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王，名卫邦，1940年生。1950年开始上学，1956年开始在初建的靖远县二中上初中，1959年升高中，1962年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兰州医学院医疗系。应该是1967年医学院毕业，所以叫六七级学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推迟一年分配，1968年6月，分配在全国贫困县会宁县土高乡卫生院，是来到这个山区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非常稀少，大学毕业就定为国家22级干部。
1962年高考录取的大学生，有几个特点：
一是，与以往的高考不同，高考取消了政治审查，具体说，取消了历年高考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学生的限制，所以，这一级学生，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占到的比例比较大。
第二，全国第一次开始，完全按高考分数高低录取。但也有个别降低高考分数录取的，比如在部队参军，个别表现突出的和特别困难地区的学生，顺从定向分配者。
第三，这一级大学生，在大学完全学完了，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对学习课程的影响。
第四，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注重的是德、智教育。
第五，由于国家特别困难，完全是有计划招生，按计划分配。
第六，医学院毕业，按照党的626指示，完全分配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和工厂。
我的新家——土高卫生院
在只有四间房子和一些中草药的卫生院，好比是把姑娘嫁给了乞丐人家，我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大家给我介绍这里的情况，病人不到卫生院来看病，都是把医生请到家里去看，医生都是背着药箱，去看病。这里狗多狼多，你得准备一个结实的打狗棍。这个旧的出诊箱，有些破，你再收拾一下，还可以用。
就这样的所谓的卫生院，怎样给群众看病？这就成了我天天想的问题。没有办法，只能和赤脚医生一样，天天背上个出诊箱，拿上个打狗棍，走乡串户去看病。
到了病人家，遇上有些病，简直就是急死人。如孩子得的是肺炎，中药吃不下，咋治？病诊断清楚了，没有消炎药可用，怎样治疗？我问赤脚医生，药吃不下，没有办法。医生悄悄说：是死症，谁也没有办法。医生一看都走了，这种场面，不是一次两次。这个时候的医生是陪着家属唉声叹气呢，还是看着病人就这样死去呢。这时的医生，心里多么的难受，谁能体会到？没有本事诊断治疗，只好放弃。会诊断，会治疗，没有药治疗，这种场面才是人常说的心如刀绞。
那些年代，心里只有想着，怎样把病治好，但遇到些危重病人，赤脚医生好推辞，但作为一个党多年培养的大学生，推辞就是有些脸红。我常常是吃饭饭不香，满脑子装的是病人，一天老想的是病人，甚至常常在睡梦中被病人惊醒。老想着看过的病人好了没有，病情缓解了没有，只有当听到人说病好了，才能得到解脱和宽慰。在农村缺医少药，重病人一个接一个，这种愁帽也就一个接着一个，这也就成了职业病。后来有些群众虽然把我叫“王神仙”，意思是只要把我请到，病人的病就会减轻一半。我也没有把什么病都能看好的本领，群众的赞扬，只能说明那里确实缺医，我只是和别人相比，能诊断出是什么病。说此话，对病人也是个精神安慰。群众因病死亡的人不少，我去了能诊断出什么病，所以大家就认为我和神仙一样。这也说明，群众对医学知识的匮乏。
每到一家，我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那里人穷，牛粪火罐罐茶，油馍馍，是那里招待客人的最高待遇。因为医生是解除家人病魔的亲人，每到一家我都会受到这样的款待了。毛主席说过，大学生到农村去，大有作为。这话一点不假。因为农村不但困难，文化素质更低，迷信思想更为严重。不要说大学生，就连上过卫生学校的也没有。农村医生，都是自学中医的赤脚医生。所以我这个大学生就成了土高乡人民心中的宝贝。群众对我的厚爱，我当然感到自豪，但这不是目的。群众寄托厚望，看你大学生能不能改变这里，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再说，国家给的高工资待遇，你干不出实事，即就是群众不说，自己也感到羞愧。
在我们快毕业的那些年代，毛主席对农村卫生工作特别重视，发出了好多指示，626指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把学校毕业本事不大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缺医少药等等。
我们刚毕业到农村去，压力不小，除担心还不会看病外，条件这样差，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一天背着药箱看病，离毛主席的教导相差甚远。自然毛主席把卫生工作的方向路线指明了，如何落实，这就成了我们的责任。后来我在土高卫生院以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干的。实在没有办法克服困难，才向卫生局汇报，申请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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