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这就清楚地表明，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它是通过行为规范和伦理教化调整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并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准则、标准和规范的总和。无独有偶，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道德治理的重要性。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托克维尔先后于1835年、1840年著作的《论美国的民主》所载：“在中世纪，抓住罪犯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法官们对那些不幸的落网者时常施予严刑拷打并处以严酷的判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对于减少犯罪数目从未有任何帮助。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越是尺度准确的审判和温和的判罚，就越能起到好的法律的效果。如今，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对犯人的虐待和强横是一种强盗行为，他们认为对犯人的审讯过程应当简化，而判罚尺度也应逐步放宽。”哲学家李泽厚说，道德建立在自觉的道德心理上，并体现在行为上；而伦理讲义务、讲责任，外化于风俗、习惯、秩序和制度上。个体道德行为是其伦理的具体呈现。道德包括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两个方面，但两者又是融于一体的。前者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人生取向或人生意义的选择，如宗教信仰、终极关怀等。道德不但影响他人，也影响个人。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个人到他者，从而超出个人，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个人的信仰、追求终极关怀，体现在情感、观念、行为、语言中或精神寄托。与宗教性道德相对的是社会性道德。社会性道德体现的是公共理性，宗教性道德则偏重于个体行为。公共理性背后涉及的是社会化的实践方式，具体体现在政治、法律等领域的活动中。与之相对的宗教性道德则侧重于个体的信念、选择等方面。道德是内化的，是自觉的行为，并受到道德意识的反作用。所以，道德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道德规范的调控作用几乎体现于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因此，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说，“士有百行，以德为先。”意思是说，人有各种德行，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人终生发展的基础。弟子规中“唯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励。”即只有品德、学问、才能、技艺不如别人的时候，才应当自我勉励，发愤赶上别人。《资治通鉴》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诸葛亮诫子书告诫“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蜀汉昭烈帝刘备在诏书中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论语·述而》讲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就是说：“君子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无论何人，都应培养自己的孩子自幼不说谎，有知耻之心，自我检讨以归于正道。奉行同情、正直、节制、尊重、和善、宽容和公正的良好品行。从小教育孩子，让他们做一个有知识、懂教养、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温文尔雅之人。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力戒沦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