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百岁老人的水利人生

记古蔺县原水电局退休干部  曾国常

陈炯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也迈入了古稀之年。在我头上的众多老人、父母、岳父母、嬢嬢姑爷、舅舅舅娘、姨爹姨妈、干爹干妈，都先后离开了我们，现在只剩下我的幺舅曾国常尚健在，而今已93岁。他虽然已年近百岁，但仍耳聪目明，能看书读报看新闻，还在关心国家大事。人生有限，相聚无多，没事时我就去陪他摆摆龙门阵。

老年人都喜欢怀旧，我们除了聊家庭、聊亲情、聊养生外，主要听他聊他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和解放后参加工作之后的工作情况。在闲聊中让我知道从解放初到上世纪末，凡古蔺县内修建的每一座水库、每一条大堰都留下了他的脚迹和汗水，谈到他在这些工程中的经历作为，他浑浊的目光会充满神采与光芒。

慢慢地，我感觉到他的人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和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从他一生平凡的工作中反而显示他不平凡的人生道路。我想我们伟大祖国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今天的繁荣富强，正是有像他这样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爱岗敬业劳动者的默默无闻和共同努力，才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我想把幺舅的一生书写出来，以激励年轻一代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勤奋工作，为在本世纪中叶将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整理者陈炯章与幺舅合影

1

苦难童年

他于1929年10月25日出生于古蔺县观文镇复兴村一个叫丫叉坡的农民家庭。由于地区条件差，家庭弟兄姊妹多，虽然他是家里五姊妹中的老幺，但由于家庭贫穷，5岁还未到就随父亲及大哥二哥到离家70里外的大村丰水岭租地主罗光斗家土地耕种，靠生产收来的粮食对半平分而生活。在丰水岭仅住了3年，因那时国民党抓壮丁去当兵抓得很凶，他们又是外乡人，只好又回老家生活。

他从大村回来刚好8岁，外公考虑到他年纪太小，还做不成农活，而且一家人都没文化，还是需要一个读书人，于是便送他进学堂去读书。那时观文还没有公办学校，只有私塾学堂。他先后在本地、佑子土、方家寨辗转三地四间学堂读了6年私塾。还没到15岁，他的大哥曾国银因病身亡后，家中只有二哥一人做生产，没钱再送他继续读书，只好辍学回家。他回家后农忙时跟着二哥学做农活，农闲时就跟着那些大哥大叔们去当背二哥找钱来贴补家用。

第一次当背二哥是与族中的两位大哥曾国彬、曾泽香一起背黄豆、酒米、山烟、辣椒、磨玉片去叙永卖。因他背的辣椒是柴火炕的，阳尘太厚，卖不出去。幸有栈房老板何二伯娘看他可怜，请一位姓肖的伯伯帮忙，叫他去河里把阳尘洗掉回来再炕干后才卖出去。寒冬腊月，河水冰冷刺骨，他含着眼泪把辣椒洗完双手已冻成十个红萝卜。这次叙永之行的结果只买了4斤盐巴回家过年。

最难忘的一次是与族侄曾庆南去扎山坝背沙锅到观文来卖。因是冬天，天冷路滑，背到赵家沟，脚下打滑一筋斗掉到沟里，沙锅打烂，只好垂头丧气的背着空背篼回家。

最危险的一次是17岁时，他和乡邻罗洪久一帮人去云南卖丝帕换大烟。到了云南的扎西县城卖了丝帕换了大烟，当晚住在王森顶家，听说土匪要来扎西城头抢劫，大家商定晚上趁月光离开扎西到城外去歇。第二天下午走到一个叫做斑竹沟的地方碰到土匪，他们身上的东西全被搜光，土匪将他们一行7人捆绑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直到第三天中午，幸有罗洪久力气大，将捆绑他的马桑树连根拔起，又用嘴巴解开一人的绳子，这样才一一得救。到当地保长马明聪家报案，他说没办法解决，叫他们找乡长。他们一看没办法，只好就此分散，他和罗洪久在附近无亲无友，只好沿路讨饭回家。

当然偶尔也有高兴的时候。他16岁那年冬天，常与罗大炳、周少清两位大哥去白沙果底背柑子回观文来卖。有一次在果底桥上，碰到贵州独山一位姓付的老板，因日本人打到独山后，带着全家四口人到四川来避难。该老板很有钱，现金就背了几大筐，象书一样一捆捆的，他与妻子在银屯垇口走错路，一个走马嘶，一个走白沙去了。该老板带的四位随从都别有手枪，要去马嘶曾庶凡家避难，见他们三位是下力人，就请与他背孩子、背东西。那时从果底背柑子到观文来卖，背一趟柑子卖完要十几天，只能赚800元钱（老币）。给付老板背东西背孩子到马嘶，虽然又苦又累，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连夜连晚不停歇地走，天亮赶到马嘶时，衣服上都结了一层冰。但老板很大方，每人给了他们1200元（老币），让他们到家高兴得整夜难眠。

除了到叙永卖老家的特产，到云南做丝帕换大烟的买卖，到果底背柑子来观文卖之外。他还和其它大哥大叔们从观文背红糖、柑子到石宝的长坪、龙南寨卖；从石鹅场买丝帕到贵州龙场营换大烟，再背到贵州二合树去换成土纱布然后背到清池牛困塘等地换大烟等。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为生活的油盐柴米操心劳累。

2

走出农门

1949年12月古蔺迎来了第一次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随后因国民党溃败下来的军队和地方武装及土匪勾结一起把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和驻军赶出古蔺。到1950年6月，解放大军到来，才把盘踞古蔺的国民党残余一网打尽，重新建立人民政权。随后解放军深入到全县各乡镇，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由于他人年轻，又读过几年书，所以在选举会上被选为复兴村农会文书，从此成为公家的人，走上了一条充满光明的革命道路。

那时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很多工作都尚在摸索之中，但老百姓的革命热情无比高涨，很多工作都搞得轰轰烈烈，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作为村农会文书，工作纷繁复杂：如给外出的村民开证明盖章（相当于今天的通行证，否则在外会寸步难行）；到村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土匪到农会登记自新；组织群众开展保家卫国运动；配合解放军到云庄、纳羊庆等地运粮，组织群众抬猪送信到古蔺；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工作等。虽然工作很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起早摸黑，而且没有什么报酬，但心情很好，激情高涨，天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土改结束后，由于他工作努力，领导交办的每项任务都能圆满完成，所以组织上安排他到观文乡负责办公室工作，后来观文乡改为观文区后，他仍留在区办公室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1966年初，古蔺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大力发展水利事业，要求每个乡都要修一个山湾塘来缓解古蔺十年九旱的自然灾害。于是当年正月组织上派他到古蔺学习修山湾塘、渠堰，回来后立即组织各乡修塘。各乡修了山湾塘之后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小的局部的旱情，但遇到大的旱情，山湾塘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县政府又组织人员到泸州学习水库测量和大坝设计。他被抽调到泸州水电校通过三个月的突击培训后领了结业证书回到单位，立即被通知到县农水科报到。县农水科在全县共抽调6名专业人员组成水库大坝勘测队，有王刚、张菱刚、肖仁惠、何付安、陈得舟和他6人组成，何付安任队长。

按县里的决定，每个区都要测一个水库来搞点，水库选址都在深沟野外，那里很多地方都没通公路，测绘的工具又多，每人都背一大包袱，除了各种工具仪器，还要自带生活用品。下乡交通基本上都靠步行，住的都是农民家。有的农民家床铺都没有，只好借用主人家斗腔放在堂屋里睡觉，夏天任凭蚊虫叮咬，冬天冷得难以入眠。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解决，生一顿，冷一顿，反正以吃饱肚子为准，有时十天半月都不沾油腥。

家人合影

3

忘我工作

他们这个勘测队从城关镇的半沟头水库开始勘测起，先后勘测了护家上坪、龙山子槽沟、皇华黑竹林、大村自强、石宝火马、石鹅大坝、万寿红永、小水观庄、柏坪烂坝等水库，后来又组织打通长550米的马嘶上峰洞和长250米的观文鱼洞。他们那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坚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停工作，直到完成以上工作回县头汇报后才给他们放15天的假。

休假回到单位，张菱刚、肖仁惠因吃不消这样的苦，申请当老师去了，其他三位同志也不愿再下去了。县头只好安排安华彬陪他去勘测赤水河，他们从鸡鸣三省源头测起，一直测到摩尼中沙、白沙纳盘的庆山脚下，一是线路太长，二是人员太少，所以给县头汇报后只好放弃。县头随后安排他们沿赤水河调查没有大水库的乡镇，他们从现在叙永摩尼的太康、麻城、普站、观兴进入现在尼摩的中沙、马蹄的纳盘，经马蹄、椒园、新马，一直到石宝的高家和丹桂的金华。后来因单位人手紧，安华彬也抽回单位了，组织上只安排他一人去勘测，所到之处由乡上安排农民帮助勘测。由他一人勘测的付春、锅圈岩、鱼塘河、板厂、三岔河这几条大堰都修建成功，现在大都还在使用。只有马湖堤和红旗大堰在施工中死了3个人才停了未建成。

后来他们的勘测队又先后勘测和指挥修建了观文、水淹凼、关田坝、白杨湾、石滩沟、林家沟、幸福、沙田、六家沟、回龙塘、石坝共11个水库，先后勘测和指挥修建了红岩大堰、锅圈岩大堰、双河水库、红龙水库等。最艰苦的一次是由他一人去勘测彰德乡的大烂坝水库，水电局安排彰德乡陈仕维书记带8个民工陪他一起去勘测。大烂坝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解放初公安局组织劳改犯人烧钢炭的窑子，他们就住在这个窑子里。他们在窑子里安顿下来后去坝子里检查，只见坝内到处都是烂包（沼泽地），人走在上面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他们检查一遍即开始勘测工作，工作十分艰苦，要先请民工用砍刀砍出道路，他们才能开展工作，所以工作进度相当缓慢。而且带来的食物有限，特别是蔬菜很少，只好每天派人四处去采摘野菜，因是原始森林，森林里春笋、蕨菜、蘑菇很多，才勉强生活。经过15天起早贪黑的勘测才完成任务。

稍作休整后，水电局通过排查只有丹桂没有大水库，县领导又安排他和唐泽恩局长、孙正礼3人到丹桂调研，看看是否可建水库。他们到了丹桂的老江沟，了解到老江沟是个修水库的好地方，而且该水库修好后，大村、复陶、二郎三个乡都能受益。于是县水电局组织这几个乡的领导到大村区公所召开联席会议，并一起步行到老江沟（双河塘）查看地形。但由于这个地方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看不清楚整体情况。唐局长派孙正礼回县城找档案馆借航测仪，到局头带两部水平仪到双河塘查看等高线。然后分成两组，唐局长带孙正礼，大村乡书记郑运阳从双河塘测起，他和大村区委书记邱怀埔，二郎乡书记范世生，从复陶乡火石村降低10米起点线测起。经过近一个星期的艰苦工作才完成任务到大村区公所汇总，最后在大村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修建双河水库。

之后，水电局又开会决定派他和张定泽、唐银彬、李少云、陈得舟5人组成调研组到贵州省湄潭县参观学习高扬程水轮泵串联安装技术。回来后先在太平区九龙乡九溪口搞点，然后在全县铺开，他则负责全县水轮泵安装的检查工作，一个星期巡回检查一次，通班车的赶班车去，没通班车的地方只好走路去。

在上世纪全县的水库建设中，几乎每个水库都留下了他工作的痕迹。修护家玉龙水库，他负责收方单据的验收签字，每月到水电局财务上结一次账。有护家街上的民工仿单造假冒领工程款，经指挥部组织人员核查，他签的名曾国常三字点划分明，而假单据上的常字中间少了一个口字，于是指挥长王新政派民兵把护家街上的几个民工一起送到县公安局，这些人点头承认退钱，这件事才算了结。

在观文水库蹲点施工一年，到白沙电站买常用铜线回来作索道空运石料；到宜宾珙县巡场煤厂购买废旧钢轨、钢车回来运输材料；又到成都市第五招待所找观文老乡彭云坊所长援助一部小四轮汽车回工地运送物资。从而减轻了民工们的劳动强度，加快了施工的进度。四轮车从成都开到观文街上，没有公路到不了工地发挥作用，乡上资金缺乏，他又出面从水电局财务上借到一万元，用于购买钢钎二锤及其它工具来修公路。但民工们把炮眼打起，却无爆炸物资，他又和区委书记魏正华一起到宜宾地区找水电局王少基局长还是不能解决，又想法找了宜宾地委秘书涂道群引荐，最后找到地委冯正伍书记才得到二万元的补助资金回县头来买回雷管炸药，从而保证了施工所需材料修通了观文街上到水库的公路。

……

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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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火队员”

古话说“打不湿的古蔺，晒不干的永宁”，说明古蔺历来就是一个干旱严重的地方。所以一到春夏之交：抢水整田和盛夏灌溉用水的高峰时期，农村到处都会发生用水纠纷。一旦发生这种纠纷，水电局的领导就会想到他，因他出生农村，熟悉农村情况，加上他能说会道并有多年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所以他几乎成了水电局处理这类问题的“扑火队员”。

石宝区杨柳村和上堡村原有一股沟水，解放前属杨柳村一村独用，解放后上堡村要求共用这股水，于是发生了彝汉两族的群体斗殴事件。石宝区委处理不了上报县委，县委又把这个问题交给水电局出面协调处理。县水电局只好把这件事交给他去办。他先去县档案馆找到处理这类问题的中央相关文件，带上文件到石宝，与区委和乡村两级干部一起组织两村群众代表开会，先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再根据自然环境及历史成因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双方协商同意达成协议，最后在他的监督下，请铁匠打分水铁按四六分水使用，妥善处理了这件水事纠纷。

原护家公社凤田村和桂香村因老堰用水发生纠纷，双方组织几百人在沟内打群架。护家公社处理不了，打电话向县政府汇报，县政府通知他陪水电局韩永贵局长一起去处理。他们到护家公社与余泽伦书记了解情况，然后由他提出先解散群众，再由各村选出一位村干部代表、组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第二天到公社协调处理。在第二天的协商会上，在双方各抒己见的情况下，最后形成按各村田亩数划分用水时间形成决议，双方签字画押，从而平息了这场争水风波。

他还先后参与了石鹅公社与菜板公社共修大坝丰收水库占地纠纷和铁厂公社关口村田坎上生产队与白泥公社文星村用水纠纷打架等案件的处理工作。

那个年代除了用水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外，兴修水利工程由于都是土法操作，安全措施差，所以也经常发生安全事故，一旦那个工地发生安全事故，县头在处理这些事故时也要通知他参与。

德耀区柏坪公社修黄毛岗大堰，民工们用自己生产的黑火药爆石头，晚上收工回家后，将火药装进坛子里放在工棚楼下，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火药爆炸，因民工们都住在楼上工棚，结果16位民工全部被炸死和烧死。因事故重大，上报地区和省政府，等待他们下来处理。县领导安排他和柏坪村支书留下来保护现场。他俩就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坐了一天一晚，由于那里远离乡场，荒无人烟，所以不吃不喝，一直等到县地省三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来现场勘察处理后才一起离开。

在修建护家玉龙水库时，某夜因水库指挥部办公室人员听错电话决策失误死了4位民工，电话打到县政府，晚上11点过，县头才通知他和王安卓与罗坪股长陪罗光照县长去处理这起事故。他们到了事故现场看到情况比较复杂，束手无策。罗县长安排王安卓去石屏磺厂求助，磺厂的救护人员来看了也没办法，只好留下他一人在那里看守现场。后来报经宜宾地委找了荣昌矿山救护队来人才把4人的尸体弄出来。死者家属又哭又闹，林少祥指挥长都不敢出面，县头就安排他一人处理，他和这4位死者家属座谈了几天几夜，最后由政府每家出了一千元钱的安葬费，使该事故得到妥善处理。

1966年省委在摩尼区召开万人会议，听省委李井泉书记电话录音讲话。一万多人只准进不准出，结果当场踩死了海丰公社的一名妇女干部，结果还是由他陪杨明光县长一起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他还先后参与了老鹰岩大堰事故和新马红旗大堰等死亡事故的处理工作。

出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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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受屈

1957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他当时在水电局分管观文、龙山两个区的水利补助费。所以县委三反工作组的人认为他有贪污，将他带到古蔺城郊枣林村龙塘关押26天，被大会小会批斗数次。但因当时经费管理严格，每笔经费的支出均由各水利工地写出申请到公社和区政府书记签字确定金额，领款人亲笔写领条加盖私章后才到银行取现金来分放。所以经专案组到各工地、公社、区政府和银行进行一一核对后，证明他在经费问题上无任何差错，于是在有关会议上由县委书记当众宣布经专案组认真核查曾国常无贪污问题，审查结束，继续回原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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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余热

春运火车票今日开售

1982年享受提前退休政策，离开了他热爱一生的水利事业工作岗位，退休后因双河水库修建人手不够，水电局又聘请他到双河水库帮助协调采购物资和后勤工作。双龙高架渡槽施工需要5吨沥清，局领导派他从县委开介绍信到宜宾地区物资局，批转到四川省煤田局，最后批转到内江石油公司。在内江石油公司开了货单到煤家山仓库没有货源，经煤家山仓库经理介绍问路到河东仓库。来到河东仓库找到经理，经理听说他是古蔺的，说他们仓库需要一批工森棒（3尺长的圆木棒），古蔺有个伐木场，是否帮助解决一下。他立即在经理办公室给县委书记王开业打电话，王书记立即通知红龙水库民工完成这个任务并将木棒第二天运到古蔺木材公司。第二天经理派车将沥清随他送到双河水库工地，同时派人随他到古蔺运回他要的工森棒。在装工森棒时，他们为了感谢河东仓库的经理和主办会计，送了他们每人两块做家具的杂木方子，经理和会计都很高兴，还为他们免去了运费三千元。

那个年代，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兴建水利工程，爆炸物资十分紧缺，古蔺那么多水库大堰同时在修建，需要大量炸药。县水电局通过打听省内及邻省都没有货源，后来打听到河北石家庄有货源，于是县委委派他专程去办此事。他独自一人到石家庄将50吨炸药通过火车运到隆昌后，在隆昌汽车运输公司等了一个星期都派不到车，每个师傅都说古蔺的路太烂不愿来。后来他只好打电话与王开业书记请示，王书记说古蔺车辆太少，也不能派车，叫他去找隆昌县委支持。最后他厚着脸皮到隆昌县委去请求，第二天在隆昌县委的支持下才将这50吨炸药安全送到古蔺。

水利工程离不开大量水泥材料，那时古蔺尚未建成水泥厂，附近县市也没大型的水泥厂，县委又只好派他到宜宾去采购水泥。他凭古蔺县委的介绍信到宜宾地区物资局把出货票开到珙县巡场水泥厂，但买水泥的单位太多，三天都排不上号。有个工人给他说，你不搞点小动作，可能十天都轮不到你。于是晚上给管事的人送去一条香烟，第二天才把古蔺开的水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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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家园

解放前，由于他们家地区条件差，家庭很贫穷，房屋破烂不堪。1952年在实在不能居住的情况下，在他二哥的主持下新修了住房。房子修完后分家时，他只要了一间半房，其余的包括厨房和猪牛圈全部给了二哥。1953年，他才凑钱自己修了厨房。1957年大跃进全民炼钢的时候，由于爱人被抽去挖矿，然后又分到龙山修龙观公路，家里无人看家，家具全被拉去打烂来炼钢铁。1961年食堂下放回家，家里板凳都没有一条，第二天，他才去杨维升家买了4条板凳回来坐。铁锅也被收去炼钢铁了，那时物资十分紧张，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最后找到时任观文区供销社主任的曾勋开后门才买到一口铁锅来煮饭吃。1963年，因1957年修的厨房质量没把好关成了危房，又请人重修了厨房，新建了猪圈，并陆续添置了家具，这样才勉强有了个家的样子。

因为他家住房边远，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不方便，每天出工都要走一两公里路。1975年打起报告经生产队、大队签字并到公社审批后搬到群众居住集中的沙土头新建土木结构瓦房3间，从而才彻底解决出工难的问题。修这座房子需要许多木料，因当时他正在负责观文文化电站的修建，按政策规定该电站只有70kw，国家补助只有一万元，但通过他的努力，为他们争取到两万元补助。当时观文公社的王安金书记很感动，听说他家里正在修房子差木料，即找该大队支书商议，为他解决了建房所需的大部分木料，并派群众按所需尺寸下材给他送到家里。当时民乐公社也在修跳登河电站，也是他在负责，民乐公社的闫登武书记听到观文文化村送木料帮助他修房子，也与罗先镇书记商量按观文给的数量组织群众给他送来了木料，只是民乐是由他去林业部门办的手续，上了35元的税。在两个公社书记的支持和两村群众的大力帮助下，一楼一底的3间土木结构的新瓦房很快落成，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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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尽孝

他父母去世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两位老人的安葬都是草草了事，连钱纸都没烧一张。虽然他受党的教育多年，也算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自己的老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常常心怀歉疚。直到1987年，党的政策逐步放宽，他在双双河水库结束工作第二次退休回家后才请先生为父母做了道场超度他们的亡灵，而且还顺便把大哥、二哥、三嫂的斋事一齐做了，没要他们的子女出一分钱。第二年又是自己一人出资为父母包坟立碑。随后，为了减轻儿女们的负担，又出资为自己和老伴修墓，顺便为去世较早的大哥也修了墓。

他退休后听说入川一世祖的墓被盗，主动站出来组织族人前往勘察，结果一世祖、二世祖的4所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让先人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带头并组织族人捐资修缮祖墓，并都打了水泥院坝。

进入新世纪，党和政府开始重视家风家教的建设，很多姓氏都在编修族谱，古蔺曾氏家族了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也参与到这场历经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来。他们曾家于清朝晚期在曾国藩的主持下统修过曾氏宗谱，他听说该族谱出版后，曾送了一部到马嘶曾庶凡家，又听说解放初作为大地主的曾庶凡被抄家后，这部族谱被曾昭齐收藏。他便约上白沙医院退休的曾宪行和马嘶的曾宪文一起去寻找，虽然族谱被找到，但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有些损坏，于是他们几人出资重新复印了十部，按观文曾氏分家房分发到白沙、铁厂、高家、回龙场、摩尼及贵州大方、赤水、龙场营等地。

后来在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香港特首曾荫权、香港首富曾宪梓的倡议下，全国各地曾氏后裔掀起了编修族谱的高潮。在他和曾万鸿、曾勋等老族人的倡导下于2014年在古蔺县城召开了第一届曾氏宗亲联谊会，参与人员212人，选出了古蔺县曾氏宗亲联谊会和曾氏文化研究会的第一届理事会。由曾权、曾武常为经理，曾绍强为会长，曾凡宣、曾祥钦、曾凡杰为秘书长，曾祥权、曾凡杰负责财务，发起倡导的3位老族人为顾问的常务理事会。随后发动全县曾氏族人捐资修谱，通过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的共同努力，终于在2016年完成修谱工作，共印了550部族谱，并在当年举行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发谱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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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家风

曾氏家风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500年前，作为孔子弟子儒家代表宗圣的曾参，倡导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独慎”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特别清朝晚期的曾国藩更是将曾氏家风演译得几乎尽善尽美，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他在水利战线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经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但从来没有站错队，犯过错，受过任何处分，这对于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是屈指可数的。我认为这是与他受曾氏传统家风的传承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修齐治平”和“内省独慎”的修养，在那个特殊年代要作到独善其身是很难的。

他在那个年代常年在野外工作，十天半月都难回一次家，有时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使良好的家风代代相传，使子孙后代受益匪浅。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儿子都献身古蔺的水利电力事业，而且都是中层干部，都是所在单位的业务和技术骨干；三个女儿，二女庆荣，现任珠海喆啡酒店常务副总，幺女庆芳，现任珠海天章集团人力资源总监；虽然大女缺文化没有参加工作，但她的三个儿子都很优秀，大儿子在广东东莞自主创业开公司，二儿子和幺儿分别在澳门和菲律宾工作。6个子女和10多个孙子不管在什么行业，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爱岗敬业的好职员。我想这一点更是我们很多干部家庭值得学习的地方。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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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晚年

鉴于他为古蔺水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1987年4月，在他正式退休五年后经水务电党委研究决定推荐上报被评为国家水电部表彰的先进个人，获得了水电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勋章，这种殊荣可能在许多行业和部门都是极为罕见的。

奖章

2010年秋，在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古蔺县老干局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老劳模40人到上海世博会观光旅游，他有幸位列其中。在这次观光旅游中，他除了参观了世博会的场馆和上海的几个著名景点外，还先后参观游览了杭州西湖、浙江武夷山、河南红旗渠、太湖、京杭大运河、江西张天师修道庙宇等景点。

他是一个闲不着的人，退休以后先在观文老家居住，因为他除读书看报以外，不打牌、不喝酒，所以他重操旧业，通过劳动生产来健身养老。后来年纪大了在子女们的劝说下才到县城生活。到古蔺定居生活，他每天除了上午和傍晚陪老伴散散步之外，更多的时候就是在家看书报、看电视，或者写写字。有时也和老伴一起去珠海过冬天，偶尔也回观文老家避避暑。几年前老伴去世了，孩子们为他请了一个护工来陪他照料他的生活，虽然现在他因下肢瘫痪了不能外出行走，但他在家里仍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收看各种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常给孩子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代人，经过新旧社会两重天，感谢共产党，才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感谢改革开放，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晚年。希望你们要学会知足、懂得感恩，听党话，跟党走，永远做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我想：幺舅家的良好家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廉洁自律的思想作风，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将激励子孙后代，代代相传，永泽后人。

注：本文根据曾国常自述材料整编。

文 | 陈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