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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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沟公社刘沟初中回忆（五）——陈好武老师》《大沟公社刘沟初中回忆（四）——李秀春老师》《大沟公社刘沟初中回忆（三）——化学统考》《大沟公社刘沟初中回忆（二）——算术统考》《大沟公社刘沟初中回忆（一）——数学竞赛》
1971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刘沟小学(后增设初中部)一年级的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传出一位老师领着自己的学生朗读“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这清脆嘹亮、富有节奏感的读书声，一下子给整个校园带来了新学期的欢乐与活力。这位领读课文的老师就是杨君义老师，而跟着杨老师一起大声朗读课文的小学生就是我们这群天真的孩童。
杨君义，男，1947年生，身高一米八以上，初中学历，大沟镇刘沟村刘沟社人， 1971.2任刘沟小学教师（1973.1回队劳动）。任教期间，他每月工资五元，自己的生产队给他按全年中上等劳力记工分280分。
杨君义老师（2018年摄）
杨老师一进校门就是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当时我们一年级只有一个班，大约四十人的班级中女生就有六人，整个班级中年龄最小的是七岁的男童，年龄最大的是十三岁的小姑娘。这种年龄悬殊之大的现象在当时周围的学校都存在。
开学几周后，还有家长领着孩子来校报名，班上每来一名学生我们都感到十分地高兴，我们从内心对新同学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开学报名时，杨老师是在一孔窑洞宿舍里接待我们的，共三天时间，前两天报名注册，第三天给我们发新课本。
报名注册时有一项重要内容要写，这就是家庭成分，即地主、富农还是贫农或者是其它（我国土改时期对全社会成员进行的阶级划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其取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家庭成分。杨老师是本地人，他知道每家每户的情况，他不用多问就把大家的家庭成分写了上去。以后我们就慢慢地知道了自己及其他同学的家庭出身了。
当时，我们的学校很穷，但我们报名时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课本费。
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术(后来易名为数学)两本，每本价格是一角多钱，按当时的物价这也是挺贵的，但我们的家长还是能想方设法交清这些费用的。
发课本的时候，杨老师是按照报名册的顺序进行的。当我们的双手还没接到杨老师发的课本时，新书的油墨浓香味已扑鼻而入。这一特有的浓香味好像形成了条件反射，以致以后我们每领到新课本又闻到这种味子时，总觉得最难认的字就在它里面，最难解的题也在它里面。
刚踏进学校大门，我们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十分好奇。我们不停地走动在宽阔的校园里，参观着不多的教室，观察着不熟悉的老师，胆怯而有意地走近陌生的同学。
当时的校园看上去是很简陋的，两间连接在一起坐北朝南且没有砖瓦的一坡水平房教室、数孔窑洞和一副简单的木制篮球架构成了整个校园的全部。
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杨老师领着我们走进了靠东的一间教室，这就是我们一年级的教室。
教室的建筑很简单，土块筑起，前墙上有两个不大的玻璃窗户，大约十米的一根檩子横着屋顶支撑着房顶上几十根黑乎乎的松椽。
从整体看去，教室的里外墙面与地面保持着一种黄土色调，屋顶外面没有砖瓦。记得每到下雨的时候，教室里真的是“雨脚如麻未断绝”，“嘀哒、嘀哒”的滴水声伴随着我们的读书声，好似一首美妙的音乐，和谐而又动听，从屋顶上漏下的水滴竟成了我们教室里多余的一道景观。
因它建在东山脚下，每天的阳光总是迟迟地来到这里，尤其冬天，几乎上午的太阳光芒有意地照不全我们的教室。
教室内的布置也很简单，它的正前面是稀泥与土块制成的半径不到两米、高一尺的讲台，讲台上面有一张不大的讲桌和一幅简单的木架撑起的一块木制黑板，四套五人坐桌凳、差不多十套双人坐桌凳在教室里摆放得很整齐。
这些大小不一，没有桌箱的桌子，整个桌面是黑灰色的，是好长时间以来的沉积污垢形成的。据说解放前当地富汉人家办私塾时曾用过这些桌凳，解放后这些桌凳归于集体使用，至于何年何月制做的就无法考究了，有的说是民国，有的说是清朝，还有的说得更远一些。不难想象，这些桌凳曾默默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很多学子。不管怎样，今天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儿童是这些桌凳的主人。
我们先是采取志愿的办法两个或五个人坐在一起，大家最爱坐的是双人课桌凳，是抢着坐的。上了几天课后，待我们互相认识了杨老师对我们的座位进行了调整，全班不分男女，大个子坐后面，小个子坐前面。
多宽大的教室，我们坐在里面十分地高兴，人生的求学之路从这里开始起程。
正式开学后，杨老师给我们的教室里贴上了课表，他还根据班级人数及时确定星期一到星期六的值日组，打扫教室、院子、擦黑板、玻璃、提水洒教室、端着铁簸箕倒垃圾等任务指定到人。我们在杨老师的领导下，各项班级工作开展得有头有序。小小的年龄，良好的班级观念由此形成。
杨老师曾多次说，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年级的学生了，必须按时到校，听铃声上下课，有事要请假，认真书写作业，不骂人不打架，有什么问题要找老师解决。大家对杨老师的要求牢记于心。
从此，太阳再热，风声再大，路面再滑，天气再冻，我们都能按时上学，就是偶尔失睡了也要赶紧穿上衣服揉着眼窝急匆匆地往学校跑去。既是这样，我们从来不要家长陪同。
杨君义老师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启蒙老师，我们一年级的语文、算术、唱歌、军体等学科全由他一人包上，二年级的时候他还给我们上算术和军体课。
那时候，我们一年级的课本上没有安排汉语拼音（三年级才学汉语拼音），对每个字的认识同学们硬是靠机械记忆。每上一篇新课，杨老师先是领着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本地土话大声地朗读，然后领着我们把整个句子念出来。
当大家会读句子的时候，他就教我们如何去写每个字。他很工整地把课文上的句子或生字写在黑板上，再拿起一根一米左右长的柳树条指着黑板上的字按笔顺领着我们去写，“点、横、竖、撇、捺”，我们跟着杨老师的这根教棍，轻轻地抬起右手，伸出食指在空中一笔一笔地画了起来。
时间不长我们不但把每篇课文会读出来，而且还能离开课本把它们写出来。杨老师经常鼓励我们说同学们进步很大！
“毛主席万岁”是我们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的第一课，最难写的是“席”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那一年第二学期的第一课，“疆”字是我们几周写不好的一个字。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不但会写了，而且把它们写的十分工整好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还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以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朗朗上口的句子都是杨老师在一年级的教室里领我们读会的，也是他教我们写会的。
当时，学校对作业本的规格没有统一的要求，学生的作业本由自己设计，白、麻、黄、水红纸都有。杨老师看着我们作业本上歪歪曲曲的字体后，总会在它们的旁边很工整地写上规范的字，每次检查作业后他都会用小楷毛笔蘸上红墨水写上一个大大的“阅”字，还写上日期。同学们对这个“阅”子不认识，拿到作业本后互相比着看谁的本子上这个字大。
为了节约本子，杨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在操场的绵绵土里画字识字，有时候在硬地皮上画字。
开始的时候，大家是用右手食指画的，当指头皮被画破后大家就有了自己的办法，用小树枝、柴禾棍画，再后来就用废旧电池中的墨棒画。有时候一阵大风刮来，写得很工整的字连影踪都看不到了，书也吹跑了，印象最深的是操场上同学们一边揉着眼睛又一边追着大风捡书的身影。
待黄风土雾过后，杨老师也揉着眼睛严肃地对大家说，重新画字他还要检查。
这样我们就一遍又一遍的在宽阔的操场上画了起来。
那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永远是一群背着天空，面朝黄土，安心画字的小学生，画字的路漫长而又遥远。
1995年12月，刘沟小学一年级学生室外画字还在继续
那时候我们因画字的需要，大多数同学在书包里或在衣服的前衣襟小布兜里装着墨棒，往往是书包、书本或者衣服都被墨棒染黑，经常是两只手也被染成黑色的，甚至鼻子上、眼眶处和脸蛋上也都有重重的墨色。
从春到夏，又从秋到冬，这一画就是三年，直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彻底告别了书写操场的历史。
一年级的算术课上，杨老师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和技巧，学会了相应的列式混合运算。
二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学会了乘法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九九八十一”，洪亮天真的童音是早自习时同学们坐在教室左侧的木懔条上背诵乘法口诀的情景。这一年我们还学会了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的简单混合计算。
军体课上我们学会了集体排队，学会了在“一二一”的口令中跑步，学会了集体传篮球、分组打篮球等技巧，还学会了捂着眼睛、跛着单脚、攀着一条腿捉迷藏等游戏。
大约一年级第一学期中期的时候，杨老师就开始教我们第五套广播体操。他是先看着这套广播体操的宣传图示自己学会后再教我们的。为了动作规范，杨老师经常与其他老师一起研究图示，掌握动作技巧，力求所教与图示一致。数周后，我们班的第五套广播体操亮相校园颇受全校师生好评。
杨老师独自唱歌听不出他有什么优势，但他在我们一年级的唱歌课上，领着我们唱会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杨老师还安排我们班的朱秀英（后改名朱玉连，她小学五年级毕业时，因其母与生产大队干部发生过口角，她因此受到牵连未能被推荐上初中，花季一样的年龄，她永远地被拒绝在学校的大门之外）领着我们唱会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每当上、下午的第一节课开始之前，校园里悦耳动听的童声大合唱就是从我们一年级的教室里传出的，其他年级的学生不服气，但他们的人数赢不了我们，他们越鼓劲唱，声音就越难听，唱歌的效果就更差。
冬季来临的时候，杨老师及时换上一双价值十元的土色翻毛皮鞋，一件黄军装单衣下面穿上较厚的棉衣，经常很早来到我们的教室，教我们小同学怎样生火取暖。大冬天的教室里，一个大铁皮火炉在讲台旁烧的特别旺，同学们感到比自己的家里暖和的多。再加上我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衣服、新做成的圆口布鞋、长腰羊毛袜子，还有男生戴着黄暖帽、女生裹着淡颜色的头巾，整个教室内真的是暖意融融，其乐无穷。我们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大声地朗读课文或听着他的讲解。力求上进、艰苦朴素的良好品德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形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了我们的座右铭。
那时候，我们贪玩好动、天真活泼，经常做一些让杨老师好笑又生气的事。
一天下午的一节课上，杨老师正给我们一年级的学生一本正经地讲解算术题，同学们也聚精会神地听着。此时，不知谁的书包里传出了几声黄鼠的尖叫声，一下子整个教室里哗哗地笑了起来。
经检查，一位男同学的书包里装着两只小黄鼠，他是中午回家吃午饭时从山坡上捉到的。他拿到后用细线绳把它们的前后腿分别绑了起来，再把自己没舍得吃的一点馍渣子放在了它们的嘴边，同时还有从山坡上拔来的一撮嫩草也在书包里。
杨老师批评了这位同学，当然这两只黄鼠也就扔出了教室。然后杨老师大声地对我们说，以后大家再不能这样了。我们听后异口同声地说一定照办。
可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令杨老师满意的。有时候有些调皮的男同学悄悄地将捉到的小麻雀放在中午的教室里飞来飞去，出生不几天的可爱小野兔也会被个别同学从田野里怀揣到教室的墙角处躲来跑去，整个教室里一下子成了同学们扑捉小鸟或捉拿小兔的场面。杨老师发现后很是生气，他比上一次更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同学，之后一段时间教室里再也没有小鸟小兔出现。
但是好景不长，另一种情况出现在班上了。有几个好动的同学乘着大家的不注意竟用提前准备的麻雀蛋瞄打认真书写作业的同学或校园里活动的同学，往往是有些小同学一边摸着自己脸蛋或衣服上流着的鸟蛋清一边哭着向杨老师告状，杨老师听后真的是哭笑不得。
拿着鸡蛋换铅笔、纸张也是我们一年级有趣的事。生活困难时期，我们不知道鸡蛋的营养价值，只知道用它能换回学习用具。我们经常拿着鸡蛋到代销部换二分钱或三分钱一支的铅笔或纸张，当时一个鸡蛋三分钱，之后又提到五分钱。杨老师安排大家把拿的鸡蛋先放到教室内的前墙左下角处，待课间时再到代销部去换铅笔或纸张。大家寄放之前一定会在各自的鸡蛋上画个标记或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铅笔尖就捣破了鸡蛋。那时候学校严重缺水，大家没有洗手的意识，即是满身有着鸡蛋清腥气味，大家闻到后也是无所谓的。而这些放置有序的鸡蛋竟然成了我们一年级教室内的一处独特景点！
一年级的劳动课上，杨老师经常领着我们打扫校园，捡拾纸屑。
一次劳动，杨老师带领我们在学校的东面山坡上开荒。他先是给我们按组指定了地块，然后我们就用自带的铁锨和厥头挖了起来。大家一边挖着较硬的山坡，又一边说着笑着，好不轻松快乐。忽然有位挖地很卖劲的男同学摔倒了，他的手和腿不由自主地活动着，口形、脸部和眼睛看上去都很异常。刚才有说有笑的他，现在一下子变得昏迷不醒。同学们赶紧跑过去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扶了起来，杨老师知道后就赶紧和我们一起把这位同学扶到了教室里。
过了一大会后，这位有病的同学又清醒了过来，看着围着他的小同学，他笑了起来，我们也笑了起来，原来他患的是癫痫病。
别小看我们了，小小年龄挺懂事的，当身边的同学需要帮忙时，大家都会伸出温暖之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最大地关怀和照顾。事后杨老师就这件事还表扬了我们。
杨老师还领着我们与其他班的学生一起到阳坡湾王家团庄给学校抱过青砖布瓦，规定是每人瓦二片，砖一块，年龄稍大的加培。就这重量同学们在四五里远的路上还要歇几歇才能到学校。之后时间不长，我们的教室屋顶上面就摆上砖瓦，从此雨天上课时教室屋面漏水现象成为历史。
那时候老师的办公室是很简单的。杨老师到校的第一学期借住着刘沟大队革委会的一孔窑洞办公，窑洞里面安装着一部黑色手摇式电话机。大队干部安排他一定要守好这部电话，及时将大沟公社党委、革委会打来的电话传达给他们。杨老师惟命是从，每到课间的时候他总是要到这孔窑洞里去一回。
一次下午第一节课快要上的时候，天气骤变，乌云满天。杨老师进教室后说，快要下雨了，大沟一带已经下着很大的雨。有位同学问杨老师怎么知道的，杨老师笑着说刚才公社的人在电话里说的。
多神奇的电话，从刘沟到大沟二十多里的路程，还能听见电话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同学们对电话感到神秘莫测。以后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等着杨老师是不是还有新的电话内容告诉我们。
一个学期后，杨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搬进了我们教室靠东且与我们的教室连为一体的新箍窑洞里办公。进窑洞后的左面墙上依次张贴着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两张彩色的第五套广播体操图解画也在窑洞的后墙上贴着。每当我们到这孔窑洞里向杨老师问疑难或交作业时，都要有意地看一下墙上的这些画像，而且很快认识并记住了画像上面每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二年级第二学期末期的一次算术统考，杨君义老师监考的身影成了他在校期间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四十八年前的无意记忆，成了四十八年后的美好回忆!杨老师您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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