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革时代，高岔一直有庙，而且历朝历代曾经都有过庙。
庙是什么？简单的说，庙就是神灵所在之地，是当地人祈祷拜膜之地，是千百年来人们精神寄托和依附的所在。
高岔现在位于“高高山”脚下的那座庙，是2014年村里人们在原有很小、很破烂的一个小土窑的基础上，向全村人集资翻修重建的，规模不大，占地只有上十个平方，外部采用砖木结构混搭而成。
庙宇的门牌匾上用篆体书写着“苍龙栖风宝山”六个大字（高岔的一些人认为“苍”应为“藏”，我也觉得“藏”更准确，不过这个倒无伤大雅）。庙内，供奉着“四代元君”的神位。
“四代元君”究竟是何方圣神？
这个问题，估计高岔很少有人知其来历。要不是我写这本书，查阅史料，我也不知“四代元君”为何神？是道还是佛？是男神还是女神？“职责”是什么（也就是保佑的是什么）？早先都一概不知。
看来，我曾经的那些虔诚祷告，都是“胡磕头乱烧香”罢了。
“四代元君”真正在神仙的“家谱”中的确很难找到，有资料可查的只有一些民间传说。
传说，她是王母娘娘的第四个女儿。神话中的王母娘娘共生了七个女儿。她们在《西游记》里依次是：红衣仙女、素衣仙女、青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和绿衣仙女。名字分别是天寿、天阳、天荣、天昌、天显、天庆和天羽。
“四代元君”就是皂衣仙女，名天昌。
传说，王母娘娘的三仙女嫁给了刘彦昌（《宝莲灯》里的故事），七仙女嫁给了董永（《天仙配》里的故事），四仙女在北宋仁宗年间嫁给了甘肃会州四龙镇（当时会州管辖靖远）剪金山的儒雅俊俏书生崔文瑞。
四仙女下嫁人间后，天庭震怒，玉帝传旨，硬是将一对鸳鸯拆散。回到天上后，四仙姑留恋人间，整日以泪洗面，泪水每每化做甘霖，滋润着山川大地和黄河两岸的父老乡亲，使这一带风调雨顺，连年丰收。
当地老百姓感念四仙姑的大慈大恩，遂建庙塑身，尊为圣母，香火不断。
随后，信奉四娘娘的地域愈来愈多，以现在的定西、白银二市地域为核心，辐射天水、平凉、陇南及陕西、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
千年以后的今天。现在人们依然供奉着她。
由此推断，这个“四代元君”从北宋时期（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起，就从靖远的剪金山传承而来，一直作为高岔村里的“方神”（也有传说是从陇西的剪金山传承而来）。
多少年过去了，“方神”犹在，但她的“家”，也就是“庙”，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地变迁。高岔村里目前至少有三个关于“庙”的地址，即庙背后、庙湾和现在的庙山。可以肯定，这些地方曾经都承载过“方神”的家园。哀婉的是，“方神”终究连自己的家没有保佑好，成为地震灾害或战乱的牺牲品。直到还在几年前，依然屈居于一个破烂昏暗的小土窑中。
现在清楚了，“四代元君”属于道教封神，她是王母之女，七天仙女中排行老四，是负责专管陇中一带降洒甘霖的神仙，民间称其为“四娘娘”或“四爷爷”。
乡民们对神灵多用尊敬的称呼。在会宁广大的农村，信奉的神灵有很多种，例如：“起雾山上白马大王”，人们称呼为“大（音：代）王爷”，“万花山上雪山太子” 称呼为“雪爷”，“剪金山上四代元君” 称呼为“四娘娘” ，村民也称“四爷”（一般不管男神还是女神，都可以称为“爷爷”）。
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类活动基本的出发点，而对大自然的敬畏，使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候总是有些许不如愿。到寺庙祈福，不是祈求五谷丰登，就是祈求天降甘霖。生活贫困时，祈求神灵改变现状；生活富裕时，祈求永享康泰。总之，为了弥补精神的空虚，生活的缺憾，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想从敬奉神灵中找到慰藉和启迪。当然，其间不乏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俗文化传统。作为汉族的敬神并不像西方人具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信仰和情怀，其一切出发点都源自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但它所涌动的文化光芒和精神情操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
千百年来，“四代元君”是否真正“称职”，她的眼泪究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多少甘霖，挽救了多少万民与水火，还真不敢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是人们精神的一个家园，人们都知道，在物质上我可以没有食粮，但在精神上我从来都不缺少寄托。
这里，我也顺便提提枝岔南山庙梁上的那座庙，那里供奉的是“九天爷”。她的标准称谓是“九天玄女”。俗称九天娘娘、九天玄母天尊，九天玄女娘娘。和高岔的“方神”一样，同为女神仙，同属道派封神。传说她是道教信仰中的战神与美神，为扶助英雄铲恶除暴的“应命女仙”，玉皇大帝敕封她为“九天玄女”、“九天圣母”。所以说，她的职责主要是除暴安良。
信奉“九天爷”的地方在会宁一带很多，尤其是现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有很大的“市场”。
当地农村，除了“方神”，还有一种神叫“家神”，“方神”是保佑全村人的，而“家神”则是保佑一个家族的。
那么“家神”究竟是什么神？这个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单一的“一种神”，就叫“家神”，有的说是什么财神、门神、灶神等神的总称，但也有说是供奉的列祖列宗神位。但不管怎样说，他和“方神”的本质差不多。
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冯家湾的孤寡老人冯有清（已故）家有好几颗很大的杏树。到了六七月，杏子熟了，我便和村里的小伙伴去偷杏子吃，每到这时候，就有人说，不能偷，他家有“家神”。那时候，家神是一个什么概念，都不清楚，依稀觉得就是偷了就会有报应的感觉，如肚子痛等。但最终的结果是报应丢到脑后，先把杏子吃了再说。
冯家湾最后还是因为老人的辞世而终结了原有的历史记忆，他的唯一一个儿子冯廷佐在考上大学毕业后定居在了甘肃金昌市。这里，随着岁月变迁，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情形，没有了那些高大而香甜的杏树，当然也没有了“家神”。唯一留下的只有一个孤单单的名字——“冯家湾”，仍被当地人们当做这个地方的一个地理坐标。
（高家老庄旧址及冯家湾近景，2015年暮秋拍摄）
神灵在某一时刻并不完全可靠。“方神”也好，“家神”也好，在关键的时候都云游四方去了，民间的疾苦依旧，家中的病痛依旧。要解决实际问题，还必须求助其他途径。所以，在那些苦难的年代，人们没有别的选择，于是，找阴阳念经、提马角、擦春气、求神婆、炸坟超度等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盛行一时。
这种习俗直到现在至今还在传承，如“擦春气”。这个习俗一般家家大人都会，它不需要诵经之类的繁琐流程和高深学问，只要用吃饭的大碗盛上大半的清水，再配上三根筷子，完了用“领票”（冥币）点上火，在水面上烧几圈，同时口里念一些祷告和祈求平安的话语，回头用手握住三根筷子，到了某一个灵感来临的时候，顺势把筷子插到碗里，如果三根筷子能够稳稳站住，便告成功，否则重来。当然，现在看来，这属迷信活动，治病没有根据。但据说在当时，谁家的小孩有小病小恙或受了惊吓之类的，用此法大多都能有收效。
还有，多少年来，人们对神灵的拜膜不仅仅局限于在苦难到来时的“临时抱佛脚”，而是一种“常态化”的精神寄养和膜拜。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将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在高岔，以过年为例，腊月三十，先是上庙烧表上香，然后才是将自己的先人亡灵接到家中，谓之曰：坐（cuo）纸。磕头、烧香、献食。一般新纸要坐三天，旧纸则当晚吃完饭后就送走。
初一，当新春的第一缕阳光从东边升起的时候，便是“出行”（音译）的时辰，全村人纷纷将自家养的马、牛、驴、羊等赶出来，面向“喜神”所在方向，烧香、磕头朝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果有“社火”，程序更为复杂。
社火看似是一种娱乐活动，当地人叫“耍社火”，突出一个“耍”字，但在家乡，实质上是“人”敬“神”的庄严仪式。
每天晚上，社火所至，必先去庙，也就是先要敬“方神”，为神灵演唱一些歌功颂德的小调，然后才是演出给人看。
高岔的社火，曾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有过其辉煌的岁月，往往三天年一过完，社火便开始登场，先在本庄演，后到周边村庄去演。夜晚天一黑，几十盏各式各样的灯笼齐亮，伴着锣鼓声，浩浩荡荡，走村串户，甚是热闹，舞狮、旱船、拉花小调等纷纷亮相，精彩纷呈，带给了多少人无数个美好回忆。
高岔至今流传下来的民间小曲、小调、祭歌有很多，村里上了年龄的很多人都能随口唱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有《天官赐福》《十柱香》《十杯酒》《渡船歌》《刘海撒钱》等等。
如：下面是祭歌《十炷香》的歌词内容：
刘彦章进庙来双膝跪倒，香炉内斜插上十柱真香。
一炷香烧于了玉皇大帝，二炷香烧于了关公二郎。
三炷香烧于了三皇治世，四炷香烧于了四海龙王。
五炷香烧于了五方五帝，六炷香烧于了南斗六郎。
七炷香烧于了七星北斗，八炷香烧于了八大金刚。
九炷香烧于了九天圣母，十炷香烧于了十殿阎君。
家乡正月的夜晚，还是正冷的日子，有时遇上寒潮袭来，北风怒号，雪针扎脸，但这丝毫阻挡不了“社火”给人们带来的热情，不论男女老少，人们都甘愿在瑟瑟发抖中执着地陪伴着它，跟随着它，守护着它。
锣鼓响起，一曲曲或哀婉凄凉、或悲壮沧桑、或虔诚祷告的神歌唱起，在一盏盏忽明忽暗的灯笼和一串串笨重凌乱的舞步伴奏下，袅袅升腾，久久回旋——
一杯子酒呀一点红，
桂花嘛斟酒来饯行，
两眼笑盈盈。
二杯子酒呀二朵梅，
打发亲人中高魁，
身披蓝衫回。
三杯子酒呀三盏灯，
皇天嘛不杀命苦人，
功到自然成。
……
上世纪村里传唱的小曲小调中，唯有这首我尤为喜欢。我觉得，它从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积极性方面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层次。“两眼笑盈盈”“身披蓝衫回”“功到自然成”……再到最后的“怀抱两亲亲”。将一个新婚妻子用敬酒的方式，送郎求功名的心絮唱的如鼓琴瑟、如梦如幻、如泣如诉、如切如磋，有笑有泪，有激有励，有爱有怨，有等有盼……
打破这种平衡的，估计也只有在“文革”时期。神庙都被当做“牛鬼蛇神”毁坏，人们都在时代的大潮中，将更多的心灵拜膜转向于“万岁、万岁、万万岁”。
胸挂“像章”、手捧“红宝书”，学习“老三篇”成为短暂岁月中所有乡人的唯一信仰和心灵的寄托。
儿时的记忆最难忘。恰好在这个年代成长的我，对这些事件都存有一些零碎的记忆：
曾经，在入学第一天，为学会写“毛主席万岁”的“毛”字，在原来高岔的旧“高场”上，一边大声吟唱，一边用树枝在地上画过一大片“毛”字。
曾经，在领袖逝世的日子里，为能找到一块黑纱绞尽脑汁，最终剪下蓝色裤脚用墨汁一染，然后套在臂膀上和大人一样肃立、默哀、哭泣。
曾经，在韩家集学区举办的歌咏比赛中声嘶力竭的唱过：“春雷一声震天吼，五湖四海歌声起，八亿人民庆胜利，欢呼领袖华主席……”。
而作为这个年代的大人们，从内心来讲，真正最能触动“心弦”和点亮“心灯”的，当属“拨乱反正”事件。
1979年1月11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经政府批准，一律摘除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他们的子女的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以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一律为社员，不能再看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决定》下发后，全国各地迅速执行。
到1979年下半年，高岔村原有的“四类分子”家庭帽子全部摘除，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或不公正待遇的一些人们也得到了平反。阶级斗争，这一特殊的历史产物，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些被解放的人们，过上了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曾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也重新享有，精神如释重负，从此扬眉吐气。
（辛勤劳作的村人们，陈海汹拍摄于2014年夏天）
(享受热炕上快乐的村人们。安维中拍摄于2008年冬天）
（高岔2014年翻建的庙宇照片，安振中拍摄于2015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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