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东山顶上 || 作者 王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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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东山顶上

(父母亲传记)

作者  ‖  王晓凤

东山，是甘肃会宁县城的一座主山也是靠山，和它隔河相望的桃花山、西岩寺山把会宁县城包绕在中间，形成一块小川盆地，一条祖厉河由南向北穿城而过，在距离不到八十公里处流入黄河。历史上会宁因具有军事要冲之地而被历代王朝设郡立县；近代因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到此会师而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列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改革开放以来又因教育成名而被誉为高考状元县，现如今会宁也同全国全省一样奋斗在全面脱贫奔小康的路上。

就是在会宁县城的这座东山之上，长眠着我的父亲和母亲，因此，会宁便成了我和弟弟（侄儿们）魂牵梦萦，割舍不断的地方。自从1981年母亲去世后，这四十年来，我不论身处何地，毎年清明节都要携弟弟（弟媳）、丈夫或儿女来到这东山顶上，为母亲（父亲）来祭扫上坟，从未间断过。

（一）

父母这辈子只生养了我和弟弟两人，而且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岁，论五六十年代的人家显得孤单了不少。我的祖籍本在静宁县界石铺镇水鱼村的小湾里，但我且出生在会宁县河畔镇上，那是因为父亲1949年学校毕业后，恰逢刚刚解放，静宁县也归当时的会宁专署管辖，父亲便被分配到会宁县财税局工作，在河畔财税所去当了所长，1953年父亲结婚后便把母亲接过去，也算成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1954年我出生后直至1961年底一直生活在会宁，我的童年比起一般农村的孩子要幸运了些。但1961年父亲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把我和母亲送回了静宁老家，从此便注销了城市户口，我们娘俩又变成了农民。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赶上了农村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我的少年时代便在这困苦的农村中度过。由于母亲1964年生了弟弟后，在月子里给生产队簸公粮，加上当时连续的阴雨天便得了风湿性疾病，一直病痛缠身，四处求医问药看病，家里时常丢下我和年幼的弟弟孤独生活，上学也得领上弟弟托付到学校处，便失去了其他孩子们的那种少年快乐。

 

我的母亲是1934年生人，娘家离我家有一梁之隔，由于父母亲去世得早，便主要依靠娘家哥哥们帮助照顾，因为我们家成分高，加上父亲工作离家远且交通不便，父亲一年只能到春节回来一次，在家也就待上十来天，那年代又是生产队靠挣工分分粮吃饭，家里叔叔嫌我们娘们是软食口拖累人家，早早另家分灶了，母亲又时常拖着一个病身子，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难肠，可就是这样，母亲性情要强又不愿祈求活人，她还时常关照接济村邻右舍，把父亲给她留下看病生活的工资钱常借给那些求急的人，由于农村人穷还不上，大部分都再也没要回来。由于我们家山大沟深，吃水靠到沟底泉上去挑，这便是我小时候的常规任务了，天暖还好，一到冬天下雪路滑，可就难辛极了，日子就这样没个头的在过着。记得1965年母亲去定西看病好多天，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又急又饿又孤单害怕，学校也不去上，就跑到大舅家去了，舅母给我洗头洗衣服时，从中发现了好多虱子，直到母亲回来才把我又领回家里，所以，那年月我最怕母亲出外办事看病，但这种情况在我家却经常发生，因此，我不论念书或外出回到家门口，最怕看到大门上又挂上锁子，这成了我一生心中的阴影。只要母亲在家我就捡起高兴，和同伴玩尽我们童年可玩的那些玩具游戏，爬树摘杏子比男孩子都强，什么正月里办社火唱戏一次不落。记得母亲自从生了弟弟以后，虽然时常有病，但她心情还是比较好，在农村得子较晚，并视为掌上明珠，我也就少了过去的那些出气挨打，娘们仨人相依为命，我也顺利读完了高中。

 

我1974年回到生产队成了正式社员，开始参加劳动挣工分了，什么修梯田，打溏坝的农活都干了，七五年有幸被派去村上小学当教师，干了一年多又被人掺掉了，没办法母亲只好求在会宁工作的父亲，1976年父亲就把我带到了会宁，在县地毯厂找了个合同工干，从此开始了我的另一种人生旅程，从一名地毯工到百货公司售货员，再到后来随丈夫转到信用社职工，又转换到农业银行员工，辗转会宁——白银——定西——兰州多地，直到退休安度晚年。从七六年离开母亲后，我又感受体会到离舍母亲的熬煎日子，七八年春节回家时，听母亲说弟弟发生了一次十分惊人的事情，那是生产队的架子车放在场边上，弟弟和几个小娃娃好奇，便拉着一辆去玩，结果庄子出口都是超向沟边的大坡（有40多度的坡度），小孩子无力撑住，被车子的惯性一直推到了沟旁悬崖边上，万幸的是没掉下去，旁边看到的人都说：“把人眼吓麻了，这是晓凤（指我）她妈的积修，命真大啊！不然这娃娃就完了”，母亲知道后心惊胆战，等到过年父亲回来时，我们娘俩就给父亲嚷嚷着不敢再蹲下去了，父亲也觉得把母子俩人撇下成大问题，就给组织上汇报同意，把母亲弟弟搬迁到会宁侯川公社他工作的地方，入了当地的农村户口，1979年正式平反落实政策，父亲便恢复了会宁县商业局长的职务，母亲弟弟也随之迁进了县城，恢复了市民户口，我当时由于年龄已超过十八岁而未被恢复城市户口，一家人两种户籍，当时对我打击也十分大，母亲为此也时常报怨父亲，直至离开人世也未如愿；我也因此事对父亲不能理解……。但毕竟一家人总算团聚到一起了，日子一天天过得去。

 

1981年我结了婚有了儿子，母亲十分高兴，拖着病中的身子在月子里尽心照顾着我，可天不遂人愿，正在我坐月子二十几天时，母亲又犯病住进了医院，这一去再也没出来，我连看望一次都没来得及，便在孩子出生第二十九天（即1981年11月30日）上，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和弟弟变成了没娘的孩子。送葬那天我也无法到坟上去一回，母女就这样永远的诀别了。

 

由于事发突然，便决定把母亲安葬在会宁县城的那座东山顶上了，从此，这里便成了我这一生断不了的路途和念想。母亲她走的是那样的急怱，又是那样的不愿不舍，一家人团聚到一起刚三年多，儿子没成人，女儿还在月子里，外孙又那么小，丈夫还需照顾……，她短促的一生（48岁）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啊！那段悲痛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的确是稀里糊涂麻木了好久。想起母亲在最后生病时给我反复念叨，“如果我走了，你不论到那里要把武装（弟弟）带上，你有一口他就有一口，叫他活成人”，想起这些我不由得难受。如今弟弟也算活成了人，有了工作成了家，还有了儿子孙子，这算是对母亲的最大安慰了！

 

（二）

送别了母亲，我们姐弟便和父亲相依为命了，那时弟弟正在读高中，自从母亲去世后，他人一下子显得成熟了不少，当时我在地毯厂上织架工作量很大，父亲忙完单位的工作只要回到家就替我照看外孙，虽苦虽累爷儿们过得还好，由于地毯厂工作太忙，我无法按时给孩子喂奶，父亲的一位同事知道后，便把我要到他负责的门市部去当售货员，再后来丈夫又联系把我解决到了城关信用社上班。直到1985年，丈夫说他想到白银市去工作，因为那里城市人多，比较好解决我和孩子的居民户口，在会宁定西太难解决了，便来征求我和父亲的意见，那时一个农村人能有城市户口，那怕是在小县城，要比现在有北京、上海的户口还珍贵，更何况父亲一直为没有解决了我的户口而不安，父亲也很乐意叫他去，事情确定后，父亲便给我做工作，叫想办法把我一并调到白银去好有个照料，但我放心不下父亲弟弟没人做饭，一直拖着，当弟弟考上兰州电力学校后，父亲决定去上机关大灶，我才去了白银上班，从此，我们父女姐弟仨人又分离了。

  

回想母亲孤苦过的一生，又面对父亲分离的孤单，使人怎能不牵肠挂肚，在白银时，我不时抽空烤些大饼，分别捎给会宁的父亲和在兰州上学的弟弟。1990年元旦期间，弟弟在靖远电厂准备结婚了，这时，一来缺失母亲的操持，二来经济上紧张，我便和丈夫在白银买了些木材和布料，请人帮忙自己制作了当时的沙发、床、被褥铺盖和衣物等等用品，送给了弟弟，总算替已去世的娘亲和孤单的父亲为弟弟办完了婚礼，也算了却了我对母亲的心诺。随着父亲年岁增大且一个人难辛，我和弟弟也同意给父亲续上一人好让晚年有个照顾，就这样，父亲一直在会宁工作到1991年离休。由于当时县城条件差，父亲住的家属院避背又行路不便，烧煤拉水都很困难，1993年我和丈夫决定把父亲接到定西来住，相互方便照顾。他老人家才算过了十年的舒心日子。但2003年三月初二的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邻居家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在门口被一个过路的三轮车闯倒，已送往医院，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把我又一次打闷，我和丈夫连忙赶到医院，只见他老人家趟在急诊室的病床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给女儿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就静静的走了，逝年73岁。从此，我和弟弟真成了没爹没娘的人了。

 

办妥父亲的丧事，我们姐弟好似孤儿一般，特别是毎到逢年过节，我们俩无处相聚，真是父母在家就在，父母去再无归处。此后便把公婆家当娘家去往来，年复一年，这便都成后话。现在我也儿女双全，孙子孙女活泼可爱，让人欣慰！

 

回想我的母亲，她大字也不识一个，一生过着一个农村妇女的生活，一世都伴随着家庭妇女的角色，默默无闻，多疾多病，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没看到、享受到儿女的孝道和福分，让人遗憾！

回想我的父亲，他十八岁就参加了工作，但那些年代政策严，运动多，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无私奉献，很少顾家；他从六一年当会宁县商业局局长到1979年再次恢复局长至退休，前后18年时间，身边最值钱的一件私人物品就是一辆加重自行车，陪了他20多年，直到退休到家还在用。1968年春天，在母亲的催促下，大舅领我从静宁老家步行近百里路去会宁探望，到达会宁县城只住了一个晚上，和父亲一起只坐了两个小时，就怱怱离别，看到父亲那憔悴瘦弱的身体，在我13岁的心灵中，一路的辛苦，百味的心酸，千转的难忘。后来父亲被整得实在受不了，单位的好心人就把父亲偷偷送回了老家躲藏了一段时间，1973年又调到新分设的侯川公社任职，直到1979年完全平反落实了政策。这十年时间，父亲基本当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农民，和社员们吃住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穿秋鞋，扛铁锨，战天斗地在农村第一线。他最大的满足是打了多少口井、多少个坝；修了多少亩水平梯田和多少条农渠农路。改革开放后，我们老想不通他那时候为什么会那样呢？父亲却不以为然的说，这是你们年轻人的看法，我一辈子吃共产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按党的要求去做事……。后来他到商业局工作时，曾有一位和他在公社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求办事，为表达谢意，此人拿了一盒饼干和一瓶很普通的白酒来，当人家离开时，父亲又发火又叫把东西带走，那人羞的撒腿就跑了，第二天父亲硬要我打听把东西送给那位同志去，我没办法，就托公司里熟悉那人的同事带去，再后来父亲又反复问我送去了没有，我向同事去落实，他取笑的说：送去了人家不要，叫我吃喝掉，你爸咋就那么固执而不通人情呢？全折合起来还不到十块钱的礼物算个啥呢！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唉，这大概就是我爸的为人和性格。后来在父亲去世后，前来参加葬礼的几位老同事，给我们叙说了父亲过去工作中的不少逐如此类的经历。”一位当初熟悉父亲的老领导说，“你爸为了解决你的户口问题，不是没去跑交，而是他感到申请的人太多，工作难度大，怕难为领导，几次走到县长和公安局长的门口时就又折回去了，他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去走歪门邪道。”噢，这就是我固执的父亲……。联系这些，我想起1988年底，我和儿女三人的城市户口批下来时，告诉了父亲，他是那样的高兴愉悦。他的心中还是装着儿女的，只是没法表露而已，我们 ，还有什么可对他老人家不理解的呢！

 

2004年，在父亲去世一周年时，我们从定西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了会宁东山上母亲的身旁，从此，毎年清明时节，我们就能一起去看望他（她）们两位老人家了。会宁的东山，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杏花，有白的，有粉的，还有那新植的萃柏青松，满山遍野煞是好看。这里也曾有过父亲廿多年的耕植劳作，也有母亲驻足过目的记忆，让他（她）们二老静眠在这山巅之上松柏杏花之中！永远永远安祥！

 

写于 2020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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