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磨的记忆
作者 ‖ 任笃让
石磨,大约出现、应用于战国早期,应该是铁器发达之后的产物。起初称硙,汉代始称磨。分上下两扇,下扇中间有一个短的立轴,用铁制成,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下扇固定,上扇才能绕轴转动。两扇的接触面有一个空膛,叫磨膛。膛的外周有彼此起伏排成扇状的磨齿。上扇留有磨眼,待加工的粮食由此磨眼流入磨膛,渐渐散开而被磨细。
初次在宕昌见到石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令人惊叹者有四:一、磨盘又大又厚。二、用水车推动。三、下扇转动。四、供众人有偿使用。比起老家的旱磨,这是先进的生产力。
在我老家的从前,一般人家都有一爿家用石磨——畜力兼人力的石磨。磨盘的大小厚薄只有宕昌水磨的三分之一左右。其装置如同我们在一些农村题材的电影里面所见的一样,是让驴、马拉动。畜力不便时,则由人来推动。一个成年人方能推得动,效率极低,因此几乎家家都有。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则给石磨搭建一个简易庵房,以遮风避雨。条件差一些的,也要箍一孔土坯的窑洞,将石磨盘于当中。特困户常常盘在露天,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不能磨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用露天石磨。
一般的磨坊,除了磨盘所在,另一头,还有一个土炕,土炕一般都是烧热的,可以住人。
土炕上临时放上大笸箩,在里面支上罗面架,就在上面拉来拉去地罗,面粉就在下面匀匀地撒,眼看着面粉如雪山般渐渐高起,很好看,很好玩,耐人寻味。我小时候常常站在一旁赏玩。
其实,正常情况下,石磨较多的时候是畜力拉动,一般是毛驴子拉。毛驴子性情温顺,家庭主妇易于驾驭。一般套上毛驴子,一磨,起码四五小时,能磨上个七八十斤粮食。那么,这么长时间,毛驴子就会直接拉撒在磨坊里头,因此磨坊内空气污浊,有时尘土飞扬。现在想起来,是很不合食品卫生法的。
不过,当我能记事时,家里的石磨基本是人力的了。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很难搞到畜力。即使从农业社讨来一个,往往不是懒——不好好走,就是会偷吃磨台上面粉的那种,有时就是不走兼偷吃的那种——分配给谁家,给不给好的毛驴子,那权力掌握在贫下中农饲养员的手里。饲养员对毛驴子的脾气毛病,了若指掌——这时候,你必须一边忙着赶毛驴,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牠,以防被偷吃。因为那时的面粉比今日的银子还金贵,驴儿吃一大口,就超过一个人一天的定量。
当我仅有磨盘高低时,几乎每天都要帮母亲推磨的。当只能用人力,尤其小孩子推动时,必须用两根磨杠,一前一后,两人协调用力,磨盘方能转得快些,只一个小孩子是推不动的。跟母亲推时,我就推后面那根磨杠,辅助前行,一转又一转······,面粉渐渐在磨台上增多······沿磨扇之下的磨台圆盘堆起绵延起伏的小雪山。但那时,多的时候所磨的不是粮食,而是“代食品”——荞糠,砸碎的榆树皮,甚至洋芋杆子,高粱秆子之类也。
那种东西堆在磨扇上,不会像粮食那么顺驯地流入磨眼。而必须一边推动石磨,一边手拿细棍往下捣。我却够不着,非踮起脚尖是不行的。
初学推磨,几圈下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眩晕感,甚至恶心欲呕,必须推一会儿,歇一阵儿。坚持多日之后就自如了,就不十分眩晕了。母亲是一坐上汽车就眩晕的人,但当我们子女都不在家时,老人家一直一个人坚持推磨。可以想见老人家是多么的不易。
当我完全适应推磨,不再眩晕的时候,当我刚刚够得着往磨眼里捣代食品的时候,一九六零年的暑假,家里的石磨被麻子强行掠走了。
强行掠走的那天中午,我和母亲正在人工推动沉重的磨盘,加工粗糙的麸皮和谷糠。那麻子领着一帮人,个个手持抬杠,气势汹汹闯入院子,造成杀气腾腾的气氛。只有九岁的我,不敢言声。当时放假回来的四哥笃敏正好在家,数说了几声帮凶者,那些人立即软下来了。十八九岁年纪,几乎没有挨过饿的麻子,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不听不顾,穷凶极恶,第一个冲进磨坊,不允母亲收拾磨台上已磨下来的糠皮粉,一脚跨上磨台,两脚分站磨台两边,一把就揭起了石磨之上扇,待磨的糠皮撒了一地,两只脚弄脏了刚磨下来的糠皮粉。他也不需帮凶们搭手,一个人竟然滚动磨盘,跨过六七寸高的大门门槛,滚出了大门。
石磨之于农家,不啻于铁锅。
麻子家本是普通中等农户,多年前因赌博纷争,弟兄分家后他家就没有石磨。解放前一直在我家借磨。而且每次都是磨蹭到我家饭时,稍加挽留,总是吃了才走。直到土改时,别人家都有,惟独他家仍然无。
当时要是直接没收,分给他家倒好了——我们那时还有经济能力(父亲是教师,伯父是医生)再购买。可工作组说,我家人口多,他家人口少,经常到我家磨就是了。
但九年之后,一九六零年,麻子强行掠走了。我家此时一贫如洗(有哲人说,贫穷的责任不在自己,那是光荣的。),无经济能力购买新的石磨——难上加难,雪上加霜。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此石磨最早的历史已无从考证,但起码是同治兵燹之前,我的祖先就已拥有的家产。它与《老石碾的罗曼史》中写到的石碾是一起从同治年之前的老地方——任家大湾搬到现在的住址任家湾的。
石磨被强行掠走之后,我们一时无力置办新的,麻子家不让我们磨。无处磨面。
我有时继续帮母亲推磨,但那都是去别人家借用——足有五年时间,我家一直没有石磨。而借用最多的是距我家一公里之外的远亲房家的。那家女主人十分和善,十分同情我们。
五年间,母亲借过磨的人家多了,包括垴上,韩家万沟,几乎家家都借过。为何到处借?比如,我们想磨,人家那天正在磨,总不能借给我们吧?
其艰难状况,小时候陪母亲借磨最多的笃青弟(帮磨时间:6至10岁,五年啊!)最清楚。只要磨有空闲,许多人家都客客气气,有的还给吃的喝的。最难忘的是韩家万沟王智富家,非常热情。帮前帮后,有几次还从他们队里要来了牲口。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借磨难,要队里的牲口更难,大都是人力推磨。比如,不论到谁家去磨,包括韩家万沟,来回的粮食和磨好的面粉,总要自己背上走。劳动的强度,可想而知。
直到一九六五年秋季,我家才买到一爿又小又粗糙的仅能凑合用的劣质石磨。那效率比从前的又差远了,且磨不了多久就秃得不能用了。常请石匠又请不起。
父亲是悟性极高的人,他常常陪石匠打琢维修,又虚心求教,几次下来,其技艺就基本掌握了。
父亲决定自己学着干。买了几样简单的錾磨工具,自己錾出来的,果然还能用成,比石匠錾过的不差多少。
父亲学会錾石磨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就有附近的熟人、从前的学生家请去服务。当时就有搞副业而给农业社交钱记工分的先例。比如木匠。父亲跟生产队长谈好,得到允许,每天交八角钱记一个工(八分)。这样,虽然挣不了几个钱,可起码工分不少记,还可以在做活的人家吃了饭,给家里省下一点点。但好景不长,不足一个月,就被极左的大队支书知道了,立即把父亲叫回来——不准许再干——印证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批斗几场了之。
至此,父亲錾石磨的手艺,只能抽空——比如下雨天用在自家那爿劣质石磨上了。
之后到了七十年代,推磨的活,除大家偶尔帮帮之外,都让父亲母亲承包了。因为我们都已成为壮劳力,空闲时间更少了。
再后来,我到宕昌当了教书匠,再没能帮父母推过磨。一次,我回家探望父母,闲谈中听父亲说,他推磨时不慎将装在身上的那副石质老花镜挤破了。本来那副眼镜放在家里,只在看书写字时才戴。可那回是别人请去看病出诊回来,没顾得上掏出来就去推磨才挤碎的。此时父亲已是花甲之上的老人了,还必须亲自推磨才能供全家人吃饭。
之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心酸,就难受。我们年轻人,走了半天路,到家还想多休息一会儿,可老人家为了一家人的按时吃饭,顾不上休息就干起了相当累人的活。当然那年月,我们不仅贫困,而且没有人身自由,一个壮劳力是没有时间推磨的。
改革之后,家里有了畜力,人力也得到了解放,人身也有了自由,父母不再推磨了。
再后来,电磨钢磨普及,石磨成了家家都有且并不值钱的低级文物。而上文述及的那爿被强行掠走的较好石磨,被我一个侄子拍买回来,也当作有一定纪念意义的文物保护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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