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是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实的团体，多见于英美法系国家。他的核心是普通市民作为陪审员，在审判中对判断犯罪是否成立起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目的是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犯罪案件：橄榄球明星、演员兼体育评论员辛普森被指控残忍地谋杀了与他不和的妻子和一位男性熟人。起诉者认为证据确凿：辛普森的行为属于长期虐待配偶和暴力恐吓。血液检验证实他的血液出现在犯罪现场，而受害者的血液出现在他的手套、汽车甚至欧式的袜子上。在谋杀案发的当天晚上，他开车离开，以及当要逮捕他时他的逃跑，都恰好说明他很符合罪犯的特征。
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认为，种族偏见可能会干扰那些声称在辛普森家里发现了带血手套的警官；他们还认为，辛普森不可能接受公正的审判。因为法庭的审判人员中有10位是女性，她们不会友善的对待这个涉嫌虐待妇女和谋杀妇女的人。而审判人员带有偏见的指示也会对陪审团产生不利于辛普森的影响。
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陪审团推翻了对辛普森的指控，辛普森无罪获释。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索陪审团做出这个判决的秘密！
从心理学上看，人都是带有偏见的。在做出判断时，不仅依靠事实，还依靠自己的偏见。所以心理学家在研究陪审团的多项判决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在很多时候，陪审员很少会给他们有好感的人判刑，或者很少宣告他们不喜欢的人无罪。
被告长得是否漂亮或是否英俊在很多时候会起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证据不足或者模糊的时候。BBC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大型心理学实验，他们给出了一个关于盗窃案的模糊证据和一张长得没什么吸引力，鹰钩鼻，小眼睛的人的照片，结果有41%的人判断他是有罪的；而当实验人员换上另外一张长着一张娃娃脸和大大的蓝眼睛的人的照片时，只有31%的人判断他是有罪的。而辛普森那样的人，恰恰是一个英俊的家伙。
被告与陪审团是否具有相同的观点、种族或者性别也会起关键作用。因为我们习惯于对一个我们认同的被告更有同情心。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犯罪，那么很可能认为那些像我们的人也不会犯罪。在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有四个白人警察暴力虐待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罗德尼金，而且整个虐待的过程都被摄像头拍了下来，但是在法庭上由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仍然宣判四个警察无罪。而辛普森的陪审团是怎样组成的的呢？12名陪审团是由十名黑人、一名白人、一名西班牙裔组成。而辛普森恰恰是一名美国黑人。
陪审团的理解能力也会对案件的判决产生重大影响。法律的语言是专业、标准、抽象的，而有些案件的案情和证据也是复杂的专业的，这就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陪审员们构成一次重大挑战，而留给陪审员的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要去理解复杂、专业、抽象的法律和案情，绝对是一件可以烧坏大脑的工作，于是，人的大脑本能的为陪审员就打开了想象的翅膀，编织了一个令所有证据都能说得通的故事来拯救陪审员，更有甚者陪审员有时会直接求助于自己的直觉来做出判断。在对菲律宾前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克思的贪污案的审判中，面对检方提供的伊梅尔达所做过的极为复杂的资产转移手段和货币交易过程，陪审员完全听不懂的，于是他们转而从直觉上评判这个女人，伊梅尔达貌似虔诚的形象拯救了自己，最后陪审团竟得出了无罪的结论。而辛普森杀妻案中，原告的律师认为血液测试结果显示的推断是99.5%概率的证明辛普森就是凶手，而辛普森的律师则认为根据这一概率，应该是洛杉矶800万人中的4万个同样血型中的某一个是凶手，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搞不清楚的复杂概率问题，你能保证陪审团就能做出准确判断？
通过以上分析您还会觉得陪审团真的能够像电影中那样绝对保障公民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吗？
正是由于人天生就不可避免的偏见和理解力的局限，这为聪明的律师们提供了广阔操作空间，有经验的律师们通常运用以下三个方法去影响陪审团：
首先，这些律师们会雇佣社会心理学家，通过设置一些问题，巧妙的运用陪审团选择法，排除掉对自己委托人有不利偏见的陪审员，使整个陪审团在貌似公正的情况下明显倾向于自己；
其次，在上庭前，律师会委托专业的形象设计师为自己的委托人做形象设计，务必使委托人在陪审员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
最后在庭审过程中，有经验的律师为了让陪审团对案件的解读有利于委托人，他们通常会精心的设计案件陈词，采用故事性的叙事手段，介绍委托人的人生经历，案情的经过，主动协助陪审员将所有证据构建一个有利于委托人的故事，从而最终引导陪审团所作出有利于委托人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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