调到县教研室，发表过一篇《会宁教育滑坡之我见》的文章，发表在《会宁教育》的首页，反响比较大。后来我见到他，提及这篇文章，他说那是他跟别人闲聊时顺手划拉而成的，不足为训。他对于笔墨文章，大概是当作游戏对待的。家里既没有藏书，更没有辑存他写过的文章。但是他又很爱书。县公安局旁边开了一家“文化书店”，其中有一些可读之书。老板姓刘，是文化馆的退休人员，他的经营方式是先看后买。于是李老师就是这家书店的常客，经常光顾，看完即还，从来不买。我是只买不看，床头堆了许多这家书店的新书，直到离开会宁。《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我虽然不是李如尧老师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但是又确实登过堂、入过室，当年他对我也确实抱过一种殷殷期望，希望我能传承他的学问于万一。我此后虽然经历坎坷，艰辛备尝，但是初心不改，一直坚持求学的理想，继往圣之绝学，这是李如尧老师为我打开的一扇门，虽然他家的院门很小很小。我上大学时开始练习书法，参加工作后仍坚持不辍，单位的领导也比较认可。电脑打字出现之前，我们单位的制度上墙、标语上板之类，都由我书写。甚至厕所的标识，也是钦定让我去写。后来认识了郭志福、郑维勇、李景春等书法家，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书法不仅仅是用来书写厕所标识的，大有向洋望若之叹。当时我们一帮人经常聚在一起，品评当世名家，探讨笔墨技巧。有一次大家慨叹书道奥妙，难在不能一睹名家讲座，将以抱憾终身。听说吴振中校长有一套书法函授的录像带，只是无缘观看。有人说我是一中的学生，可以一借。我也无知，也就无畏，带着大家的嘱托敲开了吴校长家的大门。吴宅位于会宁一中的西墙之外，门朝马路，上学时也曾多次从其门前经过，就是从未踏入半步。我拿着自己临写的半帧柳体楷书，忐忑不安地请吴校长指正。他的表情有点严肃，凝神定气看了一会，然后一一指出临写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强调柳体楷书的难写之处和临写要点。如此一来二去，气氛就融合了许多。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思全在吴校长的那一套录像带上。于是就趁机提出借阅之事，吴校长略作思索，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和郭志福等人就找来电视机，不知疲惫地反复看了好几遍，从中看到了欧阳中石等大家书写的实况，感悟到了一些书写的门道。其后由于书法的缘故，我们与吴校长的交往也日渐增多。有一年郭志福等人联办“会州五人书法展”，吴校长亲临观展。展览结束后我写了篇评论，发表在《白银日报》上，吴校长看到后大加赞赏，说是有理论，敢批评，以后应该多写。后来我们又一同参加甘肃省的书法展览，在省博物馆的展厅里留连忘返，盘桓数日。吴校长的书法后来渐得大名，尤其是大篆古隶，颇存古风，质朴敦厚。曾题写过会宁一中的校名，镌在新修的校门上，后来又出版了书法集，在省城也举办过展览。2000年前后，我和李景春、郑维勇三人赴通渭进行书法交流，通渭县的书法大腕魏岳嵩前来探望，交谈间他提及吴校长的书法，多有赞赏。书法本是官僚文人的馀事，更是一种雅化的生活。我所知道的吴校长，是官，更像是一位文人。我在高三时，他就给学生讲过书法，也讲过民谣，还是相当生动的。书法使这位老校长平添了诸多高雅之气，而校长也使他的书法纸贵洛阳。古人说，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良有以也。我的求学之路艰难曲折、崎岖漫长，其间确实得益于诸多好心的师长、博学的先生，难以一一巨细覼缕，只能粗举荦荦大端，管中窥豹，以见一斑。中小学阶段留给我最为美好的回忆，此后便“途迍邅其蹇连，潦污滞而为灾”。路漫漫其修而远，日匆匆其促且忙。岁月荏苒，徒兴老大之叹；韶华易逝，空怀年少之想。如今华发早生，繁霜两鬓，苟活于盛世，息影身于书斋。迩来别陇望蜀，举家南迁。卜居于黉门静地，朝闻夕诵；执讲于国子之席，上溯下究。坐擁书城以徜徉，卧听江声而潺缓，亦余心之所善，岂蟗虫所能知！然而“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叫江水向西流。”徒唤奈何！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我们今天回顾过去，怀念师长，只是将记忆的碎片重新拾起，表示我曾来过，也曾受教过，不是野人，也不是缺心少肺的人。我对师长的回忆，只代表我，只代表当下的我。我尊敬怹们，也热爱怹们，更感谢怹们，但是我不虚美，不瞎吹，不背离原则地抬高怹们，更不会为了写几行虚文而生搬硬套、无端扇情。老师也是活生生的人，更多是普通平常之人，怹们生前不是伟人，百年之后也不会功臣自居。家乡的教育事业，也是由众多无名英雄们撑起来的，不是某一任领导的功绩，也不是某一位老师的功劳。怹们绝大多数寂寂无闻，我有义务将怹们记叙下来，告诸往而知来者。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现代社会，国之大事，应该在教育。会宁有重教的传统，曾经博得“状元县”的美名，我们都是沐其浴受其惠者，真心怀念那一方热土，真心感谢我的众多师长。南皮张之洞曾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里的“学”，就包括学术与教育。现在，教育提得很响，实际却不尽如人意，怨声充耳。我想，教育的招人诟病，除了体制上的局限、制度设计上的短板而外，教育管理者、教师队伍的素质滑坡、能力平庸，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这时候对比我们当年所遇的良师，真是感觉幸运极了，当然悲叹也由衷而来。“不可夺者，佑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 这是宋高宗赵构在其诏书中评价前贤苏轼的一句话，借来献给我的那些尊敬的师长们，谢谢怹们！图片说明：本文作者与吴建烈老师及师母范玉玲合影，2019年8月于兰州。本文选自《青青园中葵——吴建烈老师八秩荣庆暨从教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作者鼎元，姓名张存良，男，生于1969年，会宁县侯家川乡人。会宁一中1989届高三·七班学生，毕业于兰州商学院。曾在工商银行基层支行工作十馀年，后考取西北师大文学硕士、兰州大学史学博士，期间曾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十年。现为西华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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