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磨的记忆
作者 ‖ 任笃让
石磨，大约出现、应用于战国早期，应该是铁器发达之后的产物。起初称硙，汉代始称磨。分上下两扇，下扇中间有一个短的立轴，用铁制成，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下扇固定，上扇才能绕轴转动。两扇的接触面有一个空膛，叫磨膛。膛的外周有彼此起伏排成扇状的磨齿。上扇留有磨眼，待加工的粮食由此磨眼流入磨膛，渐渐散开而被磨细。
初次在宕昌见到石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令人惊叹者有四：一、磨盘又大又厚。二、用水车推动。三、下扇转动。四、供众人有偿使用。比起老家的旱磨，这是先进的生产力。
在我老家的从前，一般人家都有一爿家用石磨——畜力兼人力的石磨。磨盘的大小厚薄只有宕昌水磨的三分之一左右。其装置如同我们在一些农村题材的电影里面所见的一样，是让驴、马拉动。畜力不便时，则由人来推动。一个成年人方能推得动，效率极低，因此几乎家家都有。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则给石磨搭建一个简易庵房，以遮风避雨。条件差一些的，也要箍一孔土坯的窑洞，将石磨盘于当中。特困户常常盘在露天，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不能磨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用露天石磨。
一般的磨坊，除了磨盘所在，另一头，还有一个土炕，土炕一般都是烧热的，可以住人。
土炕上临时放上大笸箩，在里面支上罗面架，就在上面拉来拉去地罗，面粉就在下面匀匀地撒，眼看着面粉如雪山般渐渐高起，很好看，很好玩，耐人寻味。我小时候常常站在一旁赏玩。
其实，正常情况下，石磨较多的时候是畜力拉动，一般是毛驴子拉。毛驴子性情温顺，家庭主妇易于驾驭。一般套上毛驴子，一磨，起码四五小时，能磨上个七八十斤粮食。那么，这么长时间，毛驴子就会直接拉撒在磨坊里头，因此磨坊内空气污浊，有时尘土飞扬。现在想起来，是很不合食品卫生法的。
不过，当我能记事时，家里的石磨基本是人力的了。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很难搞到畜力。即使从农业社讨来一个，往往不是懒——不好好走，就是会偷吃磨台上面粉的那种，有时就是不走兼偷吃的那种——分配给谁家，给不给好的毛驴子，那权力掌握在贫下中农饲养员的手里。饲养员对毛驴子的脾气毛病，了若指掌——这时候，你必须一边忙着赶毛驴，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牠，以防被偷吃。因为那时的面粉比今日的银子还金贵，驴儿吃一大口，就超过一个人一天的定量。
当我仅有磨盘高低时，几乎每天都要帮母亲推磨的。当只能用人力，尤其小孩子推动时，必须用两根磨杠，一前一后，两人协调用力，磨盘方能转得快些，只一个小孩子是推不动的。跟母亲推时，我就推后面那根磨杠，辅助前行，一转又一转······，面粉渐渐在磨台上增多······沿磨扇之下的磨台圆盘堆起绵延起伏的小雪山。但那时，多的时候所磨的不是粮食，而是“代食品”——荞糠，砸碎的榆树皮，甚至洋芋杆子，高粱秆子之类也。
那种东西堆在磨扇上，不会像粮食那么顺驯地流入磨眼。而必须一边推动石磨，一边手拿细棍往下捣。我却够不着，非踮起脚尖是不行的。
初学推磨，几圈下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眩晕感，甚至恶心欲呕，必须推一会儿，歇一阵儿。坚持多日之后就自如了，就不十分眩晕了。母亲是一坐上汽车就眩晕的人，但当我们子女都不在家时，老人家一直一个人坚持推磨。可以想见老人家是多么的不易。
当我完全适应推磨，不再眩晕的时候，当我刚刚够得着往磨眼里捣代食品的时候，一九六零年的暑假，家里的石磨被麻子强行掠走了。
强行掠走的那天中午，我和母亲正在人工推动沉重的磨盘，加工粗糙的麸皮和谷糠。那麻子领着一帮人，个个手持抬杠，气势汹汹闯入院子，造成杀气腾腾的气氛。只有九岁的我，不敢言声。当时放假回来的四哥笃敏正好在家，数说了几声帮凶者，那些人立即软下来了。十八九岁年纪，几乎没有挨过饿的麻子，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不听不顾，穷凶极恶，第一个冲进磨坊，不允母亲收拾磨台上已磨下来的糠皮粉，一脚跨上磨台，两脚分站磨台两边，一把就揭起了石磨之上扇，待磨的糠皮撒了一地，两只脚弄脏了刚磨下来的糠皮粉。他也不需帮凶们搭手，一个人竟然滚动磨盘，跨过六七寸高的大门门槛，滚出了大门。
石磨之于农家,不啻于铁锅。
麻子家本是普通中等农户，多年前因赌博纷争，弟兄分家后他家就没有石磨。解放前一直在我家借磨。而且每次都是磨蹭到我家饭时，稍加挽留，总是吃了才走。直到土改时，别人家都有，惟独他家仍然无。
当时要是直接没收，分给他家倒好了——我们那时还有经济能力（父亲是教师，伯父是医生）再购买。可工作组说，我家人口多，他家人口少，经常到我家磨就是了。
但九年之后，一九六零年，麻子强行掠走了。我家此时一贫如洗（有哲人说，贫穷的责任不在自己，那是光荣的。），无经济能力购买新的石磨——难上加难，雪上加霜。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此石磨最早的历史已无从考证，但起码是同治兵燹之前，我的祖先就已拥有的家产。它与《老石碾的罗曼史》中写到的石碾是一起从同治年之前的老地方——任家大湾搬到现在的住址任家湾的。
石磨被强行掠走之后，我们一时无力置办新的，麻子家不让我们磨。无处磨面。
我有时继续帮母亲推磨，但那都是去别人家借用——足有五年时间，我家一直没有石磨。而借用最多的是距我家一公里之外的远亲房家的。那家女主人十分和善，十分同情我们。
五年间，母亲借过磨的人家多了，包括垴上，韩家万沟，几乎家家都借过。为何到处借？比如，我们想磨，人家那天正在磨，总不能借给我们吧？
其艰难状况，小时候陪母亲借磨最多的笃青弟（帮磨时间：6至10岁，五年啊！）最清楚。只要磨有空闲，许多人家都客客气气，有的还给吃的喝的。最难忘的是韩家万沟王智富家，非常热情。帮前帮后，有几次还从他们队里要来了牲口。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借磨难，要队里的牲口更难，大都是人力推磨。比如，不论到谁家去磨，包括韩家万沟，来回的粮食和磨好的面粉，总要自己背上走。劳动的强度，可想而知。
直到一九六五年秋季，我家才买到一爿又小又粗糙的仅能凑合用的劣质石磨。那效率比从前的又差远了，且磨不了多久就秃得不能用了。常请石匠又请不起。
父亲是悟性极高的人，他常常陪石匠打琢维修，又虚心求教，几次下来，其技艺就基本掌握了。
父亲决定自己学着干。买了几样简单的錾磨工具，自己錾出来的，果然还能用成，比石匠錾过的不差多少。
父亲学会錾石磨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就有附近的熟人、从前的学生家请去服务。当时就有搞副业而给农业社交钱记工分的先例。比如木匠。父亲跟生产队长谈好，得到允许，每天交八角钱记一个工（八分）。这样，虽然挣不了几个钱，可起码工分不少记，还可以在做活的人家吃了饭，给家里省下一点点。但好景不长，不足一个月，就被极左的大队支书知道了，立即把父亲叫回来——不准许再干——印证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批斗几场了之。
至此，父亲錾石磨的手艺，只能抽空——比如下雨天用在自家那爿劣质石磨上了。
之后到了七十年代，推磨的活，除大家偶尔帮帮之外，都让父亲母亲承包了。因为我们都已成为壮劳力，空闲时间更少了。
再后来，我到宕昌当了教书匠，再没能帮父母推过磨。一次，我回家探望父母，闲谈中听父亲说，他推磨时不慎将装在身上的那副石质老花镜挤破了。本来那副眼镜放在家里，只在看书写字时才戴。可那回是别人请去看病出诊回来，没顾得上掏出来就去推磨才挤碎的。此时父亲已是花甲之上的老人了，还必须亲自推磨才能供全家人吃饭。
之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心酸，就难受。我们年轻人，走了半天路，到家还想多休息一会儿，可老人家为了一家人的按时吃饭，顾不上休息就干起了相当累人的活。当然那年月，我们不仅贫困，而且没有人身自由，一个壮劳力是没有时间推磨的。
改革之后，家里有了畜力，人力也得到了解放，人身也有了自由，父母不再推磨了。
再后来，电磨钢磨普及，石磨成了家家都有且并不值钱的低级文物。而上文述及的那爿被强行掠走的较好石磨，被我一个侄子拍买回来，也当作有一定纪念意义的文物保护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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