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 爷
文 \ 李建政
我们家原本是没有我和弟弟的。父母生了哥哥和姐姐，就算是儿女双全了，不准备再生孩子了。爷爷说什么也不同意。生产队时期，劳力就是粮食，多一个劳力就多一份工分，就多一份口粮，就多一份温饱。散了社也一样，属于自己的土地只有和劳力、大粪结合了，才会生长金灿灿的粮食，所以，爷爷在犁地的时候，收拔打碾的时候，拾粪担粪的时候，抽旱烟熬罐罐茶的时候，心里都在急切地盘算着怎么还能再添两个孙子。
那时候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要生娃就得办手续。所谓手续就是公社管计生的干部用有红字头的纸张手写一张准生证，上面再印上公社血红的戳儿。生了娃，没有这个手续，存在也是不合理。罚钱当然没有，要命的办法却很简单——公社卡了你的供应粮，就等于要了一家人的命。这一点爷爷心里是清楚的，得谋划一个既能添了人丁又不让一家人要命的最妥当的办法。
爷爷早年拜了个干弟，就在河对面的阴坡社，姓王，排行老五，我们管他叫五爷。五爷是个壮汉，身材魁梧，力大无比，据说他一把就能捏死了柴油机。五爷人也活脱，门路广，关于要添人丁的宏伟蓝图爷爷在和五爷喝酒的时候描绘过数遍。
机会很快就来了。有一日，公社的计生干部下队检查工作，晚间留宿在五爷家。五爷喊了爷爷，割了猪肉，提了好酒，招待计生干部。酒过三巡，公社干部早就不省人事，猪一般斜躺在炕墙跟下的被窝上，哼哼唧唧扯起呼来。五爷打开了公社干部的包包，里面印着红字头的纸，英雄牌钢笔，血红的戳儿一应俱全。五爷模仿者干部的字样一口气办了两份“手续”，盖上红戳，交给爷爷。
如此戏剧般地就有了我和弟弟。那时候，哥哥和姐姐已经长大，不需争宠。弟弟有爸妈宠着，我就成了爷爷和奶奶的宠物。吃饭和爷爷在一起，面条是我的，汤是爷爷的，偶尔吃出来一个猪肉臊子蛋也是我的。睡觉和爷爷在一起，白天跑累了，睡觉的时候两条腿就搭在爷爷身上，要是炕冰下去了，就干脆趴在爷爷背上或肚子上睡。
在我的奶名之外，爷爷还赐我一个他专用的名讳——老二。本来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但在老家农村，老几这样的称谓只给男娃用，因此，姐姐没能排在其中，我便成为老二。除了爷爷，再没有别人叫我老二。爷爷下地干活回来，进大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喊一声老二，听到爷爷的叫喊，本来在厨房炕上玩耍的我一般不走门，而是从靠近炕的窗户翻窗跃出，便到院中。那时候，住的是土块箍成的窑洞，窗子没有窗格，只安两扇木质的窗扇，打开来，就可以直接出去。翻窗的次数多了，我自窗子一跃而出的动作变得更加敏捷而利索，也就越惹爷爷高兴。这样的场景大约发生在我五到六岁之间，按理说我是不会记得这么清晰的，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记得这样清晰。
因为太小，我还不能下地劳动，因此，爷爷劳动时候的情形我记不清晰了，只留下一些斑驳的片段：夜色很浓的时候，爷爷背着背篓去生产队大圈里偷来羊粪面面给我和奶奶烧炕；散社时社里分了一头黑骟驴，爷爷每天要用刷子在骟驴的身上刷扫一遍，还和骟驴说话；夏天的午饭后，太阳很紧，爷爷总是光着膀子，在自己的果园里忙碌，这儿掐片叶子，那儿剪个枝条；散了社，爷爷多数时间在老爷山山顶开荒，每到饭熟的时候，奶奶打发我到半山腰扯开嗓门喊：“爷爷吃饭来哦——”，喊几声就能听见爷爷远远的回应：“来咾——”。
这样的日子太过短暂。我七岁那年，爷爷得了癌症，从睡到炕上到装进一个红黑相间的木匣里抬出家门，最多就两个月时间。爷爷去逝了。我当然不懂得去逝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爷爷是出了远门或去城里赶集，等几天就会回来的。
爷爷最终还是没能回来。大一点的伙伴告诉我爷爷死了，埋了，当时我坚决不信，后来就慢慢信了。九岁的时候，我就能单独放羊了。一边放着羊，一边心里发疼地想着爷爷，不知不觉，就到了爷爷的坟地，常常呆呆地站在坟前，忘了整个世界，也包括我放的羊儿。远处传来厉声的叫喊，是我的羊钻进了别人家的庄稼地里。
后来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每年最期待的一天就是清明。老家的风俗是在清明节前一天下午，大人领着小孩，带着背篓和铁锨，给祖坟添培新土，我们叫上坟。到第二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各家都端着精心制作的几样小吃，带着香火再一次来到祖坟，先是烧香化纸祭拜，然后在坟院里支起小桌，摆上各家端来的小吃，只要是同一本家的人围坐一起，和祖先们共进午餐。爷爷在世的时候，爷爷领着我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自打祖坟临边添了爷爷的新坟，每年清明节背土上坟的孩子里头，我是最卖力的一个。过去最喜欢吃的春韭炒鸡蛋再没有了往日的味道。
这些年来，我外出求了学，上了班，相距遥远，清明节再也没能给爷爷的坟头上添过一培新土。去年春节回了老家，记得是大年初五，天气很好，吃了早饭，一个人出来爬山散步。走着走着，照例还是来到了爷爷的坟前。爷爷的坟地和我们李氏家族的祖坟在一起，是老爷山背后一处向阳的坡地，春日的暖阳照耀得一览无余。因为暖和，我索性坐下来，一边晒着暖暖的太阳，一边点上烟。爷爷也抽烟，自然要给爷爷点上一支，插在坟头。就这样一直坐着，抽着，虽然没能出口，但我还是和爷爷聊了许多：爷爷啊，你调皮捣蛋的好从你碗里抢走面条和猪肉臊子的老二现在也四十了，去了很远的地方，教了书，早就娶了媳妇。你的重孙也十岁了，上五年级了；和你绊了半辈子嘴的奶奶还活着，八十八了，还很健康，这次回来，我给她置了新衣，还亲手给她缝制了一床缎面的被子... ...烟抽完了，太阳也偏西了，春寒料峭，我该回家了。
按常理，时常牵挂的人事应该会出现在梦里，但奇怪的是三十年来，我做过无数个梦，梦见爷爷却只有一次。那是在去年。梦见在庄子上头涝坝沟的一处坡地上，有一间草屋，门帘半搭在墙上。我走了进去，见爷爷还是穿着那件泛白的丝布上衣，斜躺在炕上，头朝里，脚朝外。炕头边泥糊的火炉上还熬着罐罐茶。爷爷见我进来，说了话：“老二，茶刚下上，你喝”。我还有点奇怪地问了爷爷怎么不住在家里，爷爷的回答有些模糊，大意好像说这里清净些。正在说话间，妈妈端着热乎乎的摊饼进门，怎么不小心盘子掉在地上碎了，我也就醒了。
梦中爷爷的草屋就坐落在我家的自留林地里。是一条小沟，靠东的坡地上，到现在还长着爷爷亲手栽植的白杨树，一排排，一行行，郁郁葱葱地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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