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见真情
作者 / 宋育红
（一）
2006年夏日某天，我突然接到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当对方在电话中反复落实了我就是他要找的人时，通过电话传过来对方的一声唏嘘，好像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我当即显得异常茫然：是谁会如此颇费周折地找我呢！
在我纳闷之际，对方自称，他是白银市实验中学的一位姓张的教师，受朋友之托已苦苦找寻我好几个月了，直到近日，才从市文联苏震亚处打问到了我的电话，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
的确，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找人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况且被找者又是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怀着极其困惑又有些好奇的心情问对方：“那托你找我的人是谁呢？”
“杨光辉！”
对方提高音量回答了我的提问。他还问了一句：“你认识这个人吗？”
天哪！“杨光辉”这个名字，对我来讲真是如雷贯耳，我怎能不认识他？我怎能忘记我的这位老领导、大恩人？在我曾经落难之时，在我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之际，是他伸出热情的臂膀，扶持我走出逆境；是他用炽热的感情，熔化了冻结在我胸中的块垒，让我重新树立了生活的勇气……只要我的生命还继续延续，只要我的思维还正常运转，只要我做人的良知还不完全丧失，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
“杨光辉”这个响亮而亲切的名字，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大个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喜大悲的知青时代，带回到那个曾经承载了我的青春岁月和美好理想、也书写着我的落拓悲伤的小山村，带回到那些充满凄风苦雨和坎坷道路的蹉跎岁月。
（二）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也曾追过星，也曾有过崇拜偶像的话，杨光辉就是我当年非常崇拜而且至今也十分崇敬的人。他是会宁城关人，是“老三届”中的高材生、佼佼者。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做出了突出成绩。他的先进事迹被当时的国家权威媒体和省内外报刊电台广泛报道宣传，一时在中华大地颇有影响。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际，他曾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过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了国宴。他是那场席卷中华大地长达10年之久、牵动全国1700多万青年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带头人。据说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就是在看到会宁县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道后有感而发的。
我第一次见到杨光辉同志是在1975年的夏天，在甘肃省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那时，他已是甘肃省知青办副主任，大会期间，他要为来自全省80多个县份的代表服务，面对的是近千名代表和带队干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一个普通的知青代表，当然没有和他单独接触、交谈的机会。但他那干练的作风，热情的态度，充沛的精力，以及他那口非常地道纯正的会宁话，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接人待物时，总是未开口先笑，那憨厚、善良、亲切的笑容，始终常驻在他闪烁着青春风采的脸上，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人感到任何时候都和他没有距离感，都会感到亲切和温暖。
真正跟杨光辉同志近距离接触，是在两年后，一场厄运降临，我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上受到了一次毁灭性打击之际。
1977年，我所在的公社由定西地委派驻工作队开展“路线教育”运动。在这场“教育”运动中，我被列为“教育”重点，我的身份由曾被甘肃省委、省革委表彰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一夜之间变成了由“四人帮”树立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黑典型”，成为路线教育工作队、农村基层党组织、广大贫下中农的“众矢之的”，为我制造的形形色色的“帽子”漫天飞舞，扑天盖地，揭发、批判、斗争会一场接着一场。为了“蒙混过关”，求得“从轻处理”，我也硬着头皮写了无数份“检查材料”，作了数不清的“交代检查”，但仍然未逃过厄运，最终被宣布“党内除名”。
这次“路线教育”运动将我打翻在地，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工作队将整我的过程作为“经验”总结上报交流，并由定西地委发了《工作简报》，上报甘肃省委。
当时，我仅仅是一个24岁的知青，已响应党的号召在农村劳动了9个年头。在这漫长的9年当中，我虽然没有像以前曾被某些人吹捧抬举得那么先进，虽然没做出多大的成绩，但我也绝没有后来他们所说的那样坏，我最起码没有干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所以我内心坦荡，问心无愧。对于那些任意捏造事实、编织罪名，而对我采取的种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利用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我的“党内除名”的处理，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大概是在1977年底结束的。1978年春节刚过，我就背着炒面袋子，怀揣申诉材料，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
在几乎一年漫长的上访道路上，我遭受了无数的冷眼和奚落，饱尝了上访道路之辛酸，深刻地体会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是一段我非常不愿意回忆的往事。但我自然提笔写这篇文章，这段往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省略。
在靖远县委大院，原来那些对我很是器重的官员，见了我都如同躲避瘟疫，唯恐避之不及。我来到定西，见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廉道。他听了我的倾诉并看了我的申诉材料后，给了我一些安慰，并表态一定要过问此事。不久，由地委组织部、知青办和县委组织部、知青办组织了调查组来到我所在的村社进行复查。谁料这个调查组在村子里走马观花转了一圈，和当时帮助工作队整我的那些人在一起，问了一些情况后就草草收场。又等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消息。待我再次来到定西，在地区知青办看到了这个调查组写的一份《复查材料》，实质上是对我的二次定案。那时，廉道副书记正在办理离休手续，已不再上班，知青办的机构当时实际上已处于即将被撤销阶段。我还在定西听到，当时曾担任我所在公社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的那位权贵，已升任定西地委主要领导，属定西地区实力派人物。处于这种境况，在定西，我可以算是走投无路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去省上找老领导杨光辉。
（三）
时已深秋，瑟瑟秋风已将兰州街头茂密的槐树枝桠上的一片片黄叶徐徐吹下，它们在人们的踩踏和车辆的碾压下仍然顽强地奔跑。秋风袭我一身冰凉，而顽强奔跑、不惧踩踏和碾压的树叶倒给了我一些启发。我肩挎一只破旧的黄挎包，里面装着我的申诉材料、半袋子炒面和一只掉了好多皮的喝水缸子。我觉得我的形象就是一个标准的盲流，难怪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就有好多双惊恐的眼睛在盯着我。
在省革委会大红门一侧，我按照规定登了记，一位具有一双鹰隼般眼睛的不太年轻的女人对我进行了一番小型的盘问，才满脸狐疑地拨通了内线电话。我从电话听筒里听到里面的人问叫什么名字，她一手抓住电话，一手看着我填的单子说叫“宋育江”，我赶忙大声纠正她说：“我叫宋育红”，我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在故意纠正她的错误，而是想急于让接电话的人知道我。当然，我的脸上挨了那双鹰隼眼睛如同锥子般厉害地一瞪。
不一会，出来一位老同志，将我带进省革委会大楼，杨光辉同志在楼梯口等着接我。他的脸上仍然挂着那十分质朴亲切的笑容，一见我，他就伸手抓过我肩上那并不沉重的挎包，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并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
在经受了过多的冷遇、冷漠、冷眼后，我的神经系统好像已经非常适应“冷”的温度，而对“热情”“温暖”反而不能适应和接受。这就如同一个风雪中的行路人，能够抵御寒冷的侵袭，却敌不住突然而来的温热。在杨主任的办公室里，在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领导面前，我突然鼻子一酸，感情失去控制，竟失声痛哭起来。
杨主任没有劝我，他的脸上仍然是那副我特别熟悉的笑容，他把水杯往我眼前推了推，说：“哭吧！哭一哭！心里会舒坦一些！”
果然，哭了一阵，心情竟然轻松好受了许多。当我从包里掏申诉材料时，杨主任对我说：“小宋，你的事情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别人不说，我还是了解你的。你也不要太着急，啥事情都有个过程。你的这个事情现在搞得很复杂，咱们只能一步一步来。”
尽管杨主任已大概知道了我蒙冤挨整的事，但他还是十分详细地看了我的申诉材料，有些页数他还倒过来反复看。下班后，他把我的材料装进包里，说是晚上再仔细地看。临下班时，杨主任让我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我实在不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执意要走。临出门时，杨主任掏出两块钱，让我在外面吃顿饭，找个小旅社住下，明天早上再来。
我拿着杨主任给的两块钱，在街上买了一碗面，又要了一碗面汤冲了随身背的炒面喝上，安顿了肚子后，我却没有去住旅社，而是在兰州火车站候车室里将就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再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地进了省革委的大红门。杨主任从食堂给我带来一个馒头。我就着开水吃馒头时，杨主任很是严肃地对我说：“小宋，我要问你三个问题，你要是相信我，就以老为实地回答我！”我点头答应。、
杨主任用有些沉重的口气问我：“你在那个时候给上面那些人写过效忠信之类的东西没有？”
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本来想直接回答说没有，但看到杨主任神情那样严肃，我沉思片刻，想起一件事：那是1976年初，由定西地区知青办和县知青办在靖远县委招待所召开过一次回乡大学生、下乡知青代表座谈会，与会代表共23人，后以这23人的名义，由地区知青办一位秘书和我执笔，写了一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不几天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除此而外，再没有向任何人写过任何东西。
杨主任说：这个没事，那次会议我和白主任（指省知青办主任白伟章）都参加了，那封信我当时也看了。就是有事，那也与你没有多大关系。
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在农村这些年，又当过会计，又当过队长，经济上有啥问题没有？”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杨主任又问：“你在生活作风上有没有不检点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更是不加任何思索，脱口而出：没有！
听了我的回答，略停片刻，杨主任比较动情地对我说：“小宋，你要相信我。我问的这几件事，不管是哪一件，如果有，我们就按有的办法对待，如果没有，我们就按没有的办法对待，你可万万不能对我有啥隐瞒！”
听了杨主任这番话，我知道他确实是在设身处地地为我考虑，想办法。但他作为一名省上领导，又没有整天和我待在一起，看了和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罪状”，他有怀疑也在情理之中。这时，我的情绪也有些激动，有些动感情，我对他说：“杨主任，您这样关心我，从良心上来讲，我也绝不能对您说半句假话。说老实话，我虽然有好多毛病和缺点，但本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但我对自已一向都要求非常严格。再说，在运动中整我的时候，那么多的人，把我翻肠倒肚，反反复复地整来整去，除了胡编乱造、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有哪一件事能找到真凭实据？再说，如果我真干了什么坏事，挨这样的整我也感到不冤枉。正因为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我才感到委屈、冤枉，才不断地上访、申诉，落到现在这样一个‘讨吃子’的地步 ……”
杨主任的神情渐渐由严肃认真又转变到和蔼可亲。他起身轻轻掩上办公室的门，回过头来继续对我说：“小宋，只要这几件事情没有，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我听出杨主任的话外之音，压低声音对他说：“杨主任，你关心我，支持我，我心里完全明白，但我也理解您的难处。我想直接上趟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杨主任沉思了一会说：“去北京，也不是不可以，但那要有很大的花销，你又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我的意见，你可以先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另外，我看你的申诉材料写得太具体，太细，你应再很好修改一下，太详细就显得太长，太罗嗦。如真能引起上级重视，具体问题要在调查中去落实，与你反映是否详细没有多大关系。”
在我临行前，杨主任安排省知青办信访室的同志给我填了个单子，报销了我的车票并按票价给我发了返回的路费，还按当时参加会议的标准给我发了几天的误工津贴。
这次兰州之行，虽然离我要求平反的目的还遥遥无期，但我毕竟遇到了杨光辉同志这样一位具有古道热肠、侠骨柔情的好领导，得到了他的接见、指点，使我更加坚定了继续上访，寻求公道和正义的信心，也重新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念，有了勇敢地向前走、直面人生的勇气。
（四）
从兰州回来，遵照杨光辉同志的吩咐，我放弃了去北京上访的打算，就把申诉材料经过认真修改，寄到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某日，我们村里开进四辆北京吉普。从车上下来十几个干部。这些人中，有我认识的省知青办杨光辉副主任，地区知青办、县知青办领导，其他人我就不认识了，杨主任向我作了介绍，我才知道还有省委组织部、地委组织部和县委组织部的多位领导。在我的住所，杨主任向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情况，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将我的申诉材料已批转到省上，省委领导很重视，责成省委组织部和省知青办组成省、地、县联合调查组，重新复查我的问题，由他和省委组织部组织处李振海同志带队。
联合调查组在进村的当天就全面投入了调查工作。据我事后得知，他们分头行动，找公社党委、革委会成员谈话，找大队党支部成员、生产队班子、全大队党员、干部开座谈会，和每一个人的谈话及每一次会议都作了详细的笔录。据曾在我领导的“青年突击队”里干过的一些青年讲，在和他们谈话时，调查组的人问得非常详细，方方面面的事情都问到了，甚至还问我有没有谈过对象等。谈话结束后，调查组的同志让他们每个人都在记录上签了字或按了手印。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在当初整我的时候，曾给我罗列的一条“罪状”是说我“学了大寨反大寨”，那主要是指我在带领青年突击队修大寨田时出工不出力，修的大寨田面积少，因而“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针对这一问题杨光辉同志带着调查组亲自去七里路之远的南塬上，在我们修过的那块大田里丈量土地，计算挖、填土方和修整的面积，并在生产队会计的账本上查找出用工数，计算出每个劳动日的平均工作量，再与同类其他工程比较，结果发现，我们每个劳动日的工作量远远高于其他组的工作量。这一关键数字计算出来后，杨主任非常气愤，他在和生产队长交谈时问：“你们生产队、大队的领导在那块地里去过吗？”“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当时在那块地里去过吗？”问得老队长无言以对。事实上我非常清楚，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在那块我们曾经挥汗如雨的大田里送过脚踪。
由于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使村里许多当时受到我的问题株连的青年和群众受到鼓舞，他们从刚开始时的被动观望到主动反映问题，使调查工作进展很顺利。
联合调查组在村里工作了3天。调查工作结束后，在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通报了调查情况。在这次大会上，调查组对我在上山下乡以来多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评价，实际上也就委婉地否定了整我的那些材料。但对调查结果如何处理却讲得很婉转。之后，李振海同志和杨主任在我的住处和我谈了话。李振海同志说：“你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搞清楚了。但如何处理，我们回去后要向省委领导汇报，现在还不能答复你，希望你能够正确对待。”而杨主任的谈话口气就很直截了当。他很带感情地对我说：“小宋，让你受委屈了，实际上，你走到这一步，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要是当初不那样一个劲地支持、鼓动你‘扎根’，你也不会落到这个结局。事情已经调查清楚，我们总会给你一个结果。你就把这件事当作对自己的一份考验吧！我相信，你是一个坚强的人，是能够经受住这场考验的。我们回去后，立即将这次调查结果向省委领导汇报，争取早日为你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领导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的胸中积压的愤怒、冤枉、委屈一时全部化解，烟消云散。
两位领导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实话实说：当初自己表态扎根农村，是因为党组织一直是这样号召的，我是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既然事已至此，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有啥意义了，我希望组织上能给我安排一份工作。李振海说：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向有关方面建议。杨主任的态度却非常明朗，他说：你提的要求完全合乎情理。那些在农村偷的、抢的、干了好多坏事的青年，我们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这样优秀的青年，有什么理由不安排？这件事我来负责，一定争取给你安排个好单位。后来听说他们回兰后，向省委、省革委会领导写了关于我的情况的调查报告。
真是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杨主任果然很快就兑现了对我的承诺。没过多久，我就接到公社通知，要我去公社填招工表。1978年年底，我离开了那个承载了我的整个青春岁月、曾经让我热血沸腾、又让我黯然伤神，曾经让我风光无限、又让我狼狈不堪的小山村，来到一座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型工业城市白银，在国营白银纺织机械针布厂上班烧锅炉。
（五）
我把已在白银针布厂上班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杨光辉同志。我深知，这份工作是在他鼎力相助下才得到的。我向他写信，一来表示感谢，二来还是想从他跟前了解一些我的党籍恢复问题的进展情况。不几天，就接到了杨主任的回信，听到我已正式上班，他很高兴，信中向我表示祝贺。其次他告诉我，那次省委组织联合调查组对我的问题重新复查后，他们立即给省委写了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的产生全过程他都参加了，省委领导对报告有批示：同意恢复党籍。他建议我尽快去靖远办理有关手续。
我怀着万分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即刻去靖远县委组织部办理手续，谁知又是“狗吃尿泡——空欢喜”，我被陷入了又一轮无休止的“烂泥坑”。靖远县委组织部一位领导说：他们虽然接到了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但没有收到文字通知，他们不好办理。并说他已将省委组织部的意见传达到高湾公社党委，因为当时我的处理决定是以高湾公社党委的名义作出的，要恢复还得原党委恢复。
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高湾。说来也巧，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竟然是原县知青办主任，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多少年一直对我很关心，私人关系也很不错，心想这下可真是天助我也。可是，真像俗话说的，人要倒霉的时候，放屁都打脚后跟。在公社大院没有找见书记，有人说他到笠山子下乡去了。我和我的那辆破自行车换着骑，到有路的地方我骑它，在翻山越岭时它骑我，在高湾广袤无垠的山塬上，越沟翻梁，跟踪追迹，终于在下陈村的队长家里见到了这位昔日的顶头上司、今日的公社书记。
没想到当我说明来意，我的这位昔日的顶头上司倒是对我倒了一肚子苦水，大发了一通牢骚，好像挨整蒙冤的人不是我而是他，又好像我不是受害者而是害人者。他发完牢骚后对我说：他虽然接到了县上的电话，但同样没有收到文字通知，他不好办理，他让我继续去省上，要求省上下一个文字通知，他有了这个东西就好说话了。我当时真想对他说：“你是不是认为省委是给我一个人设的？”真是气得人转磨磨子。
无奈，我又一次硬着头皮来到省城兰州。那时，省知青办已经和省劳动局合并，杨光辉同志已经调离，未能见面。我又去省委组织部找李振海同志，接待室的人电话询问后，里面答复说李振海已调往北京。我固执地填单要求见组织部的任何人都行。一会，里面一个自称姓饶的人打出电话，问我找组织部有什么事？我将我的事情在电话中作了简单陈述，姓饶的领导未听完就打断了我，说：“这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我们已经给下面打了电话，我们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怎样办理就是下面的事了！”说着“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像一头被套在磨道里的拉磨的驴，转来转去还是在原地打转。算了，事已至此，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
1982年，我陪一位长辈去定西医院做痔疮手术。期间听到杨光辉同志已任定西县副县长，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拜访他。见到老领导，我百感交织。在交谈中，我尽量回避不谈党籍之事，只说我的工作很好，我所在的厂子属中央直属企业，工资、奖金、福利待遇都很好，并说我已成家，还有了孩子。但老领导还是问起了我的党籍恢复问题，我只能据实相告，他听后也只能一声长叹，显得无可奈何。不过他还是宽慰我，让我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搞好工作，好好过日子，这些质朴平常的话语我听起来非常的亲切，倍感温暖。
（六）
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做过啥亏心事，老天爷还是在冥冥之中关顾着我。当时光老人的匆匆脚步迈进1985年，白银市恢复建市，不久，市纪委相继成立。我又一次鼓起勇气，向白银市纪委写了一封后来曾被知情人称之为“感天地，泣鬼神”的申诉书，引起了白银市委、市纪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很快将我的申诉立案并批转靖远县纪委调查处理。大约在1986年年底，我终于接到了由中共靖远县纪委寄来的《关于恢复宋育红同志党籍的决定》的红头文件。兴奋之际，在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一喜讯报告给老父亲和我的亲人之前，首先写信向一直关心我、支持我、帮助我的老领导杨光辉同志报告。我深信，他得知这个消息，比我本人还要高兴。
果然，老领导接到我的信后，即刻就给我写了回信：
育红同志：
今天上午接到你热情洋溢的来信，下午即复此信，一表示祝贺，二谈些看法和我的情况。
你的党籍问题[是]我亲手调查过的，后来省地县领导都有指示，然而办不下去，因为我手头的权力太小，党风不正，有的干部只顾向上爬，不顾别人的死活，想起此事，真令人气愤不已。然而总算我们党内有人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你的问题也总算解决了，你应该首先感谢党了，我当然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记得我八O年到定西县后曾给你写过一封信，说了我的想法并给你提了应怎么办，当时，我确实无法可治了。
去年八月间，靖远县纪委两同志跟踪追迹，找到了我，我首先大发了一通牢骚，骂了在你的问题上一直阻拦不办的人，然后提供了调查的原始材料，后又专门去定西家中找了材料。后因九月八日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物资系统经理统考，十二月二十八日才回来，我还准备将原调查的材料寄靖远县纪委，结果他们找到了原始材料，给你平了反。此时此刻我在高兴之际，对你不怕任何困难、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表示敬佩。我给靖远那两位同志发牢骚时说了，如果是我，我再不申诉了，因为党风腐败，党内有[些]人又[是]这样。然而你不这么想、不这样做是对的，应该的。你在逆境中顽强斗争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当然你也应该总结经验，学会做人处事，要是不受这些不白之冤，可能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八O年八月向当时主管知青工作的省委书记李登瀛同志写了报告，要求到县上去工作，十月下旬去了定西县，在定西县工作了两年零十个月，八三年九月到省委党校、西北师范学院语文专修班学习了两年，八五年七月毕业后，找了李主任（登瀛）等领导，十一月份调到省物资局，后又分配到省木材公司，担任副经理。我这一下一上的坎坷，见面再叙。我从内心感到，现在不能把[有]些事情想得太认真了，有时候好像就没有真理似的。因此我建议你今后各方面得注意，吸取在高湾的教训。因为好多人往往是居心不良的，要把人认准。你的问题的解法，总算我办了一件好事。
以后有什么事请来信，我单位在七里河土门墩，家属去年已调来，家住省木材公司新楼五单元422，若到兰请来转。
致
敬礼
杨光辉
1987/ 1/20
从这封不短的书信的字里行间，再次折射出当年的老领导对一个昔日知青的深切关怀，那滚烫的语言和炽热的真情比金子还宝贵。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听取老领导的奉劝，仍然个性张扬，愚钝执拗，以至在以后的岁月里仍坎坎坷坷，命运多舛。这虽然是后话，但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重读老领导的信，更加加深了对他的崇敬之情。
（七）
按照实验中学张老师提供的号码，我拨通了杨光辉同志的电话，通过电话，我明显地感受到老领导的兴奋和喜悦。
不几天，老领导来白银。相隔近30载春秋岁月，我和老领导久别重逢。他仍然是那样热情有加，仍是那副未开口先笑的神态。只不过岁月的风霜已染白了他的鬓发，额头的皱纹里刻满了人世间的沧桑。
我和老领导的手，两个男子汉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宋育红，甘肃靖远人，中共党员，生于1952年。曾于1969年2月至1978年12月在农村插队10年，又在工厂烧过13年锅炉。曾任白银区文联主席、《金凤凰》文学杂志主编，2010年退休。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白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故乡流过一条河》，诗歌集《凤凰山放歌》，发表作品百万字，部分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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